就学于云南讲武堂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于1897 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父亲叶钻祥，一生以小商为业，兼做为南洋华侨捐钱送物的“水客”，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母亲陈秀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设法送叶剑英入学读书。少年叶剑英热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和穷孩子们一起上山拾柴、割草。他用功读书，才学出众，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
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叶剑英受进步青年教师的影响，带头剪辫子。还在校长带领下，参加制止潮州清兵 (“潮勇”) 抢夺百姓财物的事件，锻炼了敢于反抗腐恶的性格。
1912年秋，叶剑英从三堡学堂毕业，进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第二年，他和部分老师一起参加创建梅县私立东山中学。在这所新学校里，他发愤求学，博览群书，阅读了 《战国策》、《三国志》等大量历史书籍和古典文学作品。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登上魁星楼，朗诵岳飞的 《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 ，吟诗作赋，述怀言志。在学校后山的“油岩”上，曾题写过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①他连续两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领导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文研究社、数学研究社、理化研究社等组织，开展各种学习活动。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叶剑英为《毕业同学录》撰写序言。他写道： “声华之友，以利相交，见利则争先，利尽交疏。道义之友，团结不懈，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他日东西异地，南北异途，显晦异时，荣枯异遇，回忆东山风雨，渺若江河……”②
1916年春，叶剑英随父远涉重洋，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投靠先期出洋的几位伯父谋生。适逢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代表赴南洋宣慰华侨，并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讲武堂免费就学。叶剑英报名考取，并于1917年夏回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即云南讲武堂)炮科学习。他关心时事，注重学习孙文学说。那时主办云南讲武堂的唐继尧，常到学校演讲所谓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叶剑英听了不以为然，当场问道：“请教督军，王阳明的学说，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有何异同?”唐继尧支吾其词。叶剑英在军事上，勤学苦练，进修炮兵课程，还练就一手精湛的劈刀技术。讲武堂有一名日本教官，常找人比试劈刀，目中无人。叶剑英决心挫败这个骄矜的日本人，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练习对劈。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之后，在一次比武中，终于战胜了这位日本教官。事后，这位教官将自己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
追随孙中山，护卫孙中山
1920年夏，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孙中山巳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所排挤，去了上海。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梅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他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在军政府副官处工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 ，叶剑英为大总统随员，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登“宝璧”舰，又改乘“永丰”舰(后称“中山”舰) 前往黄埔。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宝璧”、 “豫章”、“楚豫”、“广玉”等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挺进，炮击叛军据点。战斗中，叶剑英所乘 “宝璧”舰中弹，情况危急。但他沉着勇敢地指挥士兵向叛军猛烈还击。各舰进驻白鹅潭后，遭到叛军鱼雷袭击。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在孙中山蒙难50 多天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亲率士兵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孙中山离粤后，叶剑英避居香港。1922年秋，他得知北伐军许崇智率部攻陷福州，立即前往投军。10月，孙中山电令入闽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叶剑英被派往第八旅任参谋长，随同旅长张民达第二次入粤作战。攻克广州后，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大元帅大本营 (即大元帅府) 。1923 年8月，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第八旅，在孙中山的指挥下，攻打惠州，频繁战斗，屡立战功，在反攻泰美之役中重创敌军，受到孙中山的赞许。
1924年初，中国革命迎来了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原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张民达、叶剑英分别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和参谋长。叶剑英应廖仲恺之邀，参加筹办黄埔军校。他参与了制订计划、编写教材、布置校舍、招考学生、聘请教职员工等项工作。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学科的教授，并亲自讲授兵器学。由于他学识深厚，精于炮科学军事技术，勤奋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叶剑英奉命返回二师，参加平定叛军林虎的战斗，取得胜利。不久，建国粤军第二师奉孙中山之命，成立一个独立营，设营于香洲 (原属中山县，现为珠海)，配合黄埔军校培训下层军士。叶剑英被廖仲恺推荐，兼任该营营长。他热情地担负起新的任务，精心筹划，招募兵员，组织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营从无到有，发展到八个连队， 900余名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大为长进。随后，独立营扩编为新编团，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他还时常到军校去讲课，奔走于广州、香洲之间，为培养国民革命的军事人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参加东征、北伐
1924年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救粤军总司令”，率部进犯广州。
广州留守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决定讨伐陈炯明，并于1925年2月1日，开始第一次东征。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部队有粤、湘、滇、桂等省联军，主力是作为右翼军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在粤军第二师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全力投入了东征作战。
粤军第二师受命为东征先头部队，于1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张民达、叶剑英率全师官兵英勇奋战，连战皆捷，于2月10日进抵淡水城郊。
叶剑英了解到，城内叛军熊略等部约4000人，企图固守待援。他实地勘察地形，发现淡水地势险要，并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胜。他和张民达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赶到平湖右翼军司令部，商讨了粤军第二师协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月13日，向淡水城发起攻击。张民达、叶剑英身先士卒，配合学生军勇猛攻城，于15日晨进占淡水。敌人猛烈反扑。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蒋介石惊慌失措，下令撤退。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坚守在城内，率警卫连反击，歼敌300余人，稳住了阵脚。
叶剑英两次跑到北门，找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通报敌情，商议共同迎击右翼来犯之敌。打退敌人反扑后，淡水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使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攻克淡水后，张民达、叶剑英按照东征作战部署，率领第二师部队迅速向潮汕进军。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乘敌喘息未定，连日衔尾猛追，于2月底攻克了海丰城。接着乘胜追歼残敌，直抵汕头，又进占兴宁、梅县地区。敌军逃离广东，窜入闽赣边界地区。第一次东征遂告胜利。
粤军第二师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命兼任梅县县长。
3月下旬，粤军和黄埔学生军陆续来到梅县，发动和组织工农革命运动。叶剑英亲自到东山中学、丙镇中学、学艺中学、宣传革命形势，宣读孙中山的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勉励同学们发奋读书，为中国革命献身。
叶剑英在梅县执政期间，常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情，革除官府弊端。县府有个办事员，协助叶剑英料理梅县日常政务。有一次，叶剑英到下面访问，乡亲们对他说，这个办事员挪用公款，准备盖房子。他回县后立即召集县府有关人员，讲明新政府人员要革除时弊、廉洁奉公的道理，并责成那个人马上将公款“端回来”。梅县王寿山庙里有个勾结官府欺压民众的和尚，听说县里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三百块光洋行贿。叶剑英说： “金钱买不动我的心! ”悉数退回银元。接着，根据群众揭发的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他拒绝亲属求情“当差”; 清理了旧官府的一些错案，为民伸冤。有一次，他在街头发现有的士兵压低粮价买粮，便亲自带卖主到买粮的连队，按公平粮价，算还粮钱。这些事震动了梅县的父老乡亲，夸奖他是为民做事的“清官”。
正当东征军进一步巩固胜利的关键时刻，张民达师长不幸落水遇难。叶剑英离开梅县前去治丧。1925年4月25日，一小撮隐藏在香洲新编团的反动分子趁机发动了反革命兵变，杀害了比较进步的27名军官士兵。兵变后，凶手潜逃澳门。叶剑英闻讯，立即赶到香洲，收殓烈士遗体，并将叛乱者十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然后，火速返回第二师，率领部队参加平定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叛乱。同年8月，营建烈士墓、“赍志亭”于香洲狮山之阳，并作《赍志亭碑记》，记述了香洲兵变以及平叛始末，揭露了反动派策划的阴谋。“赍志亭”竣工后，叶剑英联合各界600多人举行追悼大会，并书写了著名的诗篇《满江红·香洲烈士》：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革命史，人湮没; 革命党，当流血。看欃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①
第一次东征后，广东大元帅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叶剑英仍担任新编团团长，同时兼任大本营暂编舰队副指挥官和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负责稽查香洲一线的过往兵舰和商船。他克尽职责，廉洁奉公，所得盐税款全部交公，用作军费，分文不私取。
1925年8月，廖仲恺不幸遇刺牺牲。叶剑英想到廖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和帮助，心情十分沉痛。他代表新编团全体官兵送了一副挽联： “念载尽忠党国宏济时艰赫奕大名满海内，崇朝遭阻云亡天柱遽折愁云暗淡笼羊城。”①不久，窜逃闽赣边界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清理廖案之机，再次窜回韩江，盘踞惠州。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0 月初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 (后改为党军第一支队) 参加这次东征，攻克惠州后，奉命率部留守惠州、博罗。
1926年7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初期，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和一师代师长王俊，吃了败仗。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进到城里，大发雷霆。后来听说王柏龄、王俊因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战斗失利，便特意召见叶剑英，并允许带佩剑进入总司令行营官邸。一见面，蒋介石便对叶剑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一时不摸蒋介石的底细，又想到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难于管束，便借口推辞②。后来，打下南昌，平定了江西省，组建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叶剑英被委任为该师师长。新编第二师经过改编，设有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叶剑英率领第二师从南昌移驻吉安。他为人和蔼可亲，豁达开朗，不但不克扣军饷，还经常用自己的薪水接济有困难的部下，深受官兵爱戴。
就学于云南讲武堂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于1897 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父亲叶钻祥，一生以小商为业，兼做为南洋华侨捐钱送物的“水客”，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母亲陈秀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设法送叶剑英入学读书。少年叶剑英热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和穷孩子们一起上山拾柴、割草。他用功读书，才学出众，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
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叶剑英受进步青年教师的影响，带头剪辫子。还在校长带领下，参加制止潮州清兵 (“潮勇”) 抢夺百姓财物的事件，锻炼了敢于反抗腐恶的性格。
1912年秋，叶剑英从三堡学堂毕业，进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第二年，他和部分老师一起参加创建梅县私立东山中学。在这所新学校里，他发愤求学，博览群书，阅读了 《战国策》、《三国志》等大量历史书籍和古典文学作品。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登上魁星楼，朗诵岳飞的 《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 ，吟诗作赋，述怀言志。在学校后山的“油岩”上，曾题写过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①他连续两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领导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文研究社、数学研究社、理化研究社等组织，开展各种学习活动。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叶剑英为《毕业同学录》撰写序言。他写道： “声华之友，以利相交，见利则争先，利尽交疏。道义之友，团结不懈，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他日东西异地，南北异途，显晦异时，荣枯异遇，回忆东山风雨，渺若江河……”②
1916年春，叶剑英随父远涉重洋，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投靠先期出洋的几位伯父谋生。适逢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代表赴南洋宣慰华侨，并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讲武堂免费就学。叶剑英报名考取，并于1917年夏回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即云南讲武堂)炮科学习。他关心时事，注重学习孙文学说。那时主办云南讲武堂的唐继尧，常到学校演讲所谓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叶剑英听了不以为然，当场问道：“请教督军，王阳明的学说，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有何异同?”唐继尧支吾其词。叶剑英在军事上，勤学苦练，进修炮兵课程，还练就一手精湛的劈刀技术。讲武堂有一名日本教官，常找人比试劈刀，目中无人。叶剑英决心挫败这个骄矜的日本人，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练习对劈。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之后，在一次比武中，终于战胜了这位日本教官。事后，这位教官将自己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
追随孙中山，护卫孙中山
1920年夏，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孙中山巳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所排挤，去了上海。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梅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他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在军政府副官处工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 ，叶剑英为大总统随员，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登“宝璧”舰，又改乘“永丰”舰(后称“中山”舰) 前往黄埔。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宝璧”、 “豫章”、“楚豫”、“广玉”等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挺进，炮击叛军据点。战斗中，叶剑英所乘 “宝璧”舰中弹，情况危急。但他沉着勇敢地指挥士兵向叛军猛烈还击。各舰进驻白鹅潭后，遭到叛军鱼雷袭击。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在孙中山蒙难50 多天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亲率士兵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孙中山离粤后，叶剑英避居香港。1922年秋，他得知北伐军许崇智率部攻陷福州，立即前往投军。10月，孙中山电令入闽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叶剑英被派往第八旅任参谋长，随同旅长张民达第二次入粤作战。攻克广州后，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大元帅大本营 (即大元帅府) 。1923 年8月，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第八旅，在孙中山的指挥下，攻打惠州，频繁战斗，屡立战功，在反攻泰美之役中重创敌军，受到孙中山的赞许。
1924年初，中国革命迎来了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原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张民达、叶剑英分别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和参谋长。叶剑英应廖仲恺之邀，参加筹办黄埔军校。他参与了制订计划、编写教材、布置校舍、招考学生、聘请教职员工等项工作。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学科的教授，并亲自讲授兵器学。由于他学识深厚，精于炮科学军事技术，勤奋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叶剑英奉命返回二师，参加平定叛军林虎的战斗，取得胜利。不久，建国粤军第二师奉孙中山之命，成立一个独立营，设营于香洲 (原属中山县，现为珠海)，配合黄埔军校培训下层军士。叶剑英被廖仲恺推荐，兼任该营营长。他热情地担负起新的任务，精心筹划，招募兵员，组织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营从无到有，发展到八个连队， 900余名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大为长进。随后，独立营扩编为新编团，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他还时常到军校去讲课，奔走于广州、香洲之间，为培养国民革命的军事人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参加东征、北伐
1924年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救粤军总司令”，率部进犯广州。
广州留守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决定讨伐陈炯明，并于1925年2月1日，开始第一次东征。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部队有粤、湘、滇、桂等省联军，主力是作为右翼军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在粤军第二师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全力投入了东征作战。
粤军第二师受命为东征先头部队，于1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张民达、叶剑英率全师官兵英勇奋战，连战皆捷，于2月10日进抵淡水城郊。
叶剑英了解到，城内叛军熊略等部约4000人，企图固守待援。他实地勘察地形，发现淡水地势险要，并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胜。他和张民达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赶到平湖右翼军司令部，商讨了粤军第二师协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月13日，向淡水城发起攻击。张民达、叶剑英身先士卒，配合学生军勇猛攻城，于15日晨进占淡水。敌人猛烈反扑。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蒋介石惊慌失措，下令撤退。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坚守在城内，率警卫连反击，歼敌300余人，稳住了阵脚。
叶剑英两次跑到北门，找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通报敌情，商议共同迎击右翼来犯之敌。打退敌人反扑后，淡水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使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攻克淡水后，张民达、叶剑英按照东征作战部署，率领第二师部队迅速向潮汕进军。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乘敌喘息未定，连日衔尾猛追，于2月底攻克了海丰城。接着乘胜追歼残敌，直抵汕头，又进占兴宁、梅县地区。敌军逃离广东，窜入闽赣边界地区。第一次东征遂告胜利。
粤军第二师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命兼任梅县县长。
3月下旬，粤军和黄埔学生军陆续来到梅县，发动和组织工农革命运动。叶剑英亲自到东山中学、丙镇中学、学艺中学、宣传革命形势，宣读孙中山的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勉励同学们发奋读书，为中国革命献身。
叶剑英在梅县执政期间，常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情，革除官府弊端。县府有个办事员，协助叶剑英料理梅县日常政务。有一次，叶剑英到下面访问，乡亲们对他说，这个办事员挪用公款，准备盖房子。他回县后立即召集县府有关人员，讲明新政府人员要革除时弊、廉洁奉公的道理，并责成那个人马上将公款“端回来”。梅县王寿山庙里有个勾结官府欺压民众的和尚，听说县里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三百块光洋行贿。叶剑英说： “金钱买不动我的心! ”悉数退回银元。接着，根据群众揭发的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他拒绝亲属求情“当差”; 清理了旧官府的一些错案，为民伸冤。有一次，他在街头发现有的士兵压低粮价买粮，便亲自带卖主到买粮的连队，按公平粮价，算还粮钱。这些事震动了梅县的父老乡亲，夸奖他是为民做事的“清官”。
正当东征军进一步巩固胜利的关键时刻，张民达师长不幸落水遇难。叶剑英离开梅县前去治丧。1925年4月25日，一小撮隐藏在香洲新编团的反动分子趁机发动了反革命兵变，杀害了比较进步的27名军官士兵。兵变后，凶手潜逃澳门。叶剑英闻讯，立即赶到香洲，收殓烈士遗体，并将叛乱者十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然后，火速返回第二师，率领部队参加平定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叛乱。同年8月，营建烈士墓、“赍志亭”于香洲狮山之阳，并作《赍志亭碑记》，记述了香洲兵变以及平叛始末，揭露了反动派策划的阴谋。“赍志亭”竣工后，叶剑英联合各界600多人举行追悼大会，并书写了著名的诗篇《满江红·香洲烈士》：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革命史，人湮没; 革命党，当流血。看欃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①
第一次东征后，广东大元帅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叶剑英仍担任新编团团长，同时兼任大本营暂编舰队副指挥官和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负责稽查香洲一线的过往兵舰和商船。他克尽职责，廉洁奉公，所得盐税款全部交公，用作军费，分文不私取。
1925年8月，廖仲恺不幸遇刺牺牲。叶剑英想到廖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和帮助，心情十分沉痛。他代表新编团全体官兵送了一副挽联： “念载尽忠党国宏济时艰赫奕大名满海内，崇朝遭阻云亡天柱遽折愁云暗淡笼羊城。”①不久，窜逃闽赣边界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清理廖案之机，再次窜回韩江，盘踞惠州。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0 月初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 (后改为党军第一支队) 参加这次东征，攻克惠州后，奉命率部留守惠州、博罗。
1926年7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初期，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和一师代师长王俊，吃了败仗。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进到城里，大发雷霆。后来听说王柏龄、王俊因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战斗失利，便特意召见叶剑英，并允许带佩剑进入总司令行营官邸。一见面，蒋介石便对叶剑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一时不摸蒋介石的底细，又想到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难于管束，便借口推辞②。后来，打下南昌，平定了江西省，组建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叶剑英被委任为该师师长。新编第二师经过改编，设有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叶剑英率领第二师从南昌移驻吉安。他为人和蔼可亲，豁达开朗，不但不克扣军饷，还经常用自己的薪水接济有困难的部下，深受官兵爱戴。
与蒋、汪决裂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每一个革命志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验。叶剑英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思索和抉择。那时，他作为一师之长，如果跟蒋介石走，可以做大官，发大财; 而要公开反对蒋介石，就有被砍头的危险。他想了又想，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 既要革命，就得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眼睁睁地看着四一二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怎还能跟蒋介石走呢!叶剑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右派的丑恶面目，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发出 “通电全国反蒋”电文，与蒋介石彻底决裂①。
叶剑英通电反蒋之后，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离开之前，二师的左派军官，以给师长祝贺生日之名，秘密集会，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不久，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举行了武装暴动。可惜这次武装起义，由于孤军无援，被蒋介石派兵镇压了。
叶剑英只身到武汉，投奔中国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他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早在1920年，他在广州就看过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宣传唯物主义的书籍，但同时也看过一些宣传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时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受到党的影响，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未被批准。到了1925年，在东征中，他见到周恩来，并与苏联顾问加伦和罗加乔夫共过事。以后又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借阅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进一步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更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信念。
叶剑英到武汉后，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朱德。他在席间慷慨陈词，激动地说： 有人问我反蒋图个什么?我说我反蒋不要什么东西，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当反革命，跑到我们枪口上来，是自己找打的。我们打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①!朱德对他的讲话，十分赞赏。
刚刚升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早年也在“援闽”粤军中任职，同叶剑英是老相识。这时，他雄心勃勃，急欲网罗将才，邀叶剑英到第四军军部工作。于是，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了第二次北伐。获胜后，从河南回师武汉，第四军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任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第四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最多，政治工作活跃。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比较好。叶剑英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多次向他们表示了跟随共产党革命的愿望。叶剑英恳切地向经常同他交往的一位早年入党的老党员提出入党要求。这位老党员同意介绍叶剑英入党，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 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吸收进党①。1927年7月上旬，党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②。为了保密，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后来，在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曲折艰难的道路说： “我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1924年提出入党的要求，没有批准。那时在蒋介石那里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1927年四一二以后，看到共产党的同志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心，又看到蒋介石那样反动，我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正式参加了党。”③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④叶剑英这两句诗总结了无数先进人物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他经受长期考验加入党组织的生动写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等召开会议，作出了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第四军，也来到九江。
此时，汪精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秘密开会，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连夜告诉了叶挺，并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他们坐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密商对策。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 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 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①。最后，叶剑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 “你们如有什么动作要告诉我。”② 会后，贺龙、叶挺立即按计划行动，使汪精卫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汪精卫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再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诉高语罕，说明敌人已经觉察他和廖乾吾的身分，劝他二人迅速离开九江。
八一起义后，张发奎奉汪精卫之命，召集黄琪翔、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已经撤离南昌的起义部队。叶剑英劝张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面临的战局，讲道：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③
叶剑英说的这些道理，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他表面上虽下令要部队追赶一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尾追叶、贺的计划，让黄琪翔率师朝着广东南雄分道前进。这样一来，减轻了敌军对南昌起义军的压力。
参与组织和指挥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这所学校改编为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 多名没有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进行“清党”。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支革命武装，他相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 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育革命武装。1927年9月底，叶剑英离开教导团，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进步组织被破坏，处于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领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他看到叶剑英到来，很高兴。尽管有人反对，还是留叶剑英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更加谨慎，暗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领导工作的黄锦辉，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向叶剑英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举行广东暴动的指示，交代的主要任务是： 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 加强对教导团的领导，准备好暴动的武装; 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壮大革命力量。黄锦辉特别嘱咐： 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伪装灰色，不能露出马脚①。
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遭到失败。周恩来、叶挺、张太雷、恽代英等相继转往香港。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赴香港，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意见。
遵照党组织关于准备好暴动武装力量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教导团在党的领导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党组织吸收了100 多个新党员。全团1300名学员和教官中，就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90%以上是倾向革命、同情工人阶级的②。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三个营长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各级领导中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工农兵革命同志会也扩大了。由于党的领导加强，“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削弱。教导团党组织经常派一些党员和进步学员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向革命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导工人纠察队使用武器。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战训练，并对全团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们学了打仗的本领，又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革命积极性越来越高。教导团的声誉和影响也不断扩大。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均未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张发奎、黄琪翔在这次政变中暂时取得广州政权，得意忘形，在东校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在他俩讲演之后，叶剑英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济深、黄绍竑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战局紧迫，张发奎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主张集中兵力对付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 并施展 “调虎离山”之计，建议“全力以赴，力求速决! ”①张发奎完全接受叶剑英的建议，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部队开赴西江肇庆、梧州一带，迎击黄绍竑; 其余作战部队也都调至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托给叶剑英，让他代行其事。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机不可失。为了及时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中共中央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0月至11月上旬，广东省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起义的重大问题。刚从潮汕撤到香港养病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倒李“政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在广东城市、乡村中举行暴动，夺取政权。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以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
警卫团是第四军赶走李济深后新编的部队，共有两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即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这时，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筋，便问他打算怎么办。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 “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你看怎样?”张发奎欣然同意。叶剑英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当警卫团团长，安排陶剑寒 (即陶铸) 、张诗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其他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各连队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广州起义前，叶剑英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12月4日，张太雷代表省委在黄花岗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20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动员大家作好准备。7日，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12日起义。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支起义武装力量。他说： 俄国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成功。今天我们起义，也有两个团的士兵同情我们，如果打响之后，能够影响军阀们在梧州混战的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①。
不料，正当积极准备、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街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中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在上海得到情报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 (公安局长) ，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张发奎早有风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把柄，加上叶剑英多次辟谣，极力保护，敌人才未及下手。叶剑英不但极力保护教导团，还利用其特殊身分设法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暴动的迹象愈益暴露，张发奎召开紧急会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冒着风险面见张发奎，担保教导团不会暴动，打算以此稳住敌人，同时将所获敌人有关镇压起义的部署报告党组织，并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
叶剑英到教导团，以“老团长”同师生们谈话的方式，委婉地告诉大家说： 很遗憾，张总指挥听到坏人告密，诬指教导团要举行武装暴动，并且准备从外面调动队伍来缴你们的枪，为此，我已向总指挥当面辟谣，同学们可以放心操练，不要为谣言所蛊惑①!这次讲话很及时，又很含蓄，局外人听来，是长官在教育部属，而在教导团革命师生听来，则是传递消息。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起义决定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举行。党派叶挺前来广州负责军事总指挥。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部署。
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全体革命官兵分三路出发，投入了市内的战斗。警卫团在梁秉枢等率领下，也发起进攻。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离弦，向着各个指定的目标发起勇猛的攻击。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很快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接着，宣布在这里设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苏维埃政府) 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协助叶挺等指挥战斗，扩大战果，巩固已得的阵地。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警察，仓促应战，溃不成军。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叶剑英忙着指挥战斗。他时而在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时而又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敌人在拚死挣扎。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陈公博等匆匆忙忙赶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集部队，进行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
叶挺、叶剑英同诺伊曼等两个外国军事顾问开会，除研究组织兵力迎击反扑的敌军外，还提出起义队伍应开到东江找彭湃，或去粤北找朱德部队。但是掌握指挥大权的诺伊曼对这些建议拒不采纳。
11日中午，叶剑英命令教导团炮兵连长田时彦到指挥部，当面交代他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然后在山上架炮，轰击第四军军部。田时彦率炮兵解决二连后，架好炮，对准长堤方向，朝着第四军驻地连发数弹。
这时，停泊在珠江中的帝国主义军舰，对准天字码头一带的起义军猛烈轰击，居民伤亡，房屋倒塌。叶挺、叶剑英立即下令教导团的炮兵还击，敌舰见势不妙，急速向白鹅潭方向遁去。但是，敌舰转移阵地后继续射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也向市区步步进逼。
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同军医官柯麟等一起去探视伤员，特意察看俘虏，当面亮相讲话。
观音山是广州的制高点、敌我争夺的军事要地。12日中午，敌军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使苏维埃政府受到威胁。这时，叶剑英即派红军指挥部副官陈赓率领武装部队前往观音山参加战斗，工人赤卫队亦奉命前去增援。经过猛烈冲杀，粉碎敌人多次猖狂反扑，起义军夺回了观音山阵地。
就在这时，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的张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12日午后4时，教导团第七连连长邱维达奉命来到总指挥部。叶挺、叶剑英当即命令他火速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战斗，坚决守住观音山。
观音山虽然一时守住了，但从其他方面进攻的敌人又猛压过来。珠江南岸敌军李福林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强渡珠江，进犯江北市区。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黄昏后，为了取得友军支援，叶剑英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开汽车去接东江彭湃的部队，但因罗炳中途病倒，没有达到目的。敌军从江门、韶关、石龙等地陆续赶来，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市内的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广州形势急剧逆转。12日晚，总指挥部被迫撤出广州。
叶剑英由前线返回总指挥部，那里已空无一人。只见桌子上堆满了一张张一百元的票子。他分文未取，弃之而去①。几天以后，他在工友李运全的帮助下，化装成工人到香港。在香港，他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 有时去找恽代英、聂荣臻等同志聊天。他找到一本记述太平天国的史书，看得很有兴味。聂荣臻知道了，也借去读。两个人凑在一起，联系太平天国历史，探讨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他指出： “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参加起义的武装部队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红四军。后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会合。中共广东省委曾经决定叶剑英去当合编后的二师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中共东江特委也给省委打报告，“请快些派他们来”②。叶、恽正要出发，得到汕尾码头已被敌人占领、部队业巳失败的消息，只好作罢。
1928年，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香港转赴上海，后去苏联学习。
叶剑英化名杨雨苍，带领其他五位同志，秘密从上海辗转至满洲里，越过国境线，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简称劳动大学) 学习。
叶剑英入学后编入特别班。特别班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当时在特别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17人。由于这个班年龄都比较大，同学们叫它“老头班”。叶剑英当时32岁，在班里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废寝忘食地学习俄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逐渐闯过了语言这一关，能够自己读书看报了。叶剑英对革命真理的探求如饥似渴。他谦虚、谨慎，对许多重大问题，总是和同学们一起，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探讨研究。有些不懂的问题就请教老同志。
他在劳动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与他在北伐时当师长、军参谋长的优裕生活条件有天壤之别，但他对生活待遇却没有奢求，从不提什么特殊要求。
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
叶剑英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中革军委领导下，他曾参与同年12月爆发的宁都起义的组织准备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的整训工作。
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统帅机关的建设，在参谋部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管理等部门，撤销了不必要的机构。他亲自给机关干部上课，组织研究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并结合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他还逐步建立我军无线电台系统，研究电台业务技术，培训电台人员，加强侦察敌人情报的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战役。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 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简称红校) 校长兼政治委员。如何办好红军的新型学校?叶剑英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在演习和训练中，他现场示范，言传身教，与学员们同操作，同娱乐，打成一片。
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发展游击队，主动支援北部主力红军作战，并向红军主力输送400多名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为配合北部主要战场作战，叶剑英把东南武装组成五个纵队，分别打击来犯之敌，并亲自率一纵队到禾口、怀土作战。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12月又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保障后方安全。他发动群众筹粮存粮6700余担，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应，支援了红军作战; 还积极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克服了缺粮、无盐、少药等困难。他很关心爱护战士，特别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行军时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员骑。一次，叶剑英到二十四师指挥战斗，由于主客观因素，使战斗失利，他主动承担责任。“左”倾错误领导者却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叶剑英主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冒着被打击的危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干部的错误做法，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骨干。长征开始，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21日，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共四个梯队，跟随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部队行进到西延 (资源) 、龙胜山区，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弹片打进靠近臀部的右大腿上。警卫员范希贤和卫生部门同志及时救护，使他脱离了危险。但由于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只作了简单的包扎。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他风趣地说： 留下这块弹片，好作纪念。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地区后，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叶剑英带着伤，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处理军务，起草文电，做了大量工作。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中央任命叶剑英为三军团参谋长。他协助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等指挥行军作战，组织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过雪山后，从达维镇开始，部队吃粮日益困难，靠野菜草根充饥。叶剑英率一个营到藏民居住区筹粮。他教育部队要严格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说，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许违犯民族政策①。部队的模范行动使藏民受到感动，有的自动召唤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卖余粮给部队，为红军带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思想，会上作出了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在会上他并不反对，但会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刻致电中央，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等等②。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收买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 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持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头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叶剑英一路走一路想着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 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较大的一个村寨，叶剑英住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他一到毛儿盖，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四个师20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已进占了懋功、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 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蒋介石趾高气扬，扬言要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他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会后，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稞磨面。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叶剑英亲自到部队讲打骑兵的要领，要大家首先树立信心，同时牢牢记住利用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通过讲解，使部队懂得了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的战术。
为顺利通过草地，部队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向导作调查，详细询问大部队过草地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叶剑英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再次确定了右路军过草地所走的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开路先锋。8月18日，叶剑英带领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草地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接着，于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这时，巳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如果按计划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于9月2日、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①; 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迅速南下②。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错误主张的。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折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①。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②。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待接到毛泽东等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给陈昌浩发出电令，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③
9月9日，电令到来的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情况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作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插话问，老叶，你呢?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④。
在此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向毛泽东谈到要提防张国焘的事⑤，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想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 张国焘发来电令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博、周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①。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 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央一路北上。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就这样，中共中央率领三军团，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途，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上是出路” ，“左路军迅即北上”②。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并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9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明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①。也就在9月10日这一天，陈昌浩等人送信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 ，“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他在信中还煽动说： “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要求彭“即率队转回阿西”②，公然挑拨三军团和中央的关系。
9月9日晚，毛泽东等返回三军团之后，叶剑英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 “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于是，他向陈昌浩报告要带队伍出去“打粮” ，以备南下。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准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③。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同赶回三军团。然后，叶剑英又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 (即吕黎平) 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个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要设法通知他们，要他们见报立即赶回。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 (潘州一个经堂)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巳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 (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 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午夜，便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吕继熙交来的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 “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①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巳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 “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风趣地说： “不! 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②
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说，参座，你还不快走①! 叶剑英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 你们可出来了。好! 好! 我们真为你们担心。”②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电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 ，是 “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 “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③徐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 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④!当时李特等人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折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很诚挚地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①。说罢，告别而去。中央还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9月11日，叶剑英等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地大声喊道： “老叶，好险啊! 你昨天前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杀气腾腾，可凶咧! ”叶剑英听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若不然，现在不知到哪国去了! ”②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③。张国焘抗拒命令，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给一、三军团发电或写信，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声言“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④。
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号召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⑤。
俄界会议之后，中革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经过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
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等获悉的有关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开到抗日前线去。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叶剑英出席了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党和红军“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的新的战略任务。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争取张学良合作抗日
1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创建了立足点。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县) 召开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军委会议。叶剑英出席会议，参与讨论战略问题。会后，根据中央确定的渡河东征的任务，叶剑英组织人员，星夜赶造船只，征集船工，制定作战行动方案，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组成右、中、左路军。叶剑英指挥中路军围困石楼晋军，并在石楼、中阳、永和等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发展地方游击队，扩大红军，筹粮筹款，不仅支援了左、右两路军扩大战果，而且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东征前委机关的安全。
渡河东征部队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7月下旬，叶剑英主持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任务和分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东北军的部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两军的联络和友好往来。叶剑英曾亲自到东北军军营中做争取官兵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大量的工作，使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双方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共同抗日、一致对敌的友军。
1936年9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示，同潘汉年、彭雪枫、边章伍、汪锋、吴自立、刘鼎等一起，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从保安出发，密赴西安，会晤张学良将军。叶剑英化名杨先生，住在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
叶剑英与张学良进行秘密的频繁的洽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1月上旬，叶剑英回到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汇报西安情况。不久，张学良发来急电，请叶剑英即来西安，共商大计。毛泽东要叶剑英即速返回。叶剑英正在途中，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谈判，争取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端。
叶剑英返回西安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举行各方面人士座谈会、讨论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耐心地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促进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同时，将各方人士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反映电告中央。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南京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国民党在西安人员之间，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他们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有关事宜; 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经三方面的领导人协商，由叶剑英提出了具体的应战方案。这时，在西安，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对已逼近潼关的中央军是和是战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斗争。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持各种主张的人士中，反复宣传争取各方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尽一切可能解决矛盾，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在七贤庄红军联络处继续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被俘人员; 并继续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良好关系，商谈解决各种遗留问题。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①50多年后叶剑英重访西安办事处，写下的这首七绝，用艺术的语言，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
奋战在国民党统治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投入抗日战争中。这时，叶剑英的工作更加繁忙。他除了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外，还要在“红色堡垒”七贤庄，接待各抗日救国团体与爱国民主人士，商讨抗战大计。
8月初，国民党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国民党代表张冲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同时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行止。叶剑英鉴于张学良被扣的严酷现实，考虑到革命领袖的安全，急电中共中央，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①。党中央接受他的意见，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会上，叶剑英在周恩来、朱德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作了关于抗日政略、战略问题的发言。他们在南京广泛接触了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团结抗战大业。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接着，成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的代表。从此，他以合法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许多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的谣言。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博古、叶剑英曾在南京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 叶剑英还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纵谈山西战局，宣扬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还积极参加了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
为了使南方红军游击队早日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1937 年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一起，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叶挺、项英等磋商建立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组成了新四军军部。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与周恩来一起，四出奔走，多方努力，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数百名革命同志，使之继续为党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当时的《抗战》杂志，曾发表文章介绍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说：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 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①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的确很忙。他不仅要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的编制员额，领取军需、装备等问题，还要广交朋友，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等方面的工作。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采取写文章、演说、题词等多种方式，宣传中共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战况和战绩，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38年夏，叶剑英由武汉赴广州，准备去香港治病。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各界友好人士，还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讲演《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热情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思想。广州的报纸纷纷报道他的活动和讲话。
叶剑英根据时局发展和敌、友、我军的作战情况，发表了《论北方战局》、《论山西战局》和《论日军跳跃作战》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论文，纵谈作战方针和经验教训，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这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论文，曾被汇集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①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当时 《新闻天地》著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深的素养，抗战初期他发表的《敌人跳我们笑》一文，不仅阐释了游击战略，而且才华洋溢，脍炙一时”②。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还亲自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多次去黄安七里坪和珞珈山训练班讲课，宣传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问题; 先后会见伊文思、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好人士，争取国际支援。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叶剑英同周恩来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童小鹏和《新华日报》编辑人员转移到长沙。他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郭沫若任厅长) 于10月27日组织的时事座谈会，发表了 《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邀请叶剑英到家里，商谈长沙失守后组织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打游击的问题。张治中说： “你是游击战的老手，想请你帮忙，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①叶剑英慨然应允，积极支持张治中的抗战行动。但是蒋介石在撤离长沙前，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所谓“焦土抗战”，使长沙陷于火海。
11月12日夜，叶剑英和周恩来等冲出火海，撤往湘潭。火烧长沙对居民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考虑到长沙人民的困苦，周恩来、叶剑英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演剧队的同志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同时揭露所谓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的谎言，强烈要求惩办纵火首犯，拨款救灾，处理善后。蒋介石抛出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祸首”，判处死刑;并责备张治中用人不当，给予革职留任处分。
1938年冬，在周恩来、朱德等倡议下，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且邀请中共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经请示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几个人前去。毛泽东说： 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②。叶剑英肩负重任，即刻组织人员，进行办班的准备工作。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又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请担任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任命后，即召集准备到南岳游干班担任教官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以及有关人员，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讨论参加游干班的目的、任务和工作方式，拟订教学、训练计划，编写教材; 并与汤恩伯数次晤谈，还到重庆与蒋介石面商教学事宜。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领参加训练班的中共方面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离开衡阳前往南岳。游干班于15日正式开学。
叶剑英为中共方面参加游干班的人员制定了保持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等六项注意事项。由于叶剑英等中共方面人员模范的工作，取得了汤恩伯等人的合作与支持，受到学员的尊重与好评。
在游干班，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工作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在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禁的一篇《新闻通讯》上，介绍了叶剑英讲课的情景： “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十二小时，占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上一次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笔记簿上爬过，到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记满了硬铅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①
第一期学员1000余人，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即将毕业了，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训练班的“视察报告书”中称赞说：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①
叶剑英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在他的动员下，佛门弟子竞相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作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等工作。叶剑英还在衡阳、桂林等地，利用各种机会，召开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作时事报告，接见记者、剧团，与群众交往联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5月28日，他在桂林市各团体时事座谈会上所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博得一致好评。有一位记者在《云南日报》发表《叶剑英将军访问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提起叶将军，我想读者对他不会十分生疏吧?他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抗日健将”，“他的年龄差不多四十多了，身材是这样的高大结实，长方的面庞上，刻着两条粗浓的眉儿和一个笔直的鼻子，一对乌黑的眼珠，充塞着蓬勃的英气，总之，他是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②
1939年6月，叶剑英由南岳调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协助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他在南方局领导下，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中旬，叶剑英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平江嘉义制造的“平江惨案”事件，以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迅速彻底查清。以后又与周恩来一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政长官，强烈要求“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叶剑英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一文，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种种借口。8月13日，叶剑英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红岩嘴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悼念平江惨案中的死难烈士。叶剑英送的挽联写道： “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 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①
为了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制造的多次反共投降活动，及时掌握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破坏捣乱的情报，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经过长期考验，吸收国民政府军统局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南方局的地下党员张露萍(延安调来，又名黎琳) ，与张、冯等人联系，从军统局内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张露萍等六位同志的活动被特务发现，遭到逮捕，英勇牺牲。事过三十余年，直到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进行复查时，叶剑英亲自证明，才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张露萍等英雄以本来面目，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叶剑英参谋长带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蒋介石大骂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诽谤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并且声言，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接着，所有国民党集团军参谋长都发言攻击第十八集团军。叶剑英成竹在胸，镇定自如。他在会议的第三天发言，集中讲了作战和摩擦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蒋介石等人的无耻谰言一一进行驳斥。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事实确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叶剑英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毛泽东很快批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董必武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①。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月12 日，他们接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和中共中央关于向国民党交涉的指示以后，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刘为章提出要求，要国民党当局“急电制止”。第二天又专门找蒋介石、刘为章进行交涉。17日，当获悉国民党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时，他们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和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1月18日，国民党当局检扣了在《新华日报》上准备发表的一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文章。当天下午，叶剑英召集军事组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阴谋。传单写好以后，叶剑英认真修改，于 19日晨送周恩来最后审阅定稿，迅速赶印出来，秘密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叶剑英铁骨铮铮，毫无畏惧。他向大家说： “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坐于虎口稳如泰山。”①他见到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手书，当即挥毫作诗：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②用以勉励自己和同志。周恩来也用方志敏的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多次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当众背诵叶剑英的这首诗。
八路军的参谋长
1941年2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主持参谋部工作期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和参谋部人员一起，认真学习领会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联系实际，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他坚持一贯的谦虚谨慎的作风，在日常事务中，处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办事，注意照顾上下左右关系，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他们每天要办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军务和文电，细心周到，件件有着落，经常通宵达旦不休息。
叶剑英非常关心总参机关的建设，发挥其灵通有效的职能作用。他组织一局和有关同志研究对敌斗争情况，建立定期汇报制度。有时，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也到一局听取汇报。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作战周报》、《一月军事动态》和《国际资料》等刊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适应指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作出了 《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在集团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并在各根据地逐步建立气象观察所。这对保证中央、军委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正确指挥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主要战场。这时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更加嚣张，国际国内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异常紧张，叶剑英密切注意世界战场和国内抗日战场的动态。他和参谋部人员一起，分析研究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北进和南进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我方的侧重点应当对付日军南下，并整理成书面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战争的进程证实了叶剑英的科学预见。为了给中央最高统帅部当好参谋，叶剑英非常重视研究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并有选择地加工整理，及时报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通报各根据地参照执行。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四五十万兵力，准备大规模进攻边区。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只有少数部队留在陕甘宁边区，总共不过4万人。如何应付这一紧急情况，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考虑再三，认为只有在军事上作充分准备的同时，采取以智取胜的办法，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迫其退兵。他请示毛泽东，又征求参谋部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从晋西北、五台、太行调兵作军事准备，同时发动陕甘宁边区军民随时准备给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我方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为了配合这一行动，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了朱德的电报全文，并且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的情况。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行径。
蒋介石、胡宗南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只好致电朱德，声明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说什么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①。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只好草草收场。人们称赞叶剑英“空城计”的成功。
1944年6月9日，第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行考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责成军委参谋长、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承办接待事宜。叶剑英事先作了周密安排。参观团到来后，组织人员热情欢迎、接待。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之后，朱德和叶剑英又一起会见了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叶剑英按照参观团的希望和要求，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延安，走访抗日前线。
6月22日，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关于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详尽介绍了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情况，并作了鲜明对比。他讲得客观、具体，使记者们听后，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民党兵很多，抗击敌人很少; 共产党兵很少，抗击敌人很多。在敌后战场上则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同强大的敌人作战。中外记者参观团认为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流的报告”①。这真理的声音，经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飞向美、英等国，飞向全世界。
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叶剑英又根据中央指示，于1944 年7月下旬，接待了美军观察组。8月3日，他向观察组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装备情况。这次介绍，较之向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的一般介绍，更为详尽，更加具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介绍完毕，美军观察组全体起立，美国驻华武官、观察组长包瑞德上校致词说： “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②此后，叶剑英派情报处副处长丁甘如等同美军观察组保持经常联系，组织他们分批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双方进行了友好合作。
叶剑英参加了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1945年4 月，他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 军 调 部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16日，叶剑英作为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接着，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双方代表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从重庆飞赴北平，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按照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即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领导。军调部本身实行三级制： 三方委员为最高领导，三方参谋长为中级领导，六个业务处为基层领导。在全国各个战区，根据情况需要，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美国方面参加军调部的官员、文职人员和士兵定为125人; 中共和国民党方面各为170人(后来各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实际人数均大大超过) 。为了尽快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叶剑英多次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同时向我各战略区联系调人。由于我军大部分处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调人员无法按时到达北平，叶剑英便就近从晋察冀军区、北平地下党及各地来平汇报工作的同志中，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军调部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五项： (一)停止冲突; (二) 恢复交通; (三) 接受日军投降; (四) 遣返日俘; (五) 整军。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五项任务中最繁忙、最突出的是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两项。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主要是三方进行谈判，达成若干协议，然后分令国共双方部队和有关单位执行。与此同时，军调部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具体落实协议，调查、调处冲突，监督双方停战。
派遣执行小组，是谈判中斗争十分激烈的问题。国民党代表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企图以此谋取军事上的好处。叶剑英则毫不让步，据理反驳。双方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我方人员一起，商定对策，一致的意见是： 凡是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蒋军进攻，凡是蒋军重兵集结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其行动;凡是蒋军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出小组，防止对方通过港口运兵; 凡是蒋军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揭露和制止蒋军进攻阴谋。叶剑英在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的谈判斗争中，始终坚持这些对策，使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占到便宜。
调处军事冲突、停止内战，是贯穿军调部整个工作始终的主要任务，也是我方同国、美方面争论最多、斗争最尖锐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停战原则的争论。国民党代表提出，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隔离，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围城者撤退一日行程六十里。叶剑英提出，停战以后双方必须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对方的地盘由谁退出。美方代表从中调处，实际上偏向国民党代表的意见，并形成文件发布出去。这对我方十分不利。因华北大多数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的城市，均在我包围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我方人员一起，对国民党和美方提出的要我军撤退的要求，给予坚决反驳。同时指出军调部发出的上述文件中多处不妥，需要纠正。经过叶剑英和我方人员的多方努力，军调部终于1946 年3月22日发出由三方委员签署的命令，明确规定： (一) “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 (二) “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①。”这个命令的签定，使我方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变得更加主动了。
北平军调部三方紧张地进行谈判，各地区的军事冲突却接连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冲突地区有： 广东、中原、东北、山东以及河北等地。围绕着如何调处这些地区的冲突，常常成为军调部一个时期斗争的焦点。
1946年1月25日，经过叶剑英和我方人员的多次要求，军调部派出一个小组到达广州，解决国民党军队向我东江纵队的进攻问题。然而广东军事当局却无理宣称： 广东没有中共部队，只有一些零星“土匪”。对此，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予以严厉驳斥，并以大量事实，揭露广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惠州、大鹏岛等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执行小组立即到现场监督停战。广东军事当局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执行小组到惠州调查，但他们却事先派出大批部队，攻占了惠州我军驻地，借以制造骗局，证明 “广东无共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一方面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同时电请周恩来敦促三人小组讨论调处广东问题。三人小组根据叶剑英的电报，讨论了广东问题，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往烟台。叶剑英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同军调部的国、美代表继续谈判，解决了东江纵队撤退的路线、港口、经费等问题，终于使我东江纵队于6月29日安全撤出了广东。
在中原地区，由于国民党违犯停战协议，派出30万大军包围我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局势非常严重。叶剑英在军调部率我方代表多方争取，迫使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同意派出一个小组，于1946年1月下旬奔赴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签定了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现地，不得向对方驻地前进。然而，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一面签定协议，一面变本加厉地向我军发动进攻。叶剑英多次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径，要求国、美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他并利用军调部代表的合法身分，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解决中原解放区财政和粮食方面的困难，先后送去经费10多亿元。接着，又设法通过军调部工作机构，将中原军区的700多名伤病员撤离出来，为日后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减轻了负担。
对于国民党在东北、山东等各地破坏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进攻的行径，叶剑英均在军调部及时予以揭露，并尽可能争取派出执行小组前去调处。
1946年7月29日，在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发生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我解放区的严重事件。我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双方部队都有伤亡。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大作文章，有意扩大事态。他们为了掩盖事件真相，嫁祸于人，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叶剑英根据我军部队来电报告的情况，致函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都递交了备忘录，我方和国、美方面互相抗议的局面。经过谈判，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但在调查谁先发动进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制造伪证，并一再破坏小组调查程序。最后，小组无法取得共同结论，我方不得不依据调查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9月9 日，叶剑英在中共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特别小组我方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冲突调查报告书》，揭露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的真相。叶剑英并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 (一) 美军应正式向我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 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 (三) 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 (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①。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恢复交通问题的调处上，斗争同样尖锐。国民党方面提出恢复交通，是同他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就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 “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对于我军控制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不断发起进攻。现在，他们对于在战场上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又想在谈判桌上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共产党军队让出铁路线，先恢复铁路交通，其它问题放后。对此，叶剑英尖锐地指出： 恢复交通要有利和平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把它变为战争的因素; 国民党军队要平毁铁路线上的碉堡、工事; 各级交通机构实行民主管理，要有我党代表参加①。经过多次会谈，三方意见无法统一。美方执行主任白劳德带着军调部三方关于恢复交通的会谈文件，到重庆向三人小组汇报。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会谈，达成一项恢复交通的协议。军调部把这个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并确定在华北、华中等八条铁路上，设立七个交通小组。我解放区军民按照协议，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在二十多天里即修复了八百多公里铁路。而国民党方面却处处设置障碍，破坏协议，还说解放区的铁路“自成路局，委派局长、站长是紊乱路政”②等等，对此，叶剑英反驳说，抗战开始，国民党把整个华北丢掉。许多铁路工人自愿留在解放区，坚持抗战到胜利。现在要恢复铁路交通了，国民党竟要另任新人，取代对抗战有功的铁路员工，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他以我方铁路修复和通车的事实，说明解放区的铁路工人，有经验有能力做好各项工作，根本不存在“紊乱路政”的问题。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变错误作法，与我方一起，为执行恢复交通协议作出贡献①。经过叶剑英和军调部我方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代表不得不同意，在2月14日军调部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和字第四号命令》颁布之前，我方在铁路、邮政已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
叶剑英在军调部，还率领我方代表团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捣乱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46年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察、特务当局，非法包围了中共方面根据军调部新闻协议，在北平创办的《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社址，并将新华社代理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及工作人员40多人，捕往北平警察分局。叶剑英对反动派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愤慨。他先后向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以及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公开向我方道歉。接着，我各解放区纷纷发表通电，抗议北平军政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在我方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局长被迫向我方当面赔礼道歉。叶剑英亲往警察总局，迎接我被捕人员出狱，并带队游行，开欢迎大会，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5月29日，当国民党封闭包括我《解放》报、新华分社在内的北平77家新闻机构时，叶剑英率领我方人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的反击。他主持召开了《解放》报社全体人员大会，接着，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的暴行。他严正表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今后的新闻发布，将不再受军调部新闻协议的约束。
叶剑英在军调部，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争取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6年9月，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殴打和逮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进行精简，人员分批撤往解放区。他自己仍带领一部分同志在北平继续坚持斗争。11月下旬，他乘坐一架美方代表提供的飞机，前往内战十分激烈的东北地区，解决东北八个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的撤退等问题，并亲自带回一批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最后一批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
领导后方委员会和华北军政大学
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叶剑英奉命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后方委员会驻地在山西省临县的三交镇。在这里，叶剑英同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一起，领导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的人员，以及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的部分同志，共约4000余人，紧张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整顿机构，安排好各方面的干部，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194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叶剑英同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各类人员进行了统筹安排。有1300 多人，被分配派往晋察冀，到中央工委工作; 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及其它一些地区工作; 留在后委的2500人，在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做业务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
协助中共中央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是叶剑英在中央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军委总参谋部在后委，中共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所需要的情报工作、通讯联络工作、命令指示的下达、各战略区情况的上报等，主要是由中央后委承担的。叶剑英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等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多次召集一、二、三局领导人开会，听取汇报，督促检查，改进情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情报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参谋部将情况及时分类整理上报中央，或通报各战略区。后来，又成立外事组，增加对外国情况的研究。后委提供的国内外情报，使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的中共中央耳聪目明，能及时了解全国和国际上的情况，对于保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领导全国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7月至9月，叶剑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就土地法问题、党的巩固与组织纪律问题、我军外线作战的问题作了报告。关于会议制定的土地法，他指出，这是解放区人民翻身的有力武器，也是蒋管区人民翻身的有力武器。要使土地法成为烈火的火把，由我们的党和军队带到全国，交给农民，使土地改革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把解放战争同土地改革的烈火结合起来，就能最终烧毁蒋家王朝。关于外线作战问题，叶剑英在报告中说，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反攻，是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过去一年的自卫作战，我军已经大量歼灭敌人，壮大了自己，我们有力量打出去; 敌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巳转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在它的中间出现了薄弱环节，有利于我们从中间突破; 蒋军士气低落，后方空虚，我们打出去以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歼灭敌人; 为了保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流开源，最后战胜蒋介石，我们必须打出去。叶剑英在报告中还指出，我们老解放区要支援和帮助外线作战的军队，一是从物资上兵员上帮助他们; 二是给他们输送干部，有了干部，可以加强新解放区的建设，可以组织无数武工队、游击队在我们主力周围，到处打击敌人，使我们的部队由流动变成相对的固定①。
1947年12月，叶剑英从后委驻地出发，西渡黄河，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改革小组的讨论。在12月25 日至28日的正式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从陕北回到后委，立即向全体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文件。接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领导进行了纠正临县土改中 “左”倾错误的工作。
194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后委先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中央工委会合。此后，叶剑英奉命到石家庄附近的南新城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肖克、朱良才分别任副校长、副政委。
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 华北军大的教育，应该为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服务，培养成千成万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①。
办好学校，关键在教员。建校初期，学校的教员是从其它几个学校合并来的，能够讲课的只有30多人，而学员却有八个大队、三个直属队。按教学单位计算，教员人数远远不够。为解决这一难题，叶剑英根据列宁十月革命成功后，利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和红军时期学校解决教员的办法，派人四处“招贤”，把那些从敌人营垒中过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请来任教。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很快在华北军大集中了二三百名受过军事学校教育、具有军事技术专长的旧军官，充实教学队伍，并加强对他们的团结、改造。在党组织的教育下，这批新教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为学校教学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缺乏教材，是学校遇到的又一大难题。叶剑英主张把能收集到的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集中起来作参考，按照华北军大的教学目的，由学校组织力量，自己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过程中，他和编写人员一起研究吸收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使教材的内容具体充实，更符合于实战的要求。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写了30多种通俗易懂的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为全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强调进行“十大军事原则”的教育。在战术上，要进行攻坚战、山地战、水网战的训练，并强调各兵种合同战术的教育。在技术上，着重训练炮兵和工兵，炮兵教育的重点是山炮，工兵教育以爆破和架桥为主，其次，进行坑道作业与筑城训练。政治教育的内容，除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门课程外，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政策教育。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叶剑英大力倡导教学民主。他经过调查，把整个教学过程概括为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检查三个阶段，要求教员在每个阶段，都要认真听取学员的意见，同时听取其他教员的意见。教学中要多采取启发诱导、讨论等方式，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叶剑英十分重视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 “物质保障用之于人，要保证身体健康; 用之于工作，要保证教学需要。” ①他领导学校建立了教材室和印刷厂，为教材印刷和器材供应创造了条件; 建立了生产基地，开展农副业生产，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 还亲自过问、解决学员家属来队在住房和吃饭方面的困难。这一切，有力地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发起不久，党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彭真任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准备接管北平。
12月14日，叶剑英带领一批干部从石家庄先期北上，到达保定以后，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由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刘仁、徐冰等11 位同志组成。会议讨论了军管会的组织机构与人选、入城初期的任务、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和纪律等问题。会上，叶剑英强调接管北平的重要意义。他说，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党我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它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每个同志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接管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肃清反革命残余; 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供应;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恢复生产。全体干部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①。
根据市委的决定，北平军管会下设物资和文化两个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接管工作。叶剑英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调查研究，把准备接管单位的人员和物资，尽量事先搞清楚，避免打乱仗。要做到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先接后分，不要搞得支离破碎②。
12月下旬，叶剑英与彭真带领接管人员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在这里进行接管的思想、组织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叶剑英除领导进行接管的准备工作外，还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活动。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全部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向北平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此后，叶剑英又就改编傅作义军队等具体问题，直接同傅作义的代表商谈，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2月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叶剑英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检阅了入城的部队。2月12日北平市举行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为了顺利地进行北平市的接管工作，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由我方和傅作义方面分别派出代表，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他主持联合办事处多次开会，商谈接管的具体事宜，确定了整个接管工作的程序和方法。
军管会首先接管了旧北平市政府机构。接着，对上千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两个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戎子和、钱俊瑞的汇报，了解接管工作情况，及时给予指示。他十分重视接管中的政策问题。一次，物资接管委员会财政部未经请示，接管了存放于荷兰领事馆的联合国经合总署援助的面粉，引起了涉外事件。叶剑英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所有接管人员从中吸取教训。同时，又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义正词严地反驳了经合总署代表对我们的攻击，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在文化接管工作方面，叶剑英特别强调执行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除了个别反动的以外，都要持欢迎的态度①。文化接管委员会每接管一所大学，他事先都给予明确指示，要求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和现状，保护好知识分子，妥善处理师生员工中的矛盾。有关负责同志去一些大学和重要文物机关作报告的提纲，他都亲自审阅、修改，使之符合政策精神。他还邀请张奚若、陆志韦、叶企荪等北平有名望的学者、教授、专家开座谈会，虚心向他们请教，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启发他们提出建设新北平的建议。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拥护中共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管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就把主要的政府机构、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接收过来。军管会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旧职员的处理，本着团结、改造、使用的方针，对不同系统的不同人员，根据各人情况进行安置，使之各得其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举行。叶剑英遵照全会关于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等重要部署，在接管工作大体就绪以后，即用主要精力抓市政府的工作。
叶剑英认为，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是巩固新生政权、顺利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前提。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解放初，社会上暗藏着特务、散兵游勇、土匪恶霸、金银贩子等等，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叶剑英和彭真以及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一起，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大力加强治安工作。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仅半年时间，就破获特务匪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逮捕首要特务分子560多人，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者1900余人，清查和处理散兵游勇3.7万余名，破获制造假钞票、盗窃、抢劫案等1.4万多起，还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
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注意了安定全市 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他们通过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其它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迅速恢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同时，根据党的货币政策收兑旧金元券，禁止银元流通，从而稳定了物价，安定了民心。
在建立革命秩序的同时，叶剑英明确指出： “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也就是要把一个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①
初期，他着重抓了动员生产的工作，主要是向工人阶级、向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之明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道理。彭真和叶剑英多次召集公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及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向他们调查了解生产中的情况，讲中共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对公营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叶剑英在会上说，我们要把生产作为城市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生产开展各项工作。只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有利可图，积极性也提高了，才能发展生产①。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资方逐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安定了情绪，也表示愿意积极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
在此基础上，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逐步对公营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实行调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公营企业生产发展较快，但部分工厂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是有些工厂负责干部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和作风不民主，有的甚至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对待工人;还有的高高在上，脱离工人群众，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叶剑英和市委领导同志抓紧对企业干部进行教育、检查，纠正偏向; 同时对干部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学习领导现代化工厂的知识; 还注意从有生产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提拔和培养干部，使他们和解放区来的干部结合，互相取长补短; 建立起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私营企业中，注意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使双方都能从生产的发展中获得利益，进一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他们还采取由政府和银行投资、贷款等方法，帮助公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问题，使这些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叶剑英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生产的工作中，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一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请华北各地和其它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观，交换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了解各个地区对北平市工业产品需求的情形。在工业展览会期间，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达到和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管不好城市”的谰言，为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
叶剑英在领导北平军管会、市政府工作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平多次接待南京方面的代表及有关人士，磋商和平谈判的有关事宜，为双方正式谈判铺平道路。1月下旬，他接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 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①。2 月上旬，他又接见了“南京人民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以大学教授和国策研究会人员为主组成。南京政府特意派飞机将他们送来北平。代表团称其“旨在呼吁和平，要求全面和平，不要局部和平，希望以李宗仁为对手谈判”②。叶剑英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希望他们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2月中旬，李宗仁政府又向北平派来一个由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和江庸。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和平谈判问题，此外还有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等问题。叶剑英对他们说： 我党向来是愿意和平的，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大家族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现在要和平，必须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叶剑英告诉他们，我党正在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战犯名单及其他和谈的有关问题，一俟准备就绪，就通知南京政府，约定时间地点，开始谈判。并且说，你们几位以私人资格先来商谈，我们甚表欢迎。你们的意见，都将转达给我党中央①。叶剑英同四位代表商谈历时一个星期。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西柏坡会见了四位代表，同他们就和平谈判等项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3月26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发出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双方经过三个月的反复商讨，4月1日和平谈判终于在北平举行，中共参加谈判的代表为： 周恩来(首席代表) 、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为：张治中 (首席代表) 、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 》。但这个协定在4月20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人民解放军遂于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渡江战役，并向一切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的地区，勇猛进军。
1949年8月上旬，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北平市半年来接管与施政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既是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半年多工作的总结，也是叶剑英在北平期间的主要革命活动的记录。它在北平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古城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
解放华南 建设华南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确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泽东对解放华南问题极为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要求他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师，然后举行会议，解决好解放广东的战役计划和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
19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同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会合。他们之中有：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 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 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华南分局、军区、省市政府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的配备; 二是解放广东的部署; 三是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
军事行动，是各项工作中最紧急的问题，叶剑英把它摆在首要的位置上。9月7日，他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放广东的条件，同时对付广州顽抗之敌。为了集中兵力对广州之敌实行钳形合围，确定十五兵团集结于南康、信丰地区，四兵团集结于南雄、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部队于9月底全部集结完毕。尔后，三路大军互相配合，直下广州。这个计划还估计了敌人在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或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的两种可能，采取了相应的歼敌措施。叶剑英和陈赓将这一计划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9月12日收到中央军委回电： “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①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按计划部署了军队的行动。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后，叶剑英又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计划，并给广东各区党委所属武装下达了任务。9月中旬，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会议，研究讨论了组织机构和干部的配备问题。确定： 广东省政府由叶剑英任主席，方方、古大存为副主席; 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王作尧为副主任; 广州市政府由叶剑英兼市长，朱光及一二位民主人士任副市长; 广州警备司令部由十五兵团兼组。这些人事安排，都先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了团结问题，要求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叶剑英对大家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现在，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特别要注意团结。一切困难都要靠团结才能克服，一切敌人都要靠我们坚强团结才能战胜它①。
从1949年9月30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和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广东问题，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推进到清原、佛冈地区。眼看广州指日可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于10月10日7时致电军委，要求“陈赓兵团即由现地 (英德、韶关线) 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林彪对当时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它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军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②。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给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 ，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③。林彪仍不满意中央军委关于“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理由。叶剑英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当前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不会守广州，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根据当时得到的可靠情报，敌人已增兵广州，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继续南逃，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①。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时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②。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我军将陷入被动③。致此，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指示，同意陈、邓两兵团按叶剑英、陈赓原定计划占领广州。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泽东电示的方针，全力夺取广州。部队不停顿地向南猛进，连续攻克敌占城镇。10月14日下午，胜利解放了广州市。
叶剑英进入广州后，首先抓了社会治安问题。他召开工人、学生、教师、工商业各界的座谈会，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征求群众意见。市政府于11月底召开广州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根据代表们提出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加强户口管理等要求，代表市政府表示： 一定负责把广州的匪特肃清，巩固广州治安。会后，工人、学生纠察队很快组织起来，协助政府缉匪破案，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领导搜捕和镇压盗匪。一面组建侦缉队加强刑事侦察，一面组织便衣与武装人员相结合的突击检查，连续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收缴非法武器，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清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在整顿治安的同时，叶剑英抓紧了粮食供应和货币问题。他指示市政府组织船只和征粮队，到乡村各地征粮，运往广州，并交代利用江防舰队封锁珠江、西江，检查来往船只，杜绝粮米走私，以保证广州粮食的供给。为了解决金融货币方面的问题，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先后发布了禁止银元流通、禁止港币流通的布告，并组织大批工人、学生、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统一行动，在几小时内，迅速查封和取缔非法金融组织，捕获金融投机犯1000余人，打乱和摧毁了敌人潜在的经济体系，进一步稳定了物价，巩固了治安。
这时，广东沿海一些岛屿尚未解放，其中最大的是海南岛。1949年底，在湘粤桂战役中漏网之敌余汉谋、白崇禧残部，逃聚到海南岛，拼凑了五个军十九个师，加上部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地方团队，共约10万人，统归薛岳指挥，组成环岛的立体防御，企图凭借海峡天险，负隅顽抗。
中共中央军委向四野及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先后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参与了组织领导解放海南岛的工作。
制定正确的战役方针和计划，是胜利进行海南岛战役的关键。叶剑英和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根据琼纵一个连偷渡过来的启示，提出解放海南岛可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上岛后与琼纵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增强岛上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然后再以大部队渡海作战。他们将偷渡的计划向中南军区和军委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1950年2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广州会议，根据军委的指示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了我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①。3月上旬，十五兵团指挥两个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部队先后分批登陆，于 5月1日胜利解放海南岛。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叶剑英还大力领导支前工作。在华南分局关于支前工作的会议上，他深刻而又形象地说： 后勤、支前工作十分重要，它就象人的血管给人体各部分输送血液一样，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弹药和物资输送到前线，保证作战的需要②他主持分局于1950年1月2日作出了《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全省人民特别是南路地区人民均动员起来，赶造船只、修建公路，运送弹药、物资，保证了部队渡海作战任务的完成。战役结束后，叶剑英又提出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广东省人民政府于5月9日专门作出《关于海南岛战役善后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善后委员会。政府抽调大批干部深入港口、渔村、海岸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帮助渔民、船民迅速医好战争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海南岛等沿海岛屿的解放，为建设巩固的国防南大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到处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破坏革命秩序，直接威胁着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提出，必须坚决地、尽快地剿灭华南地区的土匪，保证城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①。
1949年底，叶剑英即将“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时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他领导华南分局和军区，起草并发出了《剿匪指示》; 后又根据中南军区的部署，制定了广东剿匪计划，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贯彻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经过人民解放军几个月的重点进剿，较大的股匪遭到了严重打击。但匪患仍很严重，有些地区匪情还有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和军区负责同志于1950年3月领导召开军区第一届剿匪会议，批评了太平麻痹思想，纠正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偏向。 4月，在叶剑英领导下，军区又召开了高干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向部队下达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经过半年多的进剿和驻剿，粤北、珠江等原来匪患较严重的地区和其它区的股匪，大部被我歼灭。1951年5月，又歼灭土匪2万余人。至此，广东境内的股匪10多万人基本被肃清。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 为防备残余的国民党军可能自台湾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要求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个时期，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11月17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 “只有迅速将广西土匪肃清、广东土改完成，才可能对付可能的事变。”①叶剑英立即赴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了广西剿匪工作。年底，叶剑英返回广州，以后仍不断地过问和检查广西的剿匪情况。到1951年5 月，广西全省军民如期完成了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建立和巩固了城乡各级人民政权，为应付美蒋可能的袭扰做了充分的准备。
195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华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决定在广东军区的基础上成立华南军区，由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两广地区的七个野战军和华南各特种部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四个军区。华南军区成立后，更加注重把广东和广西的国防战备统筹起来，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他强调说： 广东和广西就象鸟之两翼，都是站在国防的最前线，要加强国防力量，防止敌人可能的袭击。他要求两广的军民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我国的“南天门”②。
为了防止敌人对华南地区特别是沿海一线的袭击，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大力抓了战备工作。他与分局和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不断研究国际形势和敌情动态，分析敌人可能入侵的方向、规模，拟定我军的作战方案。他经常深入前线，看望部队指战员，察看地形，部署防务。他还对华南地区海、空部队的组建、布防及机场的修建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部队“进行战备姿态下的军事练兵”，特别要加强夜间训练①。1952年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以后，便阴谋唆使蒋介石派兵袭占我海南岛，妄图在我国南方再开辟一个战场，牵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的守备兵力十分薄弱。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的指示，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在海南岛抗击敌人偷袭登陆的作战方案; 并迅速组织一些部队渡海，加强了海南岛的守备力量。美蒋集团见此情景，未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叶剑英号召华南的党、政、军、民共同做好防止敌人偷钻的工作，强调说： “过去国民党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有五个，‘捉、杀、打、骂、钻’ 。现在前四个办法都不行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钻。从海外派特务或小股部队，钻到大陆来捣乱。华南地区处在与敌斗争的最前线，应当高度重视防钻工作。”②他与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建立了海边防组织机构，将公安部队、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分层配置，构成了层层罗网。同时，组织动员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在海边防斗争中发挥作用，有效地保卫了陆海边防的安全。
城市工作是广东解放后的重点工作之一。1950年，叶剑英先后两次领导召开华南城市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城市管理工厂的方针以及如何在生产系统进行民主改革问题。他提出，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是：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扬全厂的积极性，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来提高工人福利。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扫除障碍，解放生产力。改革，主要是革除那些封建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他强调在改革中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工人群众能以主人翁态度参加管理工厂，真正当家作主了，才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的①。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胜利完成了。
叶剑英还根据广东全省各城市的特点，提出城市工作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体系。省应以广州市为中心，领导几个较大城市; 地委以较大城市为中心，领导大县城;县城领导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很大精力抓广州市的生产、交通、水电、供应等各方面的工作，注意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被国民党军队炸断的海珠大桥，在他领导下，发动工人群众，很快得到修复，黄埔港的整理和修复，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几年之内，广州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全省其它一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帮助和推动作用。
对于小城镇建设，叶剑英也很重视。1950年5月，他亲笔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指出： 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其实际工作必须经过镇，各地区必须把圩镇工作建立起来。9月，他提议召开了圩镇工作会议，在会上深刻地分析了圩镇的地位和作用，指出： “圩镇紧贴农村，又联结城市。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如果把圩镇周围的农村比作人的头发，那圩镇就是头发集中起来的辫子。抓紧了圩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抓住了圩镇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也好，一定要经过圩镇来做工作。”①他领导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会，组织各地区、城镇展览工农业产品，洽谈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
叶剑英认真执行党的指示，极其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他进入广州的第十天，就同方方一起，把在广州的一些起义人员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后，叶剑英倡导各系统每周召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他经常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在叶剑英主持下，各级政府机构中，安排了一些对革命事业有较大贡献、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负领导工作。民主人士李章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经过华南分局提议并报中央批准，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对其他的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知名官员和专家，也都安排了比较合适的工作。即使对于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对革命事业做过有益工作的人，叶剑英也主张不应该忘记他们。原国民党军官莫雄，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但他后来通过关系给我们转递蒋介石“围剿” 红军的情报，做过几件好事。解放后，莫在广州，有人主张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不能杀，要保下来②。莫雄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妥善安排，后来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叶剑英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和照顾的各界人士及其家属，思念往事，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对广东省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体会特别深。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他积极领导全省开展土改。1950年1 月，他在广东首次党代表会议上，就主持讨论了土改问题。以后，他又要求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自己也深入到一些地区，实地了解农村的现状，还派一些同志，到梅县等地作调查。他说： “兴梅地区土地少，群众要求土改非常迫切，应该尽快开始土改! ”①不久，他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作出了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的决定。会议提出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口号，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铺开。会后，分局组成了600多人的土改工作团，到兴宁等三县开始土改试点。后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又增加八个县同时进行土改工作。
在部分县的土改完成以后，叶剑英亲自总结经验，研究确定政策，推动全省土改工作。1951年春，他领导华南分局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会上，他在分析广东的形势时指出：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遭受一连串失败以后，企图利用蒋介石进攻我华南地区。因此，广东可能有小战。战争要求土改，不仅要求必要的时间，而且要求必要的空间 (战场) 。要发动群众加速进行土改，巩固中国的南大门。接着，他对于如何领导土改运动，提出了 “四个结合”： 时间与空间结合，点与面结合，热与冷结合，快与稳结合①。
叶剑英十分注意掌握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广东华侨多，商业发达，农村许多土地占有者，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华侨兼地主。此外，还有一种由祖宗传下来的派种的农田，即所谓“公赏田”。对这几种人的土地、财产、房产，在土改中是否一律予以没收?直接负责土改的李坚真等同志拿不准，便去请示叶剑英。他回答说： “不能搞一刀切!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特别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②接着，他同大家一起研究了这方面的具体政策界限。
1953年4月18日，叶剑英发出布告，向全省人民宣布：全省土地改革任务业已胜利完成，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生产，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他把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公开告知全省人民，以保护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提倡劳动致富，爱国发家; 确保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屋及各项财产的私有权利及劳动所得; 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由; 强制地主劳动，并保护地主的劳动所得; 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农业负担政策; 贯彻奖励爱国增产政策以及不违农时; 精简会议，任何工作不得妨碍生产，等等。这一布告，受到了广大农民及全省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叶剑英在领导华南的经济建设中，还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
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橡胶原料，而帝国主义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中共中央根据这种情况，作出了在华南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1年9月，陈云和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垦殖筹建工作会议。同年11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局长。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叶剑英亲自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考察，调查橡胶树的数量和生长分布情况，以及橡胶生产现状。考察结束后，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阐述对于发展华南橡胶事业的看法和建议。接着，又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名义，向中央写了《目前橡胶工作上应抓紧之重点》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为了尽快实现发展华南地区橡胶事业的规划，叶剑英首先抓紧垦殖队伍的建设。中共中央根据他的建议，抽调了2万名部队指战员，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等地，担负垦殖橡胶的光荣任务。还从土改干部和翻身农民中动员了10多万人参加垦殖事业。叶剑英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橡胶事业的信和报告中，还建议中央号召 “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工作，到北纬22度来站队。”①请求中央批准，将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拨给华南使用。他把华侨看作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植胶。爱国华侨陈嘉庚，是种植橡胶的里手。叶剑英多次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林业工程部队： “要向爱国人士学习，华侨陈嘉庚先生对种橡胶就有经验，要向人家学习，听人家的意见。”①
垦殖橡胶是一门科学事业。1953年，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和建议下，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叶剑英给橡胶科学研究提出的指导思想是： “科学研究要和生产相结合，以科学来指导生产，从研究中得来的经验，在实践中来考验。”② 他要求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他充分肯定群众和科技人员从实践中总结的“依山靠林”的植胶方案，并提出要设防风林。他认为，有山，有防风林带，既可挡风，又可保温，有利于橡胶树的生长。由于他重视科学技术，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并同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不断探索，使橡胶树的成活率越来越高，产量也不断增长。
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10月，他奉调回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从此，他正式离开华南和中南的领导岗位，全力投入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主持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作了发言，1954年1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根据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原子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用于实战的情况，认真研究未来战争的新特点，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1954年12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适应现代化战争，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①。1955年6月，他主持了全军第二次高级干部战役集训。8月，他向军委提出了关于1956年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1955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同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的总导演。这是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少将以上军官、各军军长、政委、各大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分批到演习现场学习、观看。叶剑英反复向参加演习的部队和前来参观的军队、地方领导同志阐述演习的意义。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目前又在进行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此可以想见，帝国主义如果真正发动战争，无疑将是大规模地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争。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有所警惕，而且应该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都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①。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同参加演习的指挥员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从中总结了有益的经验。他还模范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原则，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演习中发扬光大。整个演习历时一个多月，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了有陆海空三军领导同志及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总结大会，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对演习作了全面总结。这次演习，训练了全军10多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几十个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实兵团，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叶剑英从军队现代化建设出发，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八个关系，即： 人和技术的关系; 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 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 集中和民主的关系; 现实和发展的关系; 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②。他就以上八个关系，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他发言时说： 毛主席要求我们结合我军结合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指示要学先进的，可见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上采取批判的态度①。
1958年4月18日，叶剑英视察了军事学院。当时，军事学院的创建者、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的刘伯承，已经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被免去了所担任的职务。叶剑英在全院教职员干部大会上仗义执言，高度赞扬了刘伯承。说： 我们的刘伯承同志有四十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战斗经验很丰富，很红很专。他八九次负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让他负责国家大事②。人们听了叶剑英的这些话，深受感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使人民解放军以后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的同时，深深感到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很不适应形势。他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给军事学术研究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军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于是， 1956年，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并向军委呈报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同年12月4日经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人任委员。
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指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关。接着，他着重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我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①。
不久，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②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叶剑英提出的工作步骤是： 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我军30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高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第二，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着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要研究敌人，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①
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经中央军委同意，叶剑英于1958年年底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个编写条令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他虚心向大家请教，广泛征求意见。接着，1959年1 月，又召开了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全军科学研究的组织状况和工作状况，并指出了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体系。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交流了全军科研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统一了领导思想，制定了两年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并进行了明确分工。会后，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研机构，组织起一支7900多人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个全军动手抓科研、编条令的新局面。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同志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编写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从1961年至1964年，这些条令、条例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
在领导编写我军自己的战斗条令的同时，叶剑英还领导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开展了我军战史、战役学、外国军事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训研委员会) ，由叶剑英任主任。这样，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又继续领导了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1960年1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 (政治、文化、战术、技术) ，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 ”①，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号召全军要研究与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1961年5、6月，他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工作会议。他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建国以来我军训练的宝贵经验，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一)红、专、健结合。叶剑英说，红、专、健、就是毛泽东指示的“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这三者缺一不可。(二)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叶剑英指出： 技术决定战术，战术是技术和人相结合的运用。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正确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三)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叶剑英指出： 在训练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过程。将训练、战备以及执行各项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再运用到训练、战备以及各项工作实践中去。如此不断反复，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 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叶剑英认为，院校应根据部队的需要来训练干部，使训练出来的干部，在经过一段实习之后，确能担负起自己的工作。部队也要认识到，学员在学校里只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技能，要达到熟练，还必须在部队中经过一番锻炼。因此，部队对毕业的学员，应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①。
训练应从实战需要出发，是叶剑英的一贯思想。他说，军队的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必须使训练和战备统一起来，必须根据实战的要求从难从严来训练军队。战斗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困难的、瞬息万变的，特别是未来战争，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所以我们要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条件下练兵，要根据实战的要求来练兵。
叶剑英强调要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他说，勤俭练兵是我军训练的光荣传统。海军已经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 空军也初步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 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俭练兵的思想。
叶剑英十分重视我军司令部建设。1963年1月，他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的讲话，提出： 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他总结我军司令机关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要从思想、业务、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要求司令部的干部，第一要有政策观念; 第二要有全局思想; 第三要增强党性锻练。在业务建设方面，要有一定的战役、战术素养，要有全面的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要有必要的兵种知识和各种现代武器、装备知识，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作风建设方面，参谋人员要有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预见性; 要做到迅速、准确、虚心、负责①。1964年5月，叶剑英在观看了北京部队参谋人员标图业务表演后，鼓励参谋人员练好基本功。他说： “参谋人员的基本功，除了你们说的要会画 (画得好) 、会写 (写得快) 、会传(传得准) 以外，还要会读、会记、会算。”② 他对参谋人员提出的“六会”，对促进和完善参谋工作的业务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十分重视办好军队院校。他曾经这样说过： “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③他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指导。对于院校的体制问题，他提出 “三级制”和“两股绳”。“三级制”，就是按照当时的军衔制，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步兵学校受一次完成训练(由单个教练到营的战术) ; 由尉官晋升为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 (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 ; 由校官晋升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学习战役法、战略学和基本军事理论)。 “两股绳”，就是军官训练分完成和速成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又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
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是抓好院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叶剑英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1962年5月至7 月，他先后检查了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9月30 日，他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1964年11月中旬，叶剑英到湖南，在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校办校的经验。此后，军委决定全军院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风。为了把院校工作整顿好，叶剑英亲自到一些院校视察，搞调查研究，然后按照政治、指挥、技术、医务“四条线”，接连召开了会议。由于叶剑英的艰苦努力，院校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的一期《军训简报》上，发现了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12月23日，他亲自到南京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12月24日，叶剑英又到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他赞扬说： 看了以后，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①。为使郭兴福教学方法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它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 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 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 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 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拿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 “这一条我最感兴趣”; 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指出： “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说： 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②。这是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当全军大练兵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发展的时候，林彪别有用心地诬蔑说“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并利用职权于1964年12月29日发出所谓 《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
叶剑英极力抵制林彪的错误做法。1965年3月23日，他在东海舰队党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的论调，强调指出： “要科学安排时间，要及时调整时间，要善于使用时间”。9月17日，他在听取总参军训部负责同志汇报军训情况时，又指出： “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我军几十年训练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①可是，在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之下，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
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他一开始就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 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他同军委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以及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 《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6年6月14日，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6月21 日，他批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8月底，在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连的决定后，他和军委领导同志研究，于9月3日又发出了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10月 5日，林彪强行发布了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并宣布取消军委总政关于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此后，一些军队机关院校纷纷成立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在北京甚至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形势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1966年11月初，叶剑英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在西山聚会，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破坏党、破坏军队、迫害老干部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为了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于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和各总部负责人参加大会，并接见了到会人员。会上，军委几位副主席就军队及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军队中有少数人表现不好，我们是知道的。这些人在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 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明明地倒下去了，还要抓来斗。这种人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我对这些人很愤慨①! 11月 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地说： “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呵! ”②他希望同学们很快回学校去，搞好本校的改革。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
1967年1月中旬，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他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①! 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②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纵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月至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此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夜以继日地对全军情况进行全面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一起，调查了三总部、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以及国防工办、六个国防工业部、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等单位的情况，重点研究领导班子调整建设、军事训练、战备工作、军工生产、军事学术和作战方针、部队部署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叶剑英对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发动全军上下，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迅速掀起了加强战备和军事训练的热潮，使我军在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新的面貌，光荣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再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叶剑英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亲自指挥这次重大的自卫反击作战。早在南越当局蠢蠢欲动，开始对我武装挑衅时，叶剑英就以他敏锐的观察力，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多方面搜集情报，审慎进行研究，并及时向周恩来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供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定下决心。1月17 日，他向总参谋部打招呼，明确指出，西沙斗争开始了，总参、海军、广州军区等要加强值班，掌握敌情，做好作战准备。从这天起，他同广州军区、海南军区领导同志多次通话，了解情况，要他们准备，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日晨，叶剑英得知南越军队又强行侵占我琛航、广金岛的情况后，立即来到总参作战室。紧接着，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相继到来，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他们认真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审阅和批复前线发来的请示报告，周密分析判断敌情，根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下达了作战命令。
西沙作战面临的情况和特点是： 一，敌人来势很猛，我海军立足于打的准备不足，在敌舰突然开火时，才仓促还击; 二，我参战舰艇处于劣势，在该海区只有300—600吨的四艘作战舰艇，南越军队四艘军舰均在800—2000多吨; 三，我军是自卫反击作战，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邓小平及时果断地确定作战方针原则，使参战部队做到了集中统一指挥; 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压住敌人，控制作战主动权; 各部队和军民之间密切协同，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严格执行对敌斗争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作战过程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守候在作战室，随时掌握情况，进行指挥。当作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们再次向参战部队发出命令： 必须占领和守住珊瑚、甘泉和金银岛; 敌舰逃离我领海后，我舰不再追击;若敌机侵入我西沙群岛领空，应坚决予以打击，在领空之外不主动攻击，……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西沙反击作战从1月19日开始，20日胜利结束。我军击沉南越军队护航舰一艘，击伤其驱逐舰，全部收复了敌占岛屿，岛上的守敌全部被我生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我海上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保卫了祖国领土主权，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并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号召同志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①。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 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2月，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叶剑英每天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了解动态，抄写革命诗词。他对群众讽刺、鞭挞“四人帮”的诗词，给予高度赞扬。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四人帮”的肆虐折腾中不幸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到他的病房，排着队一个一个看望他。当时，毛泽东的意识还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跟前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抬了抬手。可是，泪水模糊的叶剑英没有察觉，走出病房后，护士跑出来说： “首长，主席招呼您去。”叶剑英立即返回到病床前。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欲语不能。叶剑英又急又悲，心中想到，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①?
对于这个异常举动，人们多半这样理解： 毛泽东主席在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夕，突然清醒地预感到，党将面临新的危机，要对叶剑英有所嘱托……。无论如何，叶剑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认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在中央领导人紧急研究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时，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对治丧没多少兴趣，却恶狠狠地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②。她的恶劣表演，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抵制。接着“四人帮”密谋策划，抓紧行动。张春桥坐镇钓鱼台。江青出面攫取毛泽东的文件、手稿。王洪文则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省、市，大小事情都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四大奸雄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准备实现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狂妄野心。
面对着这种局面，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他坚定地认为，由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缔造的、有着50多年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被“四人帮”这伙野心家篡夺了领导权。自己作为一名跟随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斗争，使党从危难中走出来，继续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迈进。
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也在深切地关注着党的命运，思谋着如何同“四人帮”作斗争。他们觉得，党内健康力量要团结一致同“四人帮”斗，必须有人带头和指挥。在邓小平被 “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到了叶剑英身上，纷纷到叶剑英这里来谈怎样同“四人帮”作斗争。叶剑英也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同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及其他老同志进行接触交谈。
还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里，王震就到叶剑英这里来，汇报情况，分析局势。他焦虑而又气愤地说： “为什么不把他们几个人看管起来?看管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①叶剑英理解王震的心情，但他没有说话，而是做了个颇富戏剧性的手势。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领会了他的意思： 要耐心等待，“投鼠忌器”，不好动手①。以后，王震又多次到叶剑英这里，将他在一些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及各方面的动向，汇报给叶剑英，使叶剑英及时掌握了不少情况。
也是在7、8月间，聂荣臻从城内住所临时搬到西山，同叶剑英住地相邻。一个多月里，两位老战友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就党和国家的形势、对“四人帮”集团的认识及如何同他们斗争，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他俩一致认为： “四人帮”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但又不是正常手段能解决的，特别是江青。后来，聂荣臻回到城内住地以后，又派杨成武到叶剑英住地，再次转告他的意见，说：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仗江青的特殊身份，开起会来蛮横不讲理，经常在会上耍赖，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②。叶剑英对杨成武说：回去转告聂帅，我与他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我找有关同志具体商量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③。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陈云、邓颖超等也都来到叶剑英的住地，就如何对付“四人帮”问题，同叶剑英一起商量对策。陈云与叶剑英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 “这个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 ”①还有其他一些党和军队的老同志，也都来向叶剑英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老同志们忧国忧民，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通过同党内、军内许多老同志的接触，叶剑英更清楚地看到了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党内健康力量一边的，从而更坚定了同“四人帮”作斗争并战胜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主席去世后，叶剑英一面忙于治丧工作，一面密切注视“四人帮”的动向，具体拟定和部署打倒“四人帮”的计划。他首先分析了中央政治局的状况，感到同“四人帮”作斗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要彻底解决“四人帮”，则还需要做工作。这中间，有一个人的工作非做好不可。这个人就是毛主席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要取得他的同意和支持。叶剑英从组织观念出发，觉得不能越过他、撇开他。因此，毛泽东逝世不久，叶剑英就主动同华国锋交换意见，希望他能站出来，负起斗争的责任。华国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叶剑英接连多次同他谈话，并明确地说： 只要你敢于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就会支持你的。并主动提出帮他打招呼，请他同老同志之间沟通思想②。
“四人帮”在不断发出狞笑和狂笑。他们加强了对邓小平的看管和对叶剑英的监视。他们将这两个人视为心腹之患，视为篡权的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防止意外，免遭暗算，叶剑英格外提高了警惕。每当来人找他谈话，他总要打开收音机或水龙头，用广播声、水流声掩盖谈话内容，防止被窃听。后来他从城内搬到西山的一个住所时，王洪文紧紧跟踪，也搬到了西山。叶剑英心里明白： 王洪文是专门来对付他的，但他内紧外松，处之泰然，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时，意味深长地把常走的一段山坡称为“好汉坡”，把那座亭子称为“风雨亭”。他边走边背诵苏东坡的《放鹤招鹤歌》：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
很快，叶剑英从西山又搬到了玉泉山，继续利用各种时机和条件，相邀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探讨对付 “四人帮”的办法。
局势在恶化。“四人帮”肆无忌惮，百倍地疯狂了。一方面，利用他们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枪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准备; 另一方面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大叫大嚷，要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所谓“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逼迫中央交出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出党中央的领导权，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同志坚决抵制，据理力争。结果，会议最后决定： 毛远新回辽宁去; 党中央的领导，由政治局讨论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
面对着“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 “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和一些老同志则认为，同“四人帮” 的斗争，早巳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一次同李先念交谈时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李先念完全同意这种看法①。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 “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叶剑英又与汪东兴进一步商议具体行动方案。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加紧了。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 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再照”; “把苹果留下，等特大喜讯再吃”; “把影片留下，等特大喜讯再映”。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到处都在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对反对他们的人说： “九号以后再找你们算账! ”①
叶剑英得到这些消息，敏锐地察觉到： “四人帮”进行反革命夺权，已经迫在眉睫。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刻不容缓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
10月6日晚上，叶剑英同华国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流一点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
在新的历史转变时期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我们党和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时期。党面临的严重任务，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影响，拨乱反正，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保证革命事业沿着胜利发展的方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处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将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平反冤、假、错案，荐贤举能，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赶快解放出来，其中最要紧的，是要尽快地让邓小平等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
叶剑英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安置到医院治疗，及时派秘书给他送文件报告情况，同时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
注释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
②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校史资料。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
①②《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22、23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25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41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28页。
②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材料。
③1972年叶剑英的一次谈话。
④《叶剑英诗词选集》。
①②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47页。
③《革命洪流中的叶剑英》,《星火燎原》1983年特刊。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62页。
②《叶剑英同志与广州起义》,《国防大学学报》 1986年第4期。
①《叶剑英同志与广州起义》。
①《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40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71页。
①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①叶剑英: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1958年7月30日 《人民日报》。
②广东历史博物馆:《广州起义资料》(上)第337页。
①《老帅在长征中》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05页。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69页。
①②平卓: 《长征中的张国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中)第451页。
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3、274页。
④《叶剑英传略》第76页。
⑤《彭德怀自述》第203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76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 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
②《彭德怀自述》第203页; 原信在中央档案馆。
③《叶剑英传略》第77页。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78页。
①②③④《叶剑英传略》第79页。
①《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1986年10月5日 《人民日报》。
②《叶剑英传略》第79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
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月表》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⑤李安葆: 《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140页。
①实甫: 《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纪略》,1937年12月29日《抗战》杂志第32号。
①1940年2月《新华日报馆》印行。
②蔡二新: 《叶剑英轮廓》,1938年《新闻天地》,存重庆市档案馆。
①《叶剑英传略》第10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23辑第 126页。
①《新战术与新学校——记南岳游击训练班》,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叶剑英传略》第110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叶剑英抗战言论集》附录《叶剑英将军访问记》。
①《平江惨案史料汇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 138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120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124页。
②《叶剑英诗词选集》。
①《中共党史资料》第23期第160页。
①《中共党史资料》第23期第164页。
②《关于我军的编制与装备——叶参谋长1944年8月3日与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次报告》。
①军事调处执行部: 《和字第六号命令》 。
①《叶委员剑英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 1946年9月9日, 中央档案馆资料。
①②《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 (1946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资料。
①《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 (1946年2月14日) 。
①《叶参谋长在土地会议上的报告》 (1947年9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资料。
①转引自 《华北军大一周年纪念特辑》。
①转引自《校委扩大会议记录》,军委档案馆资料。
①②访问戎子和记录。
①访问钱俊瑞记录。
①叶剑英: 《在北平市政府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 4月21日)。
①1949年5月3日《人民日报》。
①黄启汉: 《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 第 67辑。
②引自《联合办事处会议记录》 (1949年)。
①黄启汉: 《一九四九年“和谈” 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 67辑。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69页。
①②③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0、271页。
①②③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2—273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6页。
②访问尹林平记录。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7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8页。
②叶剑英: 《在广西南宁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50年12月)。
①《叶剑英传略》第212页。
②叶剑英: 《在广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12月)。
①《叶剑英传略》第214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14—215页。
②访问尹林平记录。
①访问李坚真记录。
①《叶剑英传略》第218页。
②李坚真: 《回忆在叶帅直接领导下工作》,《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85页。
①②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86、290页。
①叶剑英: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①《辽东军事演习的总结讲评》第25页,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②叶剑英: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 (1956年9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①访问莫阳记录。
②叶剑英: 《在军事学院的讲话》 (1958年3月15日)。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246—247页。
①《叶剑英传略》第247页。
①叶剑英: 《在训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0年1月3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①《叶剑英元帅在陆海空三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1951年5月— 6月)。
①叶剑英: 《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 (1963年1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②叶剑英: 《观看北京军区参谋人员标图表演时的谈话》 (1964年 5月28日)。
③叶剑英: 《在全军第六次院校会议上的结论》 (1956年6月)。
①叶剑英: 《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12月27 日) 。
②访问莫阳记录。
①《叶剑英副主席对全军军训业务会议的指示》 (1965年9月27 日) 。
①叶剑英: 《在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13日),军委档案馆资料。
②叶剑英: 《在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 29日),军委档案馆资料。
①②《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转引自1986年10月30日 《人民日报》。
①叶剑英: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①②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1、342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第343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页。
②③《聂荣臻回忆录》第867—868页。
①②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344页。
①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①薛冶生: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346页。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294页。
①叶剑英: 《在五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78 年3月4日)
②转引自197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
①《叶剑英传略》第303—304页。
①1983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①《叶剑英传略》第305页。
①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 《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载1985年9 月17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叶剑英同志谈话纪录。
2. 《彭德怀自述》。
3.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
4. 《聂荣臻回忆录》。
5. 《叶剑英诗词选集》。
6.广东梅县市档案馆资料。
7.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访问资料。
8.广东省(市)档案馆资料。
9. 中央档案馆资料。
10. 中央军委档案馆资料。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13.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
14. 《朱德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5. 《中共党史犬事年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16. 《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7. 《叶剑英传略》。
18.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19. 《萦思录——怀念叶剑英》。
20. 《广州起义资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推荐内容
苹果女性网 https://www.lpg3.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苹果女性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00159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