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是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湘鄂西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过洪湖游击队队长，鄂西游击总队队长，红军师长、军长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我党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错误“肃反”中不幸牺牲。
(一)
段德昌，字裕厚，号魂，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 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父亲段心铨，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小学教书，并当过旧省农会办事员和常德行署法院承审官。母亲早丧。
段德昌七岁在本村念私塾，后转读小学。一九二二年夏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同年秋，考入长沙雅各中学。这时，他与南县、华容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刘革非、何鸣一、彭定、朱登瀛、欧阳悟等革命青年过从甚密，曾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阅读《新青年》、《劳动者》等革命刊物，互相勉励，立志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一九二三年，段心铨因病去世，家境日益窘困，段德昌乃辍学回乡。一九二四年，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归国共产党员何长工(何堃)去华容南山创办新华中学，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曾与盘踞在华容教育界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①。一九二五年，他在南县县城第一小学任英文教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南县的一些进步师生成立了南县雪耻会，段德昌任纠察队长②，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查禁日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由于他经常拿着一根五六尺长的铁杆到县城码头等处检查日货，有人就讽讥说： “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杆，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段德昌严肃地回答： “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他不怕别人的嘲讽，不顾困难险阻，始终站在爱国反帝斗争的前头。
一九二五年六月，段德昌在南县由陈琳、冯希濂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后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同年夏，段德昌由南县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这时的黄埔军校里，以国民党右派分子为核心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 的斗争十分尖锐。段德昌是“青军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党的领导下，无情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因而，为右派所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到半年，段德昌被蒋介石开除了学籍。后经周恩来介绍，他进入以李富春为班主任 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一九二六年六月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①。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于一九二六年夏随六军进入湖南。不久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②。他积极地在士兵和基层军官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配合着革命战争的进行。尤其在攻占醴陵、平江以及汀泗桥等战役中，他带领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战场上进行宣传鼓动，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同年秋，段德昌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围攻武昌的战役。十月，武昌攻克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番号仍为第一师，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③。围攻武昌前后，他结识了先在第八军第一师、后又一同划入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彭德怀回忆道： 围攻武昌时，段德昌“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 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④。
攻克武昌数日后，三十五军第一师奉军长何键令，由武汉经孝感西进，抵当阳时获得情报，吴佩孚的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师长周磐遂下令要彭德怀率部赶往玉泉山截击逃敌。 段德昌向周磐提出要随第一团参加这次战斗。周磐同意后，他便同彭德怀一起，带领部队自当阳出发。可是，当他们赶到玉泉山时，吴佩孚的残部已于先一天通过该地北窜。这天晚上，段德昌与彭德怀就宿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里，二人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通过交谈，使段德昌对彭德怀更加了解，使彭德怀受到很深教益。彭德怀对这次交谈终生不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 “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 “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问： “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 “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 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段问我： “加入了国民党吗?” 我说： “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 “为什么?”我说： “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 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那里会革命呢?” 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 段告：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①。
同过去几次一样，彭德怀把段德昌这一次的谈话，向他在部队中秘密建立起来的救贫会会员传达了。他后来说：“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②。”
部队在玉泉山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奉命开拔，随第一师进入宜昌，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下旬。在这里，段德昌同彭德怀等一起，迎来了一九二七年。元旦那天，彭德怀召集救贫会会员开会，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的章程和口号。不久，一营还以夜校形式办起了训练班，“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 ③。
在党的政治影响和段德昌的直接帮助、教育下，彭德怀和他领导的第一营“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 ，“有了很大的提高” ④。彭德怀曾几次找段德昌，要求参加共产党。段德昌对彭德怀深为了解，非常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当时正是国 共和作时期，为了避免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党组织决定暂不在这支军队里发展党员，彭德怀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这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了何键的三十五军第一师。秋季，他受党中央派遣，赴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在一次战斗中被烧伤，遂秘密潜回家乡湖南南县养伤。
不久，摆脱了何键和三十五军控制的第一师，南渡长江，进驻湘北的南(县)、华 (容) 、安 (乡) 地区，改番号为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归鲁涤平直接指挥; 彭德怀升任第一团团长，率团部和第一营驻南县县城。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定地维护工农利益，先在城陵矶打击四川军阀杨森，声援叶挺部队作战; 后又稳住周磐使第一师摆脱了正在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的控制，进驻南、华、安的政治表现极为赞佩，遂向中共南华安特委提出，要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派代表同彭德怀谈话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十月的一天，特委代表张匡找到彭德怀，告诉他说： “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 ①彭德怀十分激动，表示感谢党对他的信任，并打听段德昌的下落。当他得知段德昌就在南县养伤时，既高兴，又不安，当即建议将段德昌搬到李灿家里，以便他派团部的军医去为其治疗。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段德昌在李灿家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彭德怀。二人互致问候，互诉别离情况之后，段德昌阐述对当局的看法，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破产了，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他热情赞扬了彭德怀在白色恐怖中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并对特委通过彭德怀入党表示祝贺。他说：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你能坚持革命立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你很久的愿望达到了——特委通过你加入共产党。已经报告省委，省委是会批准的。段德昌要彭德怀注意保密，说： 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 “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①。这次会面，又使彭德怀受益很深。他后来回忆道： “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 ‘马日事变’ 后的孤立感; 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②。彭德怀告辞时，段德昌又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勉励他认真学习。
十一月，段德昌伤已痊愈。党派他去湖北公安，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是大革命时期农民农运迅猛发展的区域，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决定要把那里的武装斗争烈火 点燃起来。为此，离开南县前，他想请彭德怀提供一些枪枝和经费。彭德怀通过第一团的地下党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切准备就绪，段德昌带领南县一批共产党员，化装成绅士、小商贩、江湖术士等各种身份，混过敌人一层层岗哨，抵达公安县曾家嘴，同在这一带活动的戴补天、邹资生等会合，并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制定了公安暴动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段德昌在一天夜晚，率领一百多名暴动队员，袭击了弥陀寺的团防局，缴获敌人七十多支枪。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一天拂晓，段德昌和戴补天、喻文彬等，带领游击队员潜入公安县城，乘团防局士兵正在徒手进行早操之时，冲入操场，夺走摆在操场一角的枪枝，并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段德昌宣布成立公安县游击大队，自己兼游击大队长，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①。不久，杨森的五十三军来公安进行“清剿”。段德昌率领游击队撤出县城，转往孟家溪一带同敌人周旋，继而转入洪湖腹地。
(二)
段德昌率领公安游击大队进入洪湖腹地以后，即同活动在洪湖附近的彭国才、刘革非所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洪湖游击队。洪湖游击队以段德昌为队长，彭国才为副队长，在洪湖的一个荒岛上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不久，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遭敌破坏，张计储等领导 人大部被捕牺牲。周逸群组织起鄂西临时特委，将特委机关迁往宜昌，并向党中央汇报了鄂西和鄂中的斗争情况。七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到宜昌，正式组成了鄂西特委，以周逸群为书记，段德昌等为委员①。此后，段德昌除继续领导洪湖游击队整训外，还和周逸群等一起，按照鄂西特委制定的新的工作方针，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整顿党和群众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使党和游击队不断壮大，到当年秋季，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已扩展到二十三个县。
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他率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相继袭击杨林尾、剀口、峰口、府场等地的敌军。仅峰口一仗，就歼敌八百余名，缴获了许多枪枝。在此基础上，他们以洪湖边上的瞿家湾、柳集为中心，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段德昌参加了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总结鄂西革命斗争的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和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以江陵、石首、监利三县为发展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会上，段德昌当选为特委委员。会后，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港交错，苇林茂密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 林领导的游击队一起，建立了江、石、监三县的红色政权。
一九二九年三月，段德昌代表鄂西特委在沔阳谢家湾附近的天主堂召开了沔阳县的党员大会，把遭敌严重破坏的沔阳县党组织恢复起来，并重建中共沔阳县委①。
此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向驻扎在峰口、府场一带的以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张泽厚是个狡猾的家伙，外号“混世魔王”。段德昌和沔阳县委研究，决定采取“端窝智歼”的方法。他们派出一部分游击队员攻下张泽厚的家乡沙口镇，活捉其父并批斗游街后斩首示众，再把其大管家打一顿大棍，然后开释。大管家逃到张泽厚那里诉说，张泽厚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带着五百多保安团直扑沙口镇，撞进了段德昌的伏击圈，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张泽厚只身逃跑。智歼保安团后，游击队力量大增，洪湖各地也都建立了守备队。守备队每大队有船十二只，下属四个小队，每小队有船三只，每船三人，配备一门土炮、一支土枪②，活动于各个水口，配合游击队作战，保卫苏区的安全。
五月，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领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驻扎该地的敌军谭道源师两个连，几乎全部被歼，我军缴获枪枝百余③。接着，段德昌等又乘胜攻占了峰口和仙桃。峰口之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敌军十八军一个营在镇周围挖有较深的水壕，并布满了铁丝网和梅花桩等障碍物。敌人自恃工事坚固，只在入镇要道口设有哨兵。段德昌令三百多游击队员，每人带马刀一把，于半夜用梯子和杉木板作工具爬过水 壕，砍开铁丝网，穿过梅花桩，摸进敌营，发动攻击。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猝不及防，大部束手就擒，少数顽抗者作了刀下鬼。是役重创敌军，缴枪两百多支，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它物资，游击队声威大震①。
这期间，段德昌等还带领游击队员积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在监利、沔阳的下东湾、剀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小河口以及华容的东山等地，都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红色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②。此时，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游击大队和段玉林领导的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紧密配合，互相呼应，开展荆江地区和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和团防队的“清乡” ，使革命根据地有了发展。
一九二九年七月，鄂西特委命令监沔游击大队和江石华游击大队合组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后接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为便于部队发展和补充所需的骨干，特委还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由总队直接指挥。
段德昌和周逸群等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建设。他们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学习朱德、毛泽东建设红军的经验，首先健全部队党的组织，设立总队政治部和中队以上的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党、团支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其 次，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强调士兵工作是军队内部的主要工作，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士兵群众的基础上，每一士兵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使他们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自动地参加工作、娱乐和生活管理，以发扬内部民主。各游击队中队以上都设立巡查队，负责维持纪律，每队三人，由士兵轮流担任，有权纠察违犯纪律的官兵。游击总队还建立了作战奖评制度，普遍推广“批评会”的方法，每次战斗后召开参战人员会议，发扬民主，进行奖评，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段德昌亲自编写了一首《红军纪律歌》，以教育指战员遵纪爱民，歌词是：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在后头。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处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差半毫分。
段德昌根据他在洪湖地区一年多的斗争实践，总结了游击战争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套作战方法，这就是：“敌人来 ‘清剿’ 时我们就 ‘飞’ ，‘飞’ 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打，迫使敌人回去，我们再 ‘飞’ 回来，相机伏击、截击，消灭敌人。”后来，又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 ‘飞’ ，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对于发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二九年九月，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和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 “清剿”。段德昌命令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队避开强敌，转往华容一带活动。一大队路经监利二区时，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的要求，攻下了尺八口。由于胜利后产生了轻敌思想，大队领导人无视段德昌的意见，改变了总队部的原定计划，又带队转回洪湖，结果在小沙口与强大敌军遭遇，伤亡甚重，大队长王尚武和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亦受伤①。
在此情况下，游击总队决定段德昌率一、三两个大队坚持洪湖地区的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坚持华容、石首、江陵地区的斗争。一、三大队在洪湖党和群众武装协同下，按照段德昌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作战原则，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用奇袭和近战歼灭敌人。十月，他们在聂家岭击溃敌军一个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趁蒋、冯战争紧张，部分敌军调出鄂西的时机，段德昌率部向洪湖以西地区展开攻击，先后攻克三官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游击队，收复和发展了根据地。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朱祖光等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十二月，洪湖根据地占有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历时九天，深入讨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 、“军事工作问题” 、“苏维埃组织问题” 、“土地问题” 、“鄂西党组织问题” 、“农民运动”、“职工运动” 、 “经济问题”和“兵变问题”等十二个决议草案，产生了以周逸群为首的新的鄂西特委，段德昌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
会后，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十个中队，人员共约五千，枪一千几百支。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鄂西特委决定红一师于十二月底 前在江陵集中，与活动于长阳一带的由贺龙率领的红四军相互呼应。此时，二纵队攻取了江陵重镇郝穴，又迅速向普济观和沙岗发展，形势极为有利。但湖北省委此时过高估计红一师的力量，命令红一师第一纵队集结于洪湖; 第二纵队亦东返洪湖，与一纵队会师，再东进汉川，夺取武汉。当时，二纵队由于种种原因未向洪湖开拔，因此，两个纵队的会师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接着，到达洪湖根据地的柳克明 (直荀) ，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写信命令第一纵队立即往江陵与二纵队会师。于是，段德昌率领第一纵队从洪湖西进，沿途在城垸和沱子口等地打了两仗，重创两地的敌军; 第二纵队亦从石首出发，在江陵熊家河收编了敌常练队一分队，又进攻普济观、沙岗，缴枪五十余支。一九三○年二月五日，两个纵队在监利的汪家桥会师①。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 (因病未到职，不久由邝继勋继任) ，周逸群兼任军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段德昌兼任第一纵队司令，王鹤任政委; 段玉林任第二纵队司令，周容光任政委②; 全军约六七千人。
红六军成立后，主力移至新观寺，召开了纪念“二七”罢工的万人大会，誓师出征。次日，段德昌和段玉林等率领一、二纵队向敌势力较弱的潜江西南地区进击，先后攻克龙湾司、老新口、张金河、熊口等集镇，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并规定各当铺凡二十元以下的当物一律无偿退还原主，二十元以上的当物，允许原主以原价赎回，不计利 息，受到沿途群众的称赞。
二月十四日，部队集中于老新口。十五日拂晓，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一、二纵队，进攻监利三大集镇之一的新沟嘴;十七日又占领了渔洋镇，歼敌新编第五师一个连。这时，段德昌得悉潜江县城敌人力量较弱，只有反动武装三百多人枪，于是决定进攻该城。二十七日，他派一部红军埋伏于潜江县城北面，以备堵截逃窜岳口的敌军;将主力分成两路，一路担任正面主攻，一路进攻县城的西南角。这天拂晓，两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守敌不支，迅即溃败，除部分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三月八日，段德昌等指挥红军分三路向郝穴发起冲锋，经过激战占领该镇，歼敌独立十四旅两个营。十二日上午，段德昌率主力一部攻取观音寺，逼近沙市郊区，并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宣传和发动群众。四月，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部队跨江南下，连克藕池、石首和调弦口等城镇，军威大震。这时，鄂西地区的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赤卫队发展到近二十万人，游击区扩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同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从此，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五月二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又分四路进攻峰口，消灭敌军八百多人。接着，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仙桃，歼敌徐源泉的正规军一部和保卫团，缴获大批步枪和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攻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主力隐蔽设伏，一部佯装撤离他去，以调动、引诱敌人。第四天拂晓，敌徐源泉部两个团果然出动，拟渡北襄河追击红军。正当敌军渡河之际，埋伏在岸边的红军战士以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向敌群猛烈射击。毫无戒备之敌，被打得晕头转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被打死或淹死在河里①。
战后不久，段德昌去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党中央决定扩大红军并组建红二军团; 指示红六军移师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迎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进入洪湖，以便两军会师进攻武汉。段德昌返回根据地后，于六月即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群众和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华容，歼灭了何键派驻华容的敌军②; 接着连克石首、南县二城，歼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七月一日，红六军攻克公安县城，四日进入公安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召开两军前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二、六两军合编成红二军团，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为周逸群，参谋长为孙德清，政治部主任为柳克明。红二军团辖二、六两个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 六军军长邝继勋 (到任月余即调往红四方面军) ，政委兼副军长段德昌③。六军下辖十六、十七两个师，由王一鸣和许光达分任师长，王鹤和李剑如分任师政委。
红二军团进入洪湖根据地后，军团前委决定消灭为害最烈的反革命地主武装“白极会” (又称“反共军”) ，打开敌人重兵盘踞的监利县城。按照前委的部署，八月十三日，段德昌率 领红六军在河口歼灭“白极会”几千人，捕杀了反动首领，缴获大批马匹、枪枝、弹药，完全瓦解了这一反动武装，并乘胜攻克了沔阳、天门、应城、京山、皂市、安陆等城镇，开辟了襄北根据地。
监利城内驻有敌新三师李云龙旅的两个正规团和一个保安团; 城东的朱河镇还有一个正规团，共三千多人。敌人在城东西北三面筑有密集的纵深壕堑，布置了多重铁丝网，南面则是水深流急、波涛翻滚的长江，因此李云龙自恃监利城固若金汤，声言不怕红军进攻。
段德昌和贺龙、周逸群等调查了监利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前委便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红六军担任主攻，红二军担任攻城的第二梯队，并阻击朱河来援之敌。段德昌接受任务后，命令彭国才带领一批侦察人员，化装进入城内，与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员杨嘉瑞作为内应;同时派刘革非组织监利、华容两县的游击队、赤色教导军等前来助战。准备就绪后，段德昌命令一部兵力先在城西佯攻，李云龙闻得枪声仓皇将城内守军主力调往城西，并下令城内炮火向四面八方可疑的目标轰击。段德昌见时机已到，命令全军炮兵集中轰击城墙和敌炮阵地，并将预先准备好的三百头角下扎有尖刀的“火牛”驱入敌群，很快冲乱了敌人的阵脚，红军战士跟在“火牛”后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此时，长江两岸华容县和监利县的几万名游击队、赤色教导军、赤卫军、暴动队和农协会员、少先队员已经赶到，监利城外枪炮轰鸣，喊声震天。李云龙摸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攻城，吓得六神无主，正在督饬守城敌军拚死顽抗之际，彭国才带领侦察队员和我地下党员杨嘉瑞掌握的两连兵士，在敌军营房和司令部内放起了大火。城内守敌立时大乱，纷纷抱头鼠窜，各自逃命，红军遂乘胜攻克监利县城。此役全歼敌新三师教导团、保安团和从朱河来援的一个正规团共三千余人，缴获步枪、短枪三千几百支，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八门，布匹九船及一个金库①，是红二军团成立后的一个大胜仗。
监利攻克后，军团主力迅速扫除了龙湾、熊口等敌军据点，解放了潜江县城，并乘胜攻占天门重镇岳口。红六军十七师亦先后攻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消灭了大批敌军。
红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已经达到三万五千多人②。荆江两岸、襄河两岸的苏区连成了一片，监利，沔阳、石首、华容、江陵、潜江、公安七个县城均已为红军占领，苏区范围西至沙市近郊，北至天门、汉川，东至洪湖、岳阳，南至南县、安乡，纵横数百里。洪湖根据地处于极盛时期③。
段德昌是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湘鄂西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过洪湖游击队队长，鄂西游击总队队长，红军师长、军长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我党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错误“肃反”中不幸牺牲。
(一)
段德昌，字裕厚，号魂，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 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父亲段心铨，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小学教书，并当过旧省农会办事员和常德行署法院承审官。母亲早丧。
段德昌七岁在本村念私塾，后转读小学。一九二二年夏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同年秋，考入长沙雅各中学。这时，他与南县、华容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刘革非、何鸣一、彭定、朱登瀛、欧阳悟等革命青年过从甚密，曾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阅读《新青年》、《劳动者》等革命刊物，互相勉励，立志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一九二三年，段心铨因病去世，家境日益窘困，段德昌乃辍学回乡。一九二四年，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归国共产党员何长工(何堃)去华容南山创办新华中学，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曾与盘踞在华容教育界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①。一九二五年，他在南县县城第一小学任英文教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南县的一些进步师生成立了南县雪耻会，段德昌任纠察队长②，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查禁日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由于他经常拿着一根五六尺长的铁杆到县城码头等处检查日货，有人就讽讥说： “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杆，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段德昌严肃地回答： “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他不怕别人的嘲讽，不顾困难险阻，始终站在爱国反帝斗争的前头。
一九二五年六月，段德昌在南县由陈琳、冯希濂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后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同年夏，段德昌由南县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这时的黄埔军校里，以国民党右派分子为核心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 的斗争十分尖锐。段德昌是“青军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党的领导下，无情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因而，为右派所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到半年，段德昌被蒋介石开除了学籍。后经周恩来介绍，他进入以李富春为班主任 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一九二六年六月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①。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于一九二六年夏随六军进入湖南。不久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②。他积极地在士兵和基层军官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配合着革命战争的进行。尤其在攻占醴陵、平江以及汀泗桥等战役中，他带领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战场上进行宣传鼓动，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同年秋，段德昌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围攻武昌的战役。十月，武昌攻克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番号仍为第一师，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③。围攻武昌前后，他结识了先在第八军第一师、后又一同划入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彭德怀回忆道： 围攻武昌时，段德昌“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 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④。
攻克武昌数日后，三十五军第一师奉军长何键令，由武汉经孝感西进，抵当阳时获得情报，吴佩孚的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师长周磐遂下令要彭德怀率部赶往玉泉山截击逃敌。 段德昌向周磐提出要随第一团参加这次战斗。周磐同意后，他便同彭德怀一起，带领部队自当阳出发。可是，当他们赶到玉泉山时，吴佩孚的残部已于先一天通过该地北窜。这天晚上，段德昌与彭德怀就宿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里，二人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通过交谈，使段德昌对彭德怀更加了解，使彭德怀受到很深教益。彭德怀对这次交谈终生不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 “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 “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问： “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 “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 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段问我： “加入了国民党吗?” 我说： “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 “为什么?”我说： “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 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那里会革命呢?” 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 段告：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①。
同过去几次一样，彭德怀把段德昌这一次的谈话，向他在部队中秘密建立起来的救贫会会员传达了。他后来说：“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②。”
部队在玉泉山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奉命开拔，随第一师进入宜昌，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下旬。在这里，段德昌同彭德怀等一起，迎来了一九二七年。元旦那天，彭德怀召集救贫会会员开会，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的章程和口号。不久，一营还以夜校形式办起了训练班，“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 ③。
在党的政治影响和段德昌的直接帮助、教育下，彭德怀和他领导的第一营“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 ，“有了很大的提高” ④。彭德怀曾几次找段德昌，要求参加共产党。段德昌对彭德怀深为了解，非常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当时正是国 共和作时期，为了避免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党组织决定暂不在这支军队里发展党员，彭德怀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这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了何键的三十五军第一师。秋季，他受党中央派遣，赴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在一次战斗中被烧伤，遂秘密潜回家乡湖南南县养伤。
不久，摆脱了何键和三十五军控制的第一师，南渡长江，进驻湘北的南(县)、华 (容) 、安 (乡) 地区，改番号为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归鲁涤平直接指挥; 彭德怀升任第一团团长，率团部和第一营驻南县县城。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定地维护工农利益，先在城陵矶打击四川军阀杨森，声援叶挺部队作战; 后又稳住周磐使第一师摆脱了正在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的控制，进驻南、华、安的政治表现极为赞佩，遂向中共南华安特委提出，要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派代表同彭德怀谈话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十月的一天，特委代表张匡找到彭德怀，告诉他说： “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 ①彭德怀十分激动，表示感谢党对他的信任，并打听段德昌的下落。当他得知段德昌就在南县养伤时，既高兴，又不安，当即建议将段德昌搬到李灿家里，以便他派团部的军医去为其治疗。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段德昌在李灿家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彭德怀。二人互致问候，互诉别离情况之后，段德昌阐述对当局的看法，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破产了，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他热情赞扬了彭德怀在白色恐怖中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并对特委通过彭德怀入党表示祝贺。他说：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你能坚持革命立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你很久的愿望达到了——特委通过你加入共产党。已经报告省委，省委是会批准的。段德昌要彭德怀注意保密，说： 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 “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①。这次会面，又使彭德怀受益很深。他后来回忆道： “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 ‘马日事变’ 后的孤立感; 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②。彭德怀告辞时，段德昌又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勉励他认真学习。
十一月，段德昌伤已痊愈。党派他去湖北公安，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是大革命时期农民农运迅猛发展的区域，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决定要把那里的武装斗争烈火 点燃起来。为此，离开南县前，他想请彭德怀提供一些枪枝和经费。彭德怀通过第一团的地下党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切准备就绪，段德昌带领南县一批共产党员，化装成绅士、小商贩、江湖术士等各种身份，混过敌人一层层岗哨，抵达公安县曾家嘴，同在这一带活动的戴补天、邹资生等会合，并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制定了公安暴动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段德昌在一天夜晚，率领一百多名暴动队员，袭击了弥陀寺的团防局，缴获敌人七十多支枪。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一天拂晓，段德昌和戴补天、喻文彬等，带领游击队员潜入公安县城，乘团防局士兵正在徒手进行早操之时，冲入操场，夺走摆在操场一角的枪枝，并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段德昌宣布成立公安县游击大队，自己兼游击大队长，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①。不久，杨森的五十三军来公安进行“清剿”。段德昌率领游击队撤出县城，转往孟家溪一带同敌人周旋，继而转入洪湖腹地。
(二)
段德昌率领公安游击大队进入洪湖腹地以后，即同活动在洪湖附近的彭国才、刘革非所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洪湖游击队。洪湖游击队以段德昌为队长，彭国才为副队长，在洪湖的一个荒岛上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不久，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遭敌破坏，张计储等领导 人大部被捕牺牲。周逸群组织起鄂西临时特委，将特委机关迁往宜昌，并向党中央汇报了鄂西和鄂中的斗争情况。七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到宜昌，正式组成了鄂西特委，以周逸群为书记，段德昌等为委员①。此后，段德昌除继续领导洪湖游击队整训外，还和周逸群等一起，按照鄂西特委制定的新的工作方针，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整顿党和群众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使党和游击队不断壮大，到当年秋季，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已扩展到二十三个县。
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他率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相继袭击杨林尾、剀口、峰口、府场等地的敌军。仅峰口一仗，就歼敌八百余名，缴获了许多枪枝。在此基础上，他们以洪湖边上的瞿家湾、柳集为中心，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段德昌参加了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总结鄂西革命斗争的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和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以江陵、石首、监利三县为发展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会上，段德昌当选为特委委员。会后，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港交错，苇林茂密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 林领导的游击队一起，建立了江、石、监三县的红色政权。
一九二九年三月，段德昌代表鄂西特委在沔阳谢家湾附近的天主堂召开了沔阳县的党员大会，把遭敌严重破坏的沔阳县党组织恢复起来，并重建中共沔阳县委①。
此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向驻扎在峰口、府场一带的以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张泽厚是个狡猾的家伙，外号“混世魔王”。段德昌和沔阳县委研究，决定采取“端窝智歼”的方法。他们派出一部分游击队员攻下张泽厚的家乡沙口镇，活捉其父并批斗游街后斩首示众，再把其大管家打一顿大棍，然后开释。大管家逃到张泽厚那里诉说，张泽厚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带着五百多保安团直扑沙口镇，撞进了段德昌的伏击圈，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张泽厚只身逃跑。智歼保安团后，游击队力量大增，洪湖各地也都建立了守备队。守备队每大队有船十二只，下属四个小队，每小队有船三只，每船三人，配备一门土炮、一支土枪②，活动于各个水口，配合游击队作战，保卫苏区的安全。
五月，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领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驻扎该地的敌军谭道源师两个连，几乎全部被歼，我军缴获枪枝百余③。接着，段德昌等又乘胜攻占了峰口和仙桃。峰口之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敌军十八军一个营在镇周围挖有较深的水壕，并布满了铁丝网和梅花桩等障碍物。敌人自恃工事坚固，只在入镇要道口设有哨兵。段德昌令三百多游击队员，每人带马刀一把，于半夜用梯子和杉木板作工具爬过水 壕，砍开铁丝网，穿过梅花桩，摸进敌营，发动攻击。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猝不及防，大部束手就擒，少数顽抗者作了刀下鬼。是役重创敌军，缴枪两百多支，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它物资，游击队声威大震①。
这期间，段德昌等还带领游击队员积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在监利、沔阳的下东湾、剀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小河口以及华容的东山等地，都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红色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②。此时，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游击大队和段玉林领导的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紧密配合，互相呼应，开展荆江地区和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和团防队的“清乡” ，使革命根据地有了发展。
一九二九年七月，鄂西特委命令监沔游击大队和江石华游击大队合组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后接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为便于部队发展和补充所需的骨干，特委还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由总队直接指挥。
段德昌和周逸群等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建设。他们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学习朱德、毛泽东建设红军的经验，首先健全部队党的组织，设立总队政治部和中队以上的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党、团支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其 次，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强调士兵工作是军队内部的主要工作，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士兵群众的基础上，每一士兵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使他们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自动地参加工作、娱乐和生活管理，以发扬内部民主。各游击队中队以上都设立巡查队，负责维持纪律，每队三人，由士兵轮流担任，有权纠察违犯纪律的官兵。游击总队还建立了作战奖评制度，普遍推广“批评会”的方法，每次战斗后召开参战人员会议，发扬民主，进行奖评，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段德昌亲自编写了一首《红军纪律歌》，以教育指战员遵纪爱民，歌词是：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在后头。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处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差半毫分。
段德昌根据他在洪湖地区一年多的斗争实践，总结了游击战争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套作战方法，这就是：“敌人来 ‘清剿’ 时我们就 ‘飞’ ，‘飞’ 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打，迫使敌人回去，我们再 ‘飞’ 回来，相机伏击、截击，消灭敌人。”后来，又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 ‘飞’ ，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对于发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二九年九月，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和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 “清剿”。段德昌命令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队避开强敌，转往华容一带活动。一大队路经监利二区时，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的要求，攻下了尺八口。由于胜利后产生了轻敌思想，大队领导人无视段德昌的意见，改变了总队部的原定计划，又带队转回洪湖，结果在小沙口与强大敌军遭遇，伤亡甚重，大队长王尚武和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亦受伤①。
在此情况下，游击总队决定段德昌率一、三两个大队坚持洪湖地区的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坚持华容、石首、江陵地区的斗争。一、三大队在洪湖党和群众武装协同下，按照段德昌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作战原则，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用奇袭和近战歼灭敌人。十月，他们在聂家岭击溃敌军一个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趁蒋、冯战争紧张，部分敌军调出鄂西的时机，段德昌率部向洪湖以西地区展开攻击，先后攻克三官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游击队，收复和发展了根据地。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朱祖光等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十二月，洪湖根据地占有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历时九天，深入讨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 、“军事工作问题” 、“苏维埃组织问题” 、“土地问题” 、“鄂西党组织问题” 、“农民运动”、“职工运动” 、 “经济问题”和“兵变问题”等十二个决议草案，产生了以周逸群为首的新的鄂西特委，段德昌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
会后，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十个中队，人员共约五千，枪一千几百支。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鄂西特委决定红一师于十二月底 前在江陵集中，与活动于长阳一带的由贺龙率领的红四军相互呼应。此时，二纵队攻取了江陵重镇郝穴，又迅速向普济观和沙岗发展，形势极为有利。但湖北省委此时过高估计红一师的力量，命令红一师第一纵队集结于洪湖; 第二纵队亦东返洪湖，与一纵队会师，再东进汉川，夺取武汉。当时，二纵队由于种种原因未向洪湖开拔，因此，两个纵队的会师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接着，到达洪湖根据地的柳克明 (直荀) ，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写信命令第一纵队立即往江陵与二纵队会师。于是，段德昌率领第一纵队从洪湖西进，沿途在城垸和沱子口等地打了两仗，重创两地的敌军; 第二纵队亦从石首出发，在江陵熊家河收编了敌常练队一分队，又进攻普济观、沙岗，缴枪五十余支。一九三○年二月五日，两个纵队在监利的汪家桥会师①。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 (因病未到职，不久由邝继勋继任) ，周逸群兼任军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段德昌兼任第一纵队司令，王鹤任政委; 段玉林任第二纵队司令，周容光任政委②; 全军约六七千人。
红六军成立后，主力移至新观寺，召开了纪念“二七”罢工的万人大会，誓师出征。次日，段德昌和段玉林等率领一、二纵队向敌势力较弱的潜江西南地区进击，先后攻克龙湾司、老新口、张金河、熊口等集镇，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并规定各当铺凡二十元以下的当物一律无偿退还原主，二十元以上的当物，允许原主以原价赎回，不计利 息，受到沿途群众的称赞。
二月十四日，部队集中于老新口。十五日拂晓，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一、二纵队，进攻监利三大集镇之一的新沟嘴;十七日又占领了渔洋镇，歼敌新编第五师一个连。这时，段德昌得悉潜江县城敌人力量较弱，只有反动武装三百多人枪，于是决定进攻该城。二十七日，他派一部红军埋伏于潜江县城北面，以备堵截逃窜岳口的敌军;将主力分成两路，一路担任正面主攻，一路进攻县城的西南角。这天拂晓，两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守敌不支，迅即溃败，除部分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三月八日，段德昌等指挥红军分三路向郝穴发起冲锋，经过激战占领该镇，歼敌独立十四旅两个营。十二日上午，段德昌率主力一部攻取观音寺，逼近沙市郊区，并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宣传和发动群众。四月，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部队跨江南下，连克藕池、石首和调弦口等城镇，军威大震。这时，鄂西地区的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赤卫队发展到近二十万人，游击区扩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同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从此，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五月二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又分四路进攻峰口，消灭敌军八百多人。接着，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仙桃，歼敌徐源泉的正规军一部和保卫团，缴获大批步枪和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攻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主力隐蔽设伏，一部佯装撤离他去，以调动、引诱敌人。第四天拂晓，敌徐源泉部两个团果然出动，拟渡北襄河追击红军。正当敌军渡河之际，埋伏在岸边的红军战士以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向敌群猛烈射击。毫无戒备之敌，被打得晕头转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被打死或淹死在河里①。
战后不久，段德昌去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党中央决定扩大红军并组建红二军团; 指示红六军移师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迎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进入洪湖，以便两军会师进攻武汉。段德昌返回根据地后，于六月即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群众和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华容，歼灭了何键派驻华容的敌军②; 接着连克石首、南县二城，歼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七月一日，红六军攻克公安县城，四日进入公安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召开两军前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二、六两军合编成红二军团，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为周逸群，参谋长为孙德清，政治部主任为柳克明。红二军团辖二、六两个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 六军军长邝继勋 (到任月余即调往红四方面军) ，政委兼副军长段德昌③。六军下辖十六、十七两个师，由王一鸣和许光达分任师长，王鹤和李剑如分任师政委。
红二军团进入洪湖根据地后，军团前委决定消灭为害最烈的反革命地主武装“白极会” (又称“反共军”) ，打开敌人重兵盘踞的监利县城。按照前委的部署，八月十三日，段德昌率 领红六军在河口歼灭“白极会”几千人，捕杀了反动首领，缴获大批马匹、枪枝、弹药，完全瓦解了这一反动武装，并乘胜攻克了沔阳、天门、应城、京山、皂市、安陆等城镇，开辟了襄北根据地。
监利城内驻有敌新三师李云龙旅的两个正规团和一个保安团; 城东的朱河镇还有一个正规团，共三千多人。敌人在城东西北三面筑有密集的纵深壕堑，布置了多重铁丝网，南面则是水深流急、波涛翻滚的长江，因此李云龙自恃监利城固若金汤，声言不怕红军进攻。
段德昌和贺龙、周逸群等调查了监利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前委便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红六军担任主攻，红二军担任攻城的第二梯队，并阻击朱河来援之敌。段德昌接受任务后，命令彭国才带领一批侦察人员，化装进入城内，与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员杨嘉瑞作为内应;同时派刘革非组织监利、华容两县的游击队、赤色教导军等前来助战。准备就绪后，段德昌命令一部兵力先在城西佯攻，李云龙闻得枪声仓皇将城内守军主力调往城西，并下令城内炮火向四面八方可疑的目标轰击。段德昌见时机已到，命令全军炮兵集中轰击城墙和敌炮阵地，并将预先准备好的三百头角下扎有尖刀的“火牛”驱入敌群，很快冲乱了敌人的阵脚，红军战士跟在“火牛”后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此时，长江两岸华容县和监利县的几万名游击队、赤色教导军、赤卫军、暴动队和农协会员、少先队员已经赶到，监利城外枪炮轰鸣，喊声震天。李云龙摸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攻城，吓得六神无主，正在督饬守城敌军拚死顽抗之际，彭国才带领侦察队员和我地下党员杨嘉瑞掌握的两连兵士，在敌军营房和司令部内放起了大火。城内守敌立时大乱，纷纷抱头鼠窜，各自逃命，红军遂乘胜攻克监利县城。此役全歼敌新三师教导团、保安团和从朱河来援的一个正规团共三千余人，缴获步枪、短枪三千几百支，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八门，布匹九船及一个金库①，是红二军团成立后的一个大胜仗。
监利攻克后，军团主力迅速扫除了龙湾、熊口等敌军据点，解放了潜江县城，并乘胜攻占天门重镇岳口。红六军十七师亦先后攻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消灭了大批敌军。
红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已经达到三万五千多人②。荆江两岸、襄河两岸的苏区连成了一片，监利，沔阳、石首、华容、江陵、潜江、公安七个县城均已为红军占领，苏区范围西至沙市近郊，北至天门、汉川，东至洪湖、岳阳，南至南县、安乡，纵横数百里。洪湖根据地处于极盛时期③。
(三)
一九三○年九月初，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红二军团按照湖北省的指示，进攻沙市未克; 接着又执行省行动委员会的命令向武汉进逼，使部队连连受挫。九月十二日，党中央派邓中夏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九月二十日，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在洪湖苏区中心周老嘴召 开，传达和讨论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二十二日，部队攻占监利，获悉红一、三军团已撤出对长沙的包围，向湘东转移。于是，二十四日，在监利县城召开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接着召开湘鄂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调离红军，任特委代理书记和联县政府主席，段德昌改任红六军军长①，柳克明调任红六军政委。
在此期间，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等同中央代表邓中夏是存在着分歧的。邓中夏要红二军团攻打长沙，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等则力劝他慎重考虑。邓中夏虽曾对要红二军团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作法有过怀疑，但仍坚决执行了立三中央的“左”倾冒险方针，直到一、三军团退出长沙的消息传来，九月二十八日又收到中央停止待命的指示，他才同意将部队开回峰口休整。可是，几天之后，邓中夏又决定要二军团向长江边前进，准备渡江南下。按照这一决定，十月中旬，段德昌带领红六军、贺龙率领红二军，分别由监利、石首渡江南征。
红二、六军渡江后，连占南县、华容二城，接着乘胜攻占了公安县城和藕池、官塘等镇，使江南苏区连成一片。新区未及巩固，邓中夏命令继续南攻津市、澧县等地。打下津市后，红军主力直逼澧县城下。澧县驻有敌人的重兵，且有坚固城防，红军云集城外，强攻三天三夜，指战员们虽奋勇冲杀，前 仆后继，伤亡很大，但仍不得克①。而何键派出的李觉部两个师和其他几个师的增援敌军逼近，前委才放弃对澧县城的围攻，并撤出津市。接着，段德昌指挥红六军奉命转进，攻占了石门，临澧等地。
这时，蒋、冯、阎大战结束，敌军从四面八方云集江南，准备围攻红军的各个根据地。进驻常德一线的湘敌李觉率领的两个师，企图“围剿”我湘鄂西红军。根据以上情况，贺龙、段德昌将红二军团撤至河口。在前委会议上，段德昌提出将部队撤回洪湖，以恢复和巩固洪湖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围剿”。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但邓中夏以前委书记和军团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仍坚持要攻打津市、澧州 (澧县城) ，并夺取常德。
当红二军团又一次进攻津市、澧县县城的时候，敌李觉两个师来援，其他敌军也大批向津、澧一带汇集，准备与我决战; 红二军团只好撤退，红二军退至公安县城，红六军退至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这期间，湘鄂西特委周逸群、刘革非等，鉴于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我洪湖根据地周围集结，准备进行“围剿” 的严重形势，曾多次写信给红二军团，要求部队返回洪湖，保卫根据地。段德昌和贺龙极力支持特委意见。但邓中夏却以洪湖地区河流港叉纵横交错，“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等为由，主张放弃洪湖根据地而向山区发展，甚至错误地提出“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的口号。贺龙、段德昌严正表示不能并提“中央”二字， 不能把湘鄂西苏区与中央苏区并列起来①。段德昌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陈述不能放弃洪湖根据地的理由，并特别针对中央代表提出的打无条件的阵地战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指出，当何键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步步逼近我军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把比敌人弱小好几倍的红军分散在一条一百多里长的战线上。他说，把二、六两军的战线拉得过长，全面出击，是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红军处于在北面受鄂军，在南面受湘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可是，中央代表不仅不听取段德昌的正确意见，反而免去了他的红六军军长职务，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任命从苏联留学回来、并无实战经验的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②。段德昌对贺龙说： “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 红军在这样危险的关头，我怎么能忍心离开呢! ?”他又对政委周容光说： “二、六两军战线拉得过长，这是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敌人南北一夹击，我军腹背受敌，只有等着挨打! ”③此时此刻，段德昌关心的，仍然是红军部队的存亡。
果然，十二月十七日，敌以优势兵力向杨林市发起猛攻。当时，我二军尚在公安; 六军仓促应战，由于防线过长，兵力分散，无法击退从沙市南来的敌湖北省保安师; 而湘军李觉所部又从津市方面向北攻来。十八日，经过一天激战，三万多人的红军被打得只剩下一万多人，由贺龙带领向西突围到刘家场，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开到鹤峰的走马坪进行休 整①。翌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并于四月离开鹤峰北上，占巴东，渡长江，连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 五月间又突破敌十余个团的围攻，进入房县，开辟鄂西北根据地②。
在贺龙带领红二军团主力突围西进的同时，段德昌把在战斗中失散的战士集中拢来，组成了一个营，又打回洪湖。他通过石首县委书记屈阳春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取得联系，同周逸群一道，把在杨林市战斗中被冲散、先后又回到洪湖苏区的红军集中起来，其中有“六军四十八、五十一两团之各一部及二军之十二团，合计枪一千左右”③，整编为红军独立团，由段德昌负责指挥。一九三○年冬，湘鄂西特委将段德昌率领的独立团，加上洪湖地区卢冬生、王炳南的两支游击队，合并编成新六军，段德昌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这支部队成为洪湖苏区反“围剿” 的主力军。
自红二军团退出洪湖根据地后，敌人先后占领了监利、沔阳、潜江、华容等县，实行血腥屠杀，并继续进行“围剿” ，使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湘鄂西特委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 ，恢复根据地，除成立和加强新六军外，还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和赤色教导军等群众武装合编为江左 (江北) 和江右 (江南) 两个指挥部，分别由董朗和林仲丹负责，归周逸群和段德昌统一指挥。段德昌与周逸群、段玉林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 略战术，领导苏区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先后攻克沔阳、华容两城，并进逼仙桃、南县①。
一九三○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段德昌率领红军战士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来援。待敌人援军赶到高基庙时，段德昌带着部队已经奔向鲢鱼须，突袭敌十一师的一个营，全歼敌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②。随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北渡长江，一路打回洪湖，到监利朱河时，子弹已经打光。部队继续前进，在陶家渡与国民党保安团一千多人相遇。两军狭路相逢，转移和回避已经来不及了。段德昌当机立断，领着这支近于赤手空拳的部队和几千群众，埋伏在大路两旁的田地里。待敌人进入包围圈时，段德昌一声令下，指战员一齐冲入敌阵进行肉搏。敌人措手不及，纷纷逃窜和投降。段德昌把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七百多支新枪和两挺重机枪以及大批弹药，装备了自己的部队③。
不久，段德昌率领新六军在黎家铺与川军一个团进行激战。战斗中，我机枪手牺牲，敌人蜂涌而上。段德昌接过机枪向敌群扫射，打得枪管都发红了。敌人依仗人多，仍不断猛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名叫李文举的战士跑到前面来，抢过军长的机枪，将枪托在身上，站着对敌人进行暴风骤雨般的猛烈扫射，终于把猖狂的敌人压了下去。段德昌指挥部队乘胜反攻，击溃了敌人。战后，在总结评功会上，段德昌在全军战士面前表扬了李文举，并提升李文举为营长④。这时，段德昌获知敌人进攻特委及苏维埃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石首，并且已经突破了石首北区的冯家潭子、小河口一线。他立即率 领新六军急赴石首，歼灭了进犯之敌，收复了石首北区。一九三一年二月，新六军南下再攻川军，第三次收复了华容县城①。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湘鄂西特委在调弦口召开会议，决定段德昌率主力渡江，乘敌人集中兵力于江南之机，反击监、沔之敌，恢复江北苏区。段德昌执行会议决定，率领新六军先后攻克了湘鄂西省级机关驻地瞿家湾、柳家集及府场等地，两次攻克峰口，击溃敌新三旅一个团，接着又歼灭敌人一个营; 四次攻克朱河，歼灭敌人新二旅的第二团。至三月底，洪湖根据地大部分都已恢复，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
四月初，经过短期整训的新六军，乘敌军大部分调往他处参加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段德昌的率领下，攻克了监利的车湾，于四月五日又一次迅速地占领峰口。部队休整了十来天，沿江陵方向发展，四月十八日在老新口一带歼敌新三旅第二团两个营，旋又在新沟嘴歼敌一个营，诱使敌新三旅余下的第一、第三两个团反扑，在监利余家埠设下埋伏将其全部歼灭，只剩下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往武汉。这次行动历时一周，歼敌近一个旅，缴获长短枪二千余支，机枪多挺，迫击炮数门。段德昌又率部队乘胜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结束了对洪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武汉的国民党报纸也惊叹： “江汉平原，‘匪’患日甚， ‘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神州自此无宁日矣”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蒋桂军阀混战开始。徐源泉部相继撤离鄂西，岳维峻部兵变，敌人对苏区的“围剿”开始放松。段德昌率领由新六军改编成的红九师，又乘机向江陵之敌发动进攻，赢得胜利。这期间，周逸群在返回江北途中遭敌伏击，英勇牺牲。六月初，我军在三官殿、沙岗，以及普齐观、郝穴、汪家桥等地连获大胜，歼灭敌军两千几百人，缴枪一千几百支。至此，洪湖根据地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了。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段德昌领导的红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拥有两个主力战斗团 (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 、五千多人枪的铁军①。
(四)
一九三一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又派夏曦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军委分会，夏曦任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六月中旬，夏曦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和省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
夏曦到洪湖后，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否定湘鄂西党和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绩。他指责湘鄂西特委执行了所谓“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的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上来，并执行中央的错误指示，取消了红二军团，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 治委员) ，将新六军缩编为红九师 (段德昌任师长，陈培荫任政委。他还认为湘鄂西党组织是不纯的，要自下而上地在“党内发动一改造党的运动”，“彻底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 “改组派在苏区颇活跃”，要加紧“肃反”等等。但由于当时反“围剿”斗争紧张，加上大水灾后带来的许多工作急待进行，他的这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一时还无法全面贯彻执行，因而仍能取得上述三至六月间的一连串胜利。
一九三一年秋，敌人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红三军主力七、八师远在鄂西北的均县、房县苏区，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国民党反动派又借长江、汉水、东荆河涨大水的时机决堤灌水，妄图水淹苏区，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并解决因水灾造成的部队给养上的困难，八月二日，湘鄂西军委分会决定段德昌等率九师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并跨过襄河向北发展，迎接红三军七、八师南返洪湖。夏曦亲自找段德昌等谈话，交代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分会又作出了 《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指出： “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的扩大苏区的原则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一，最主要的任务首先须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 ‘围剿’ 我们之一方。二，发展天门、潜江游击战争……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三，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线。四，保证…… 随时可以回到苏区。五，保持与后方之一定的交通线，以便输送和取得政治消息与指示”。关于迎接红三军的问题，分局和军委分会的决议则改为： “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然而，这些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段德昌早巳带队出征了。
段德昌根据夏曦口头通知的军委分会的决定，将二十五团留在苏区，并建议省委抽调部队干部帮助群众抗灾抢险，解决苏区物资供应等问题; 再三教育留守后方的指战员，要关心群众，多为群众着想，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生产自救。他还和二十五团团长段玉林一起，巡视了他与战士们在炎炎烈日之下修筑起来的“红军大堤”。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与万涛一起，率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挺进。八月十三日，他们歼灭了同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又乘机攻克沙洋，全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所属的第二团，共二千余人，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击毙敌旅长徐德佐。沙洋战斗后，段德昌以缴获的武器装备新组建了红九师的二十七团。这时，留在苏区守卫的二十五团，为了掩护主力行动，从江南桃花山战场赶来参战，一天之内连克直洛河、莲花寺，进逼潜江县城。八月十五日，二十五团又在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潜江守敌弃城向北逃遁。十八日，红九师三个团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敌新三旅残部汇合敌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被段德昌诱敌深入于潜江城下伏击，一部被歼，余下的纷纷溃逃②。
九师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使监、沔、江、汉 (川) 苏区得以巩固并联成一片，潜江的红色政权也得到恢复，并占领了天门的一部分地区。然而，江南苏区则 由于夏曦不断抽空地方武装，限制地方武装的发展，在敌人大军“围剿”之下，华容根据地失陷，朱祖光领导的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激战之后也退入到江北洪湖，江南苏区因而沦于敌人手中。
攻克潜江之后，段德昌即率领九师沿襄河北上，迎接红三军返回洪湖。这时，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又得悉九师沿襄河前来接应，便将各级政治机关人员及教导团留在鄂西北坚持斗争，主力于九月中旬自青锋镇出发向九师靠拢，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后，经南漳、荆门向洪湖转移。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得知以上情况，乃复渡襄河，九月二十八日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七、八两师共三个团在荆门刘猴集胜利会师。会师后，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分局的指示，以万涛接替邓中夏为红三军政治委员，并决定部队仍按原计划打回洪湖。随后，贺龙带七师、八师三个团攻岳口; 段德昌带红九师三个团攻张金港。十月五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一举全歼张金港之敌，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十月八日，七、八、九师胜利返回洪湖，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形势不断好转。
两个多月来，段德昌率领部队不断打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返回洪湖两大任务。但夏曦不顾段德昌在战斗中立下的卓著功绩，按照军委分会在红九师出发以后作出的决议，无理指责段德昌“违抗分局命令”，是“反国际路线”; 并认为九师去襄北接七、八师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是“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残余”等等; 还把明明是夏曦自己导致江南苏区沦陷的责任，推到段德昌和万涛身上; 又说贺龙回洪湖是不要鄂西北的后方，是不要群众的立三主义。据此，夏曦撤销了万涛红三军政委的职务，由他本人兼任，并错误地给段德昌以行政警告处分①。接着，又以临时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红三军编为五个大团，由他为首的军委分会直接指挥，“实际上剥夺了贺龙对红三军的领导权”②。
段德昌对此十分愤慨。他曾当面责问夏曦： “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你可以调动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红九师回去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以后发生的问题又怎能怪我们?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又怎么开展游击战争?”③问得夏曦无言以对。
夏曦在军事、政治、组织、干部路线、党和根据地的建设等方面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不得人心的。贺龙、万涛、段德昌和党内军内的一大批党员、干部都挺身而出，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在湘鄂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夏曦曾受到同志们的尖锐批评，对他“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是不适宜的”，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低”④。为了解决湘鄂西党和红军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先后派出宋盘 铭和尉士钧前往中央请示①。
这时，敌人加紧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向我苏区发起新的进攻。敌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进占张金港、潜江等地; 荆江方面的川军郭勋等部也积极配合进犯苏区，给我根据地带来很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红三军决定首先打击川军，然后对付湘北之敌。十一月上旬，段德昌率领红军一部在荆门厚港石灰桥歼灭了川军郭勋部两个营五百余人，缴枪四百多支，击退了川军的进攻。随后，贺龙率领红军一部折入襄北地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攻下天门皂市，歼灭敌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的副官长兼特务团长曹振武的一个整团及武汉保安团的两个营，击毙其副团长以下官兵八百多，缴获敌手提式机关枪三十余挺，花机关枪五十余挺，步枪四百多支，从而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②。
不久，宋盘铭自中央回来，带来中央指示，肯定了红九师接应红三军的成绩，也肯定了红三军南下的路线，不同意夏曦取消军部和师部的决定，并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十二月，红三军军、师两级领导机关恢复，段德昌仍任九师师长③。
但是，王明“左”倾错误控制下的党中央在总的方面仍是支持夏曦的，说夏曦自从到湘鄂西分局以来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政治路线; 并错误地说，在苏区 阶级斗争更加紧张的情况下，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国际和中央; 要湘鄂西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予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中央指示还说，由于全国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再强调要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向武汉进军”、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等等。这样，湘鄂西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助长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并为他推行的宗派斗争和打击报复打开了大门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同时几次给湘鄂西党组织发出了类似内容的指示，从而使得夏曦在湘鄂西地区进一步推行“左” 倾错误更有所依据。在这样的形势下，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会前，党内军内已出现了尖锐的思想对立。夏曦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等各方面推行“左”的一套，受到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的抵制，贺龙、段德昌、万涛等多数同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夏曦的错误。而以夏曦为首的一些人，则想通过这次会议彻底排除上述障碍，以全面贯彻王明的“左” 倾冒险主义。
大会开始以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会的大部分代表批评了夏曦的错误，特别是段德昌、万涛、彭之玉、潘家 宸、彭国才、段玉林、庄东晓等的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 段德昌还和许多代表一起签名，反对夏曦的报告，贺龙也不同意夏曦的报告。段德昌在会上严肃地指出，由于夏曦的错误，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夏曦对代表们的批评虽然反感，但他看到以段德昌、万涛为代表的意见已经在会上占了绝对优势，便在表面上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省委派到中央去请示的尉士钧和中央派出的代表关向应一起到了周老嘴。于是，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①。关向应按照中央指示的观点，把段德昌、万涛等对于夏曦错误的批评和抵制，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随后，大会压制正确意见，通过了夏曦所作的政治结论和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把同夏曦的错误进行过斗争的同志说成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怀疑党的正确领导的反党分子”，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指责和攻击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段德昌、万涛和贺龙等同志， “完全接受党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及其他一系列错误决议的观点，提出以最大努力与鄂豫皖根据地打成一片和会师武汉的方针，并确定以进攻的战略，粉碎敌人的进攻，从而使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红军得到全面贯彻”②，使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大好革命形势，从此便一步步地恶化起来。
(五)
段德昌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后虽然受到了夏曦等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处分，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任劳任怨地继续率领部队英勇战斗在最前线。
一九三二年一月，红三军乘敌人主力集结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对付鄂豫皖红军之机，向襄河以北之敌发起攻势作战。十九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冒雨由泗港北渡襄河，二十日袭占皂市，二十一日分别包围了龙王集、陈家河之敌第十军特务团。敌以四十八师工兵营由应城西援，被我大部歼灭于龙王集附近。龙王集之敌两个营向田店突围，也被我大部歼灭于途中; 陈家河之敌一个营，在我政治争取下投降。为了诱使敌人大军前来，以便在运动中歼击，段德昌命令红军一部佯攻应城。攻城红军用云梯爬城，用坑道爆破炸城，吓得应城守敌连连告急，敌武汉绥靖公署何成濬遂派他的王牌军第四师第十二混成旅部率两个团自孝感驰援。二十五日，段德昌将红九师两个团和地方武装汉川独立团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当援敌全部进入包围圈以后，段德昌把红旗一竖，满山遍野的红军好似神兵天降，以各种轻重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大部队被四面困住无法展开，重武器也来不及卸载，登时乱作一团，纷纷倒毙在红军的枪下。这时，红九师的八百多名英勇骑兵又从应城方向杀来，步骑配合，把敌人彻底打垮，活捉敌旅长张联华。以上各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人，缴获步枪三千多支，轻重机枪一百余挺，大小迫击炮二十余门，军装一万套①。
龙王集大捷后不久，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我又探明敌第十军徐源泉部四十八师之一四四旅由皂市出发南下，妄图打通天门至岳口之间的公路线，并切断我襄北苏区和洪湖苏区的联系。三月五日，敌一四四旅在旅长韩昌俊带领下南犯，因暴雨被阻于文家墩休息待命。这天，在贺龙统一指挥下，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已运动至距文家墩八里的花台，并于深夜冒着滂沱大雨，秘密逼近文家墩，向敌发起突然猛攻。蒙头昏睡的敌人仓促应战，一开始就被分割成许多小块，还击无力，突围无门，纷纷倒在红军的火网和刺刀之下。第二天早晨，皂市的敌人来援，又被红七师和红九师的预伏部队击溃。这一仗，红三军全歼敌精锐之师一四四旅，活捉旅长韩昌俊，打伤敌四十八师师长张振汉，并逼退进占泗港、张载港之敌，从而粉碎了敌人的 “清剿”计划。
不久，敌第十军军长兼鄂中区司令官徐源泉调整部署，以三个师另两个旅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大举进攻洪湖苏区，企图阻止红三军东进。面对强敌，夏曦不顾主客观条件，要红三军继续采取“进攻战略” ，把游击战、运动战“转变到大规模的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在他的命令下，红三军强攻京山未克，又接连在瓦庙集、张家场与敌人打阵地战。这些战斗虽都杀伤了敌人，但也使自己遭到 了很大伤亡。
六月初，敌乘我后方空虚，进犯我根据地中心区域，敌二十一军的五个团从北面占领了浩子口和潜江一线; 范绍增的第四师从沙市扑到老新口、龙湾、张金河一带; 二十一军独立师的四个团则从南面占领了陈陀子口和余家埠;几路敌军，直逼湘鄂西省委及中央分局所在地周老嘴。我湘鄂西警卫师在谷港石灰桥阻敌范绍增师不支败退，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只剩下由熊同寿率领的省军委警卫团，再加上钱瑛率领的潜江县游击队，形势万分紧急。夏曦惊慌失措，火急通知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师救援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
段德昌接到通知，立即决定全师回返。他把八百名骑兵和部队所有能利用的马匹都集中起来作前锋，由他亲自率领，日夜兼程，以一天一晚跑二百多里路的速度，抢在敌范绍增之前赶到新沟嘴; 跳下战马，又组织骑兵赶修工事，直到工事修好，三个团的步兵也都赶到，他才下令休息、开饭。几天来，段德昌与战士们一起奔驰，眼角已经挂满血丝。如今，战士们都休息了，他仍然精神抖数地到每个连队检查工事筑构和障碍物的设置，询问和检查战前准备的情况，听取侦察人员和老乡的汇报。由于连续频繁作战，部队弹药极缺，他命令各战斗部队向当地赤卫队和群众借梭镖和大刀，准备在子弹打光时同敌人肉搏。
第二天天刚亮，范绍增的第四师开始向新沟嘴进犯。走在最前面的是“袍哥”帮会的所谓“神兵”，每人身穿红褂子，手里拿着马刀; 接着就是前卫的一个团，趾高气扬地向我九师阵地冲来。红九师指战员遵照段德昌“无令不放枪，坚守不后退”的命令，隐蔽在工事里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敌人进到距我阵地五十米时，仍不见我军动静，以为前面没有红军，就放心大胆地冲了过来。此时，段德昌一声令下，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猛扫。敌人受不了红军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除击毙的以外，全部伏在地上，伺机逃跑。段德昌又发出信号，预伏在东荆河堤右面的骑兵营从右翼河滩上飞驰出击，吓得敌军心惊胆战掉头就跑。段德昌命令两个营穷追溃敌，一直追了二十多里，狂奔的敌人又被我迂回包抄的骑兵截断退路，敌前卫一个团全部被歼，缴步枪七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毙俘敌一千多人。范绍增领着剩余的敌军慌忙龟缩到老新口的工事里，不敢出来。当天晚上，段德昌命令全师每个战士带一支枪、一把马刀和一支梭镖，乘夜摸到老新口敌军阵地，在敌人中心穿插分割，猛攻猛打。经过短时间的拚刺，全歼范绍增师部及一个旅，总计歼敌五千多人，缴枪四千多支。范绍增带着剩下的三十几个残兵向张金河逃窜，路上又被自襄北南返的红七师先头部队痛击，残部被歼，范本人负伤，丢下他心爱的坐骑“龙驹马”，在漆黑的夜晚骑着水牛逃脱。后来，段德昌把缴获的这匹“龙驹马”送给贺龙了①。
新沟嘴大战刚结束，贺龙带着红七师赶回周老嘴。在湘鄂西省委和政府组织庆祝新沟嘴大捷的庆功大会上，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 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给了范哈儿 (范绍增的外号) 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 连范哈儿的魂都吓 掉了，这是红军的伟大胜利。湘鄂西省的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大敌逼近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 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会后，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慰问红九师指战员，反映了洪湖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深情①。
夏曦无视他执行王明的“进攻战略”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的危机，反而把龙王集和文家墩等地取得的胜利，当作他“执行国际路线”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因此，新沟嘴战后，他又命令红三军进逼应城、皂市，并围困京山，使红军和根据地的形势步步被动。加上从五月起，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来信指示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开展的“肃反”运动，诬害了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使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②。
蒋介石为了“消灭”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还在五月间就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纠集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 “围剿”。担任“围剿”洪湖根据地的是左路军，共十余万人，以国民党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七月中旬，徐源泉开始执行以“逐步清剿”为方针的“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企图首先围歼襄河北岸我军，尔后转入南岸作战，将我主力消灭或压迫于长江、襄河之间。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不顾敌情的新变化，仍然执行中央六月五日发出的“在襄北发展” ，“造成鄂中一片根据地，与鄂豫皖根据地 打成一片”的指示，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奉命再次围攻京山的红三军在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撤围，在襄北找不到歼敌机会，又南渡襄河返回熊口、莲花寺一带，使襄河以北的红色区域为敌控制。
八月十八日，徐源泉以“肃清南岸，铲除匪巢”为目的，开始执行“第二期进剿计划”，以三个师另三个旅、一个团为左翼军，由岳口渡襄河，进攻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两个师为左翼军总预备队，留襄北“清剿”; 以第二十一军为右翼军，在东荆河两岸担任堵截; 并以湘军第十九师置华容、海军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①。二十日，敌左翼军已经渡过襄河，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配合“进剿”的鄂军一部分也已侵入汉川、汉阳及其西南地区，湘鄂西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空前严重的形势，段德昌和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认为，在内线击破敌人的进攻已不可能，坚决主张集中十个团的主力转到外线去，威胁敌人兵力空虚的武汉，迫使敌军后撤; 然后在敌人撤退时，于运动中捕捉并创造有利战机，寻歼敌军的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洪湖根据地。但是，这些意见都被中央分局拒绝了。夏曦等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坚持“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决定平分兵力为两路： 一路为红七师、警卫师和地方武装，由夏曦指挥，在现地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 一路为红八师、红九师的五个团. 由贺龙、关向应 (时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 段德昌等指挥，深入敌后，向襄北出击，以牵制敌人。“这种 ‘两个拳头打人’ 的方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线希望。”①结果，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八、九师刚过襄水，敌人就象潮水一样冲进了洪湖腹地，留在根据地的部队遭到空前惨败，整个洪湖苏区被敌军蹂躏，后方机关遭敌破坏，红军伤病员二三千人落入敌手，所有医院、兵工厂全被焚毁，夏曦带着剩余下的部队于九月上旬转入江陵的张金河地区。十月，敌几路兵马进攻张金河，夏曦又率部向西北突围，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
然而，就是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仍然没有放松所谓的“肃反”，而且越来越扩大化。自五月 以来，先后错杀了大批忠诚的党、团员，干部和战士②，其中重要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有万涛、段玉林、周小康、陈培荫、刘呜先、刘革非、戴补天、王鹤、柳克明 (柳直荀) 、傅光夏、李良跃、彭国才、刘岳云、潘家宸 (潘克鲁) 、张昆弟、胡慎己、许旭、蔡玉昆、李剑如、周容光、喻文彬、谭秋吟、韩奉山等。他们都是跟随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一起创建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党的精华。这些卓越领导人的相继被害，也是湘鄂西根据地反围攻失败的重要原因。
红三军主力第八、九两师渡过襄河以前，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在贺龙领导下，段德昌以惊人的胆识和谋略，命令所部隐伏在敌人眼皮底下，并决定从敌人大军的间隙中穿插过去，以避 开强敌。他极其精细地根据侦察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北上襄北，打入敌后的其它路线虽然都被堵死，然而尚有一条出路，这就是：从西面的浩子口穿插出去，直抵荆门，然后走钟祥、荆山，转向大洪山一带。浩子口地势险要，西面有一个湖叫长湖，在浩子口和长湖之间有一条幽静曲折的小路。段德昌等认为，必须机智地通过这条路，才能化险为夷。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雨夜，红军踏着这条小路出发了。骑兵的两千匹马，四蹄全用棉花和稻草缠得结结实实，走起来听不到声响; 战士们在行军中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电筒。就这样 “偃旗息鼓”，悄悄急进，终于穿过敌人重兵驻防几十里的心脏地带，脱离了险境。接着，又以一昼夜行程一百八十里的速度，从沈家集和当阳之间直插荆门，奔向钟祥、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创造了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事后敌人知道红军此举，也震惊不已。
(六)
红三军从洪湖苏区突围到大洪山区后，红七师余部和夏曦也突围到随县一带往返游击。与主力会合后，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在枣阳王店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决定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转往湘鄂边。由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 以来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体力、弹药消耗甚大，部队党组织极不健全; 尤其是“肃反” 中错杀了许多军政干部，部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因此不得不避开襄河两岸的敌军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和川东，向湘鄂边转移。
十一月初，红三军自随县北部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南，向西移动。因沿途不断与敌军作战，部队伤亡很大，八师师长覃苏等光荣牺牲。十一月下旬，部队在陕西东南武关等地打退敌人的追击，经旬阳、安康，翻大巴山，进入川东，然后沿川鄂边南下，越巫山，渡长江，攻克巴东，于十二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在这次七千里行程的大转移中，由于红七师和红八师损失太大，战斗的重担往往压在九师肩上。有时敌人从前面打来，段德昌就率领红九师冲向前去消灭敌人; 有时敌人从后面追来，他又领着红九师转至全军后尾，打退敌人; 对保证全军的安全行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卢冬生率领的红军独立师在鹤峰走马坪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召开会议，研究今后行动方针，决定把部队改编成七、九两师和教导团，段德昌任九师师长，宋盘铭任政委。接着，红三军军部及中央分局进驻建始县的官口店，后转至巴东县的金果坪地区。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检查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检查自己对丢失洪湖根据地所应负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肃反”。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产党，取消红军中的全部党组织，开展所谓的对湘鄂西苏维埃的“罪恶”的群众性的控诉运动①。段德昌在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他认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 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的“肃反”和他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的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愤怒地说： “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①贺龙、宋盘铭、王炳南等也坚决支持段德昌的意见，否定夏曦提出的取消党的错误主张。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的处境又极其困难，提出了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群众基础甚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建议。他曾对贺龙说： “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四十条短枪，批准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部。”②
但是，夏曦却坚持自己的错误，在继续进行不断扩大化的 “肃反”的同时，又主持作出了 《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他还指责段德昌“打回洪湖”的建议，是“分裂红军”，“要带九师跑”③。段德昌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曾抄写于谦的《石灰吟》贴在石洞里，以抒发其革命意志和情怀。
一九三三年初夏的一天，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完成了歼灭敌军、保证军部安全的任务后转回巴东金果坪，竟遭夏曦逮捕。
在段德昌被捕以后，全军都焦急不安的关注着他的安全，贺龙等坚决反对杀害段德昌。可是夏曦却说： “段德昌是 ‘改组派’ ” ，要“严厉打击”①。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段德昌被错当成“改组派”遭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同志们听后都非常难过，非常感动。一九五二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鹤峰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段德昌烈士镌刻了碑文，认为段德昌烈士“生平为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他虽身死，但革命精神却深深的印在每个人民的心中”。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给予段德昌烈士以崇高的评价。不少老前辈都撰文盛赞段德昌烈士“一生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②。
注释
①何长工: 《关于段德昌的回忆》 (1983年4月于长沙)。
②曾习孔、刘叔云: 《回忆段德昌》 (1978年5月于南县)。
③曾习孔: 《关于段德昌的回忆》 (1977年)。
①涂国钦:《忆段德昌》 (1955年) 。
②一说段德昌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③李靖:《关于段德昌的回忆》 (1977年) 。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另见刘淑云: 《回忆段德昌》 (1977年)。
①②③④《彭德怀自述》第43—47页。
①转引自 《彭德怀自述》第63页。另据彭德怀回忆,1927年农历腊月底,南华安特委通知他省委已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并于次年正月底或二月初在南县第一团团部举行了入党仪式。
①以上参见《彭德怀自述》第63—64页和黄克诚:《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载1979年1月2日 《解放军报》。
②《彭德怀自述》第46页。
①刘淑云: 《忆段德昌》(1977年) 。
①姜之铮、张广立:《周逸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
①②湖北省党史调查团: 《洪湖革命史资料》 (1958、1959年)。
③《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1930年5月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①《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 。
②《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第30页。
①《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第32页。
①《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
②许光达: 《红六军成立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①湖北省党史调查团:《洪湖革命史资料》(1958年)。
②华容县人民委员会: 《华容革命简历》(1955年) 。
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 《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革命斗争》,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①毛友爱:《东山星火》。湖北省党史调查团: 《洪湖革命史资料》。
②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③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 《洪湖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简介》。
①邓中夏给长江局并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6日),存湖南省档案馆。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 月) 。
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斗争》。
②刘淑云: 《回忆段德昌》(1977年8月)。谷志标的回忆(1977年 11月16日于成都文庙前街)。
③刘淑云: 《回忆段德昌》 (1977年8月)。
①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毛友爱等十二老红军: 《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61页。《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③《湘鄂西特委来信(一)》 (1931年3月7日)。
①《湘鄂西特委来信(一)》(1931年3月7日)。
②刘淑云: 《回忆段德昌》 (1977年) 。
①②毛友爱等: 《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 (1977年)。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 (初稿)。刘淑云: 《回忆段德昌》 (1977 年) 。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红军: 《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 年) 。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 年4月) 。
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 《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革命斗争》 。
②《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第81页。参见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 ; 许光达、王震、王尚荣: 《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287页。
③转引自贺龙: 《回忆红方二面军》。
④《湘鄂西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代表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 (1931年12月3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谷志标的回忆(1977年11月16日) 。
②张明才: 《碧水苍山》,解放军文艺社1980年版第101—107 页。《红二方面军战史》 (初稿) 。
③参见《许光达》,《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 (初稿) 。
①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
②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1983年12月版第116页。
①参见军事科学院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樊哲祥、杨嘉瑞: 《到处是红旗》 ,《星火燎原》 选编之一第306页—311页; 《许光达》 ,《解放军将领传》 第1集第278页; 《贺龙》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64页; 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 (1977年) 。
①周长庚: 《新沟嘴之仗》 ,《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312—316页。张树芝: 《河堤上的闪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 (1977 年) 。
①彭松林: 《关于段德昌的回忆》 (1977年12月) 。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17页。刘晴波、雷子: 《夏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236页。
①参见《红二方面军战史》 (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第118页。
①许光达、王震、王尚荣: 《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290页。
②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 《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 (初稿) 。昆明军区政治部: 《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大事记》 (1958年)。
①转引自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 《长征前的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彭松林: 《回忆段德昌》 (1977年12月)。
③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
①贺龙: 《回忆红二方面军》。
②何长工的关于段德昌烈士的题词 (1981全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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