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简历生平经历,高敬亭怎么死的,高敬亭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

来源:个人简历时间:2018-10-07 点击：推荐访问:肯德基创始人生平简历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一九○一年八月出生在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的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是鄂豫皖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高敬亭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时，不幸被错杀。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批示，给高敬亭平反，并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投身革命，贫苦农民成长为省苏主席

　　高敬亭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各自扶持和操纵一派军阀，争城夺地，屡开战端。豫南是他们争斗角逐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奉、皖几派军阀在这里勾心斗角，忽战忽和。战则刀枪血洗，生灵涂炭; 和则搜括地皮，民不聊生。豫南城乡，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反抗力量，就象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种，就会燃起燎原烈火。

　　高敬亭的祖籍在湖北省黄安县，大约于清朝末年，因生活艰难搬迁到当时的河南省光山县南部新集附近的董店。高敬亭的祖父叫高维来，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高敬亭的父亲高立祥最小。高家自由黄安迁到董店，就以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高敬亭的祖父去世后，全家生活的重担便落在祖母阎氏肩上。由于她持家有方，节衣缩食，生活勉强得以维持。后来，高家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分了家。高敬亭的父亲高立祥，一边耕种分得的一点田地，一边做点小生意，经常到箭河买黄豆，或到新集贩盐，在董店街上摆摊卖出，有时还和别人合伙杀猪卖肉。由于居家勤劳节俭，生活逐渐有了好转。

　　高敬亭是独子，十岁时母亲去世，十多岁才开始上学。他学习用功，记忆力强，能背诵学过的“四书”、“五经”。但因家境困难，无力缴纳学费，只上了六年就辍学在家与父亲一同种田。

　　在大革命后期，湖北省黄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以串亲访友为名，到董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串连了梅光荣等八人。梅光荣是高敬亭的同学，二人过从甚密，高敬亭从梅光荣处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也开始参加了革命活动。此时，高敬亭已经结婚，妻子姓王，生有一个儿子。因高敬亭参加革命活动，妻子被反动富农分子打死，儿子下落不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占领了黄安县城。起义军后来撤至黄安、麻城北乡，又转战到黄陂县境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这时麻城县乘马岗区的地主民团来到董店，因在高敬亭家搜到一些革命传单和标语等，就说高家有人参加共产党，遂将高敬亭的父亲捉到泗店。经董店的群众出面保释未成，后被带到乘马岗大河里活活打死。高家的房子也被民团点火烧了。这就更加激起高敬亭对反动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和愤怒。他决心离开家庭，正式加入革命队伍。

　　一九二八年春，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从木兰山打游击回到鄂豫边界，在当时的光山县柴山保一带开辟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接着，鄂东特委派共产党员石生才等来此组成光山县弦东区工作委员会，在董店一带积极开展工作。这时的工委并非党的一级组织，仅类似农民协会。弦东区工委由石生才任书记，高敬亭是委员之一。

　　一九二九年三月，经石生才介绍，高敬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九月二十八日 (农历八月二十六) ，党组织指派方敬贤、傅梅臣、余敦笃、江楷东等在董店西边的阮畈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高敬亭被选为乡苏维埃委员，担任武装委员，后又担任乡苏维埃主席。

　　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成立后，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与扩大农村武装，配合红军作战，攻打地主山寨。高敬亭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攻打蜂子笼时，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腿部负重伤，但仍坚持战斗，直至攻下蜂子笼，全部消灭地主武装后，才到红军医院去治疗。未等伤口痊愈，他又重上了战场。

　　一九三○年二月二日，高敬亭率弦东区赤卫独立团攻打泼河一带的反动豪绅据点崩河坎。崩河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军奋战两天未克。高敬亭总结经验，下令挖暗道，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进到寨门底下爆破，终于攻进寨子。接着，他又率领部队在吴陈河、泼河、晏河一带，接连攻破大小反动山寨八十多座，使方圆几十里内的土豪劣绅除少数逃到县城外，其余大多跑到徐畈，躲避到匪霸徐作臣的寨堡里。

　　一九三○年五月，高敬亭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八月，高敬亭率领光山县地方武装围攻徐畈，经过一百二十六天的围困攻击，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日占领了这座顽固堡垒，匪首徐作臣被当场击毙。一九三一年元旦，徐畈召开祝捷大会。高敬亭在会上讲话，报告了胜利成果并总结了战斗经验。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会后镇压了四十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恶霸匪首。农民武装声威大振。

　　由于高敬亭对敌斗争英勇顽强，担任基层领导工作成绩显著，且粗通文墨，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较强，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很快便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成立初期，高敬亭调任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不久即担任特区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一年三月，又调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高敬亭当选为中央分局委员。同年七月一日，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高敬亭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仍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在担任光山县委书记期间，高敬亭先后领导创建了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为鄂豫皖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省委书记沈泽民，宣传部长成仿吾，组织部长高敬亭。高敬亭因已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光山县委书记等职务，组织部长由周纯全代理。不久，红四方面军围攻赤城(即商城)，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星夜弃城南逃。高敬亭奉命调往赤城，担任豫东南道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于张国焘麻痹轻敌，鄂豫皖根据地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张国焘擅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鄂豫皖，西走川陕。高敬亭率部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保护大批苏区群众由豫东南撤退到皖西。

　　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命高敬亭担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和杨泗寨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扭转了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在这些战斗中，高敬亭带领的红七十五师，英勇顽强，屡建战功。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继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鄂豫皖苏区又搞了四次较大规模的“肃反” 。担任省委常委、七十五师政委的高敬亭，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上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和 “左”倾错误的影响，积极地执行了极左的肃反政策。他在七十五师的“肃反”中，先后捕杀了一千多人，并解散了党的组织。对这些错误的做法，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都是支持和赞赏的，甚至还称高敬亭为“肃反专家” 。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他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九月，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检查工作。根据在七十五师 “肃反” 的所谓 “经验”，高敬亭捕风捉影地夸大 “敌情” 。他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结果省委错误地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任命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到皖西上任后大举“肃反”，先后被其错误杀害的有游击司令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一路游击司令朱世金、二路游击司令杜昌甫、赤南保卫局长曾兆瑞等负责同志，给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临危受命，高举大别山革命红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 “围剿”的实际情况，讨论了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

　　这次转移因军情紧迫、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为适应主力西移后的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高敬亭将为掩护主力转移和护送伤员留在皖西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同原来坚持皖西的红八十二师部分队伍合并成立红二一八团，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责任。

　　当时，根据地的形势十分危急。整个鄂豫皖苏区只剩下皖西赤城、赤南、六安三区、六区和鄂东北几小块不相连接的根据地。敌人兵力除追击红二十五军西去者外，留下的便疯狂 “清剿”鄂豫皖边区。敌人动用的正规部队有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三个旅共十三个团，十一路军两个步兵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补充团共十三个团，东北军五个师共十五个团，加上中央军第十三师，总计十多万人。敌人的部署是：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指挥部驻罗田，所属分驻皖西各县; 十一路军刘镇华指挥部驻霍山，所属分驻赤城、赤南各地; 东北军除一○八师驻固始、商北外，其余四个师驻鄂东北; 中央军第十三师驻鄂东; 另外还有鄂豫皖三省十余个保安团常驻各地负责“驻剿” 。蒋介石亲自任命梁冠英为鄂豫皖“剿匪”总指挥，刘茂恩为副总指挥，并电令梁、刘，要将鄂豫皖红军 “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鄂豫皖红军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队在“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法西斯叫嚣声中，以搜山为主，实行“三光政策”，采取碉堡网、谍报网、地扑哨和移民、倒林(砍光树林)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枪杀、活埋了大批青壮年，蹂躏、贩卖了数以万计的妇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百里无人区。一些地方真是鸟无栖息之所，人无隐避之处，鸡犬无声，人烟绝迹，凄凉景况，不堪入目。当时刘茂恩曾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邀功： “史河地区股匪已被歼，零星残匪月内即可肃清……。”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团长陈守信、团政委徐成基率独立团转战到皖西，在立煌县 (现金寨县) 抱儿山地区与高敬亭率领的红二一八团会师，并带来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临走时给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花山寨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责成高敬亭统一苏区红军武装，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高敬亭接到指示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 (阴历除夕)，在皖西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将皖西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重组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辖二四四团三个战斗营和一个特务营，并成立军直属手枪团，全军共一千四百余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 二是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四路游击师，在太(湖)、潜(山)、霍(山) 、英 (山) 四县交界处创立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之后，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三省五十一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先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九三五年二月开始，为红二十八军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枪枝弹药不足，吃穿供给困难。高敬亭召集部队开会，决定找战机向敌人要补给。二月十五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奇袭安徽潜山县官庄附近林家冲余宅，一举捕杀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长、前任代理省长余谊密，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这是红二十八军重建后给敌人的第一个“见面礼”。四月二十日，高敬亭、方永乐率红二十八军，将尾追之敌九十五旅一九○团诱到潜山县的桃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天，敌人疯狂地向我军山头密集冲击，双方多次展开肉搏。在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高敬亭手执大刀亲自在阵前指挥，最后终于将敌击溃。这一仗全歼敌人两个营，其死伤在三百以上。

　　桃岭伏击战的胜利，宣告敌人“三个月消灭红二十八军” 计划的破产。不久，敌人又制定了两个月 “剿灭”红军的新计划。四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给鄂豫皖“剿总”拍来急电： “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迅予扑灭，贻患无穷。兹为彻底肃清、永绝后患计，从新部署 ……。”该电再次责令鄂豫皖“剿共”总指挥梁冠英： “限本年六月底肃清匪患，否则以纵匪论罪，以重军令。”

　　这时，为摆脱敌人“围剿”，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西越京汉铁路，一度准备去陕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部队到达桐柏山一带以后，发现前进路上有东北军重兵集结。高敬亭等这才感到远离根据地进行外线作战无胜利的把握，遂采纳了部下意见，决定放弃原定计划，并当机立断，率部返回鄂豫皖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四月，根据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受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在安徽合肥坚持白区地下斗争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同高敬亭领导下的皖西北道委接上了关系。后来，皖西北特委书记刘敏在给上海中央局的报告中，转附了高敬亭和皖西北道委书记徐成基给中央的两份简要报告，列举了该年上半年红二十八军粉碎敌人“两个月清剿”的主要战绩：

　　“四月二十九日，我军八十二师在商城五里坪消灭河南省保安团一营，得重机关枪两架、轻机关枪两架、步枪一百八十余支。

　　“五月初几，我二十八军在随州桐家畈打溃敌二十五路 (军)三十二师九十五旅，得轻机关枪一架、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千余排，死伤敌人六百以上。从前敌九十五旅有三个团，此一仗后有两个团全部被消灭，只剩下一个团，有很多枪枝我们都没法去弄。

　　“六月十几日，我八十二师在光山斛山铺消灭奉军六二七团全部，得轻机关枪十八架、迫击炮两门、马步枪五百余支、子弹万余排，俘敌三百多人，活捉营长两个。”

　　高敬亭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给中央的报告中，简要汇报了红二十八军的现状，也表示了要求得到中央直接领导和指示的强烈愿望： “最近二十八军长短枪共有一千○五十条，轻重机关枪三十七架。在军事上无人领导，望××急派人来领导。还有几个游击师不在此内。红二十八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人。敌人从四月底到现在约十团人分两路追击我二十八军，我们经常与敌打圈子。”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经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是在根据地群众和地方便衣队、游击师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了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着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

　　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始，红二十八军进入发展阶段。在红二十八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的“两个月清剿”又失败了。梁冠英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将责任悉数推给部下： “几个月来，既未予匪重创，而所提匪情亦多含糊。”并哀叹：“查东返之匪，现于本军区域内综计已达千人，而限期将届，怀念职责，殊深焦急。”八月，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转移到国民党老军阀夏斗寅的家乡鄂东麻城木栖河以北余家冲，乘当地大恶霸地主余硕存为去世的父亲余子登做斋开吊之机，将麇集在余家参加吊堂的地方大小官吏、土豪劣绅杀了个精光，极大地鼓舞了周围群众的斗志。夏斗寅在武汉闻此消息大为震惊，跑到蒋介石面前告状。蒋介石借机拿杂牌军做替罪羊，处罚了二十五路军一大批军官。没过多久，梁冠英也丢掉了鄂豫皖“剿匪”总指挥的乌纱帽，改由卫立煌接任。

　　卫立煌上任后，调来了善于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一○二师和一○三师，采用了军事上的“追剿”、“围剿”、“堵剿”、 “驻剿”与政治上的“清剿”相配合的办法，在根据地内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实施五户连坐，加紧经济封锁。从一九三六年四月起，又开始了为期五个月的大“清剿”。

　　为了粉碎卫立煌的“清剿”，早在一九三六年初，即在太湖柴家山召开了红二十八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高敬亭提出采取避敌锋芒，把部队分散插入敌后活动的对策，到会的各级干部都表示赞同。会后，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从山区下平原，从内线转到外线，深入敌后纵横驰骋。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供认： “匪首高俊 (敬)亭向鄂东境内窜扰，分为若干小股出没无定……自窜入浠境之上巴河后，……重要乡镇如团陂、下巴河等处，均受其害，损失甚大。”①红二十八军主力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同地方便衣队紧密配合，巧妙地运用化装奇袭、杀回马枪等战术，出奇制胜，得心应手地打乱了敌人的 “清剿”布防，先后取得了聚雾山歼敌一个营、化装智取东阳冈、石家寨攻坚战、李家棚活捉美国顾问、三店伏击战歼敌一个营等辉煌战果。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的国民党军，只得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将兵力撤出根据地中心山区，“五个月清剿”遂告破产。至次年二月，鄂豫皖根据地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红二十八军也得到了发展。

　　一九三七年三月至七月，是红二十八军一度受挫阶段。三月间，国民党秘密向鄂豫皖地区调兵遣将，从武汉调来蒋介石嫡系刘峙的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三师至鄂东北，分别接替云贵部队一○二师、一○三师，把这两支善于爬山的部队改为“清剿”机动部队; 又调卫立煌的八十四师至皖西接替十一路军，把十一路军调进大别山专门负责修筑碉堡; 加上地方保安团，共出动了约二百个团、三十余万兵力。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空前规模的“三个月大清剿”。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的督办，督办公署设在皖西金寨，下设岳西、信阳、经扶三个督办处。

　　四月，高敬亭获得国民党某旅部一份扬言“三个月彻底消灭 ‘共匪’ ”的秘密文件，立即召开鄂东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领导干部的紧急会议，研究反“清剿”的部署，并作了必要的准备。因此在反“三个月大清剿”初期，我军损失不大。可是由于高敬亭对“三个月大清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骄傲轻敌思想，故在反“清剿”后期，竟调集部队进行“决死战”，犯了死守硬拚的错误。而且在敌人疯狂“清剿”的时候，他在鄂东北又继续搞肃反，错杀了一批革命干部和群众，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结果，在敌人的重兵进攻下，红二十八军除一营事先跳到外线有所发展，新二营的二百余人和潜山战斗营的一百多人全部损失; 鄂东北独立团和军直属特务营与手枪团第三分队的大部分被敌所歼;便衣队几年来所建立的群众联络网点也大都遭到破坏，革命群众被杀者约百余人，部队共计伤亡七百余人，损失轻机枪二十六挺，是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同年夏，高敬亭转变错误作战方针，率手枪团第一、二分队突围去皖西。途经光山南向店时，地方反共首领易本应率部来袭，高敬亭率部将敌全部歼灭，并将易本应打死，为边区人民除了一大害。

　　在大别山区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一起，总结出许多大体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术。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不久，在向霍山行动时，遭遇敌十一路军的一个团，接触一下即走。后又遇敌三十二师，红军则退至大化坪。刚天黑，又来了十一路的两个团，将红军后路截住，形势极为危急。高敬亭命令部队冒大雪，攀树枝，登高山，摆脱强敌。由于山陡，雪大，路滑，尾追之敌三十二师又在后面以机枪扫射，红军到达山巅仍无法立足，又连夜下山至马家河，才获得了稍息的机会。

　　就在这时，手枪团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 “前任伪安、徽省代省长余谊密，年前带了二十多名武装人员，从安庆回到他的老家潜山过年，现在还在家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要求我们去收拾他。”

　　“余谊密真大胆呀! ” 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对高敬亭说， “高政委，你看他派头真不小呀，过年还要二十多人陪着。”

　　“还不是看到他老子蒋介石派了兵来 ‘清剿’ ，狗仗人势! ”高敬亭思索一下接着说，“余谊密这个老家伙，是靠反共起家的，我们揍他一顿，给他主子一点颜色看，不然，我们在潜 (山) 太 (湖) 地区难于立足。”

　　高敬亭与方永乐分析情况后，决定乔装打入敌穴，智擒敌酋，速战速决。于是率领部队来了个一百多里急行军，连夜赶至林家冲。敌防备松懈，红军乘机而入，很快就俘虏了余谊密父子，缴获枪枝弹药不少。高敬亭根据这一类战斗，总结出一条经验：当敌人严密包围向我军发动攻击时，我们就设法跳到外线去，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你上我的山区，我下你的平畈，迫使敌人丧失主动，求得我军的生存和发展。

　　红二十八军初建时，部队曾以集中活动为主，后来由于大部队经常在一起活动目标大，容易被敌人发现，高敬亭就采取果断措施，让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这既可以缩小目标，又便于灵活机动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有时红军就到敌人的统治区去四处活动，搅得敌人晕头转向，然后再将分散的几个小部队集中起来，消灭一股敌人或一个据点后，再分散活动。国民党军队对此大为头痛，《申报》曾有过这样的披露： “查高俊 (敬) 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步队追剿向前，匪又忽焉在后，以故大军过去，皆目为无匪。”①

　　第二，伪装战术。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军从光山出发经麻罗公路过英山石头嘴公路时，遇敌十一路军阻挡。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假充国民党一支“剿匪”部队与敌联络，使敌信以为真，红军遂安然通过其封锁线。高敬亭及时总结这一经验，加以推广，并在实践中多次使用这种战术。如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军打开太潜公路上的潜山县叶家寨后，原准备去打水竹岭。为了探知敌人布防，高敬亭即以“剿匪”某部的名义，在叶家寨乡公所亲自打电话向潜山县政府询问情况，顺利获得了敌人三个团已到水竹岭的情报。他当机立断，决定改变部队行动方向，至万山附近与我第四路游击师汇合，从而避免了与敌人的一次恶遇。十月，红二十八军第三营改番号为二四五团后，有两个连和一个手枪队共三百多人，下潜山走平畈，接连打了五、六个集镇，一直打到安庆高河埠，都是采用这种伪装战术。高河埠是安庆北部的一大集镇，镇的四周均筑有碉堡，驻有安徽省保安队百余人。红军穿着国民党灰色军服进入该镇，驻敌问“哪里的?”红军以“剿匪”军某部的番号回答，并要他们让出住处供红军休息。当敌军同意并集合其部队时，红军即派人占领了四周的碉堡，然后一拥而进，将驻敌全部解决。

　　随着斗争实践的增多，伪装战术越来越丰富、完善。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红二四四团一营捉到一名俘虏，了解到孝感东北东阳岗敌人部队的情况。红军就用其番号向东阳岗大摇大摆地走去。敌保安团的岗哨问： “哪里的队伍?”红军答日潢川某师。敌信以为真，即让进镇子并热情招待，让红军去其团丁宿舍休息。红军即以班为单位分别进入团丁宿舍，战士们都靠近挂马枪的一旁休息、喝茶。待预先约好的夺枪信号—— 集合号声一响，红军战士神速地将所有宿舍挂的枪都取了下来。驻守大炮楼的两个班敌军见红军下了各宿舍的枪，即将楼门关闭，企图顽抗。红军营长异常沉着，指着炮楼大骂道：你们太不恭敬了，因你们通共，我们才把你们的枪下了，假如你们想顽抗，我就向师部报告，由师部来处置你们。经这样一唬，把门唬开了，红军立即冲进炮楼，把机枪夺了过来。就这样把该镇保安团二三百人全部解决。等到红军将缴获的二连人的新衣穿上以后，才告诉他们“我们是红军”。敌人此时才恍然大悟，但都已成为俘虏了。

　　第三，“四打四不打”和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二四五团和方永乐率领的第一营及特务营，都回到麻城县境与高敬亭汇合。一天，部队在麻城县境中部一山上休息，警卫员突然报告：敌人追来了。方永乐立即提议赶快组织力量迎击敌人。高敬亭拿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情和地形后，决定避开不打。通过这次实践，高敬亭总结了三条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在以后的战斗中，又补充了“无大伤亡就打，伤亡大则不打”。这就是高敬亭提出的著名的“四打四不打”原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红军游击至蕲州三角山时，高敬亭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永乐、吴先元、手枪团团长及营长、营政委等。会议总结了九个多月来的战斗经验，肯定了“四打四不打”原则。从此以后，这项原则就一直贯穿到红二十八军的每次战斗之中了。

　　高敬亭通过分析鄂豫皖地区 “剿共”军队的情况，发现在其正规部队和地方保安团之间、蒋介石嫡系部队和杂牌部队之间，各自为政，派系林立，于是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不断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第四，杀“回马枪”后发制人，用“口袋术”出奇取胜。

　　所谓杀“回马枪”，就是红军在和优势敌人作战时，大踏步的后退，假装败逃，在沿途给敌人造成“真败”的假象，使之发生错觉，一味追赶; 红军则选择自然条件、群众基础均对我有利的地方，给敌人布置下一个大“口袋”，待敌人一进入伏击圈，红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口袋”一收，与敌短兵相接，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胜利结束战斗。一九三六年的黄安永家河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当时红军只有一个营，而敌人的兵力比红军多一倍。那天清早敌人发现红军后，就一股劲的跟在红军后面，我走敌也走，我停敌也停。到中午，高敬亭下令部队就地煮饭。但饭煮好后并没有吃，便又传令集合出发。下午行军中，高敬亭让战士们不时地向地下丢东西，就连一些较差的武器也叫扔了。黄昏时来到一条小河边，河对岸是一个开阔的河谷地带，两边是高山，中间有条只能两人并行的山道。高敬亭观察过地形，命令部队涉水上山，构筑工事，作好战斗准备，完成“口袋”部署。一小时后，尾追之敌果然进入了高敬亭摆下的“口袋”阵。只听一声冲锋号响，红军先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射击，接着展开白刃战，战士们怀着满腔怒火，冲向敌人，喊声四起，山呼谷应，敌人乱作一团，东闯西突，终不能逃脱。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消灭敌人一个多营，缴获许多战利品。从此，高敬亭的杀“回马枪”战术就在全军很快传开，并被广泛运用。

　　高敬亭还十分重视便衣队的作用。在历次会议上，他都把便衣队的工作列入重要议程，着重研究和布置关于加强与发展便衣队的问题，并曾先后从红二十八军中抽出骨干去指挥便衣队。便衣队短小精悍，植根群众，星罗棋布，是扰敌后方的第二重要武装。高敬亭给便衣队规定的任务是：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人民翻身解放要靠共产党的道理，发动和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开仓分粮，救济穷人; 二、扩大红军游击队，掌握枪杆子，消灭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首先要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给人民出气，为人民撑腰; 三、安置红军伤病员，使之早日康复归队，并筹款筹物供应红军，作红军的得力后方; 四、侦察收集敌人情报，配合红军部队作战; 五、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由于高敬亭和地方党组织都很重视便衣队的工作，使得便衣队的力量发展很快。当时，便衣队总数曾达七十九个之多，每个便衣队又领导了若干个小便衣队，散布在鄂豫皖“三省的 ‘赤’ ‘白’ 之间”，形成了燎原之势。皖西、鄂东北、鄂东南等地的便衣队，都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又统归红二十八军指挥，与高敬亭直接发生关系，高敬亭也常带一些人到便衣队去检查指导工作。到一九三七年九月，红二十八军下山到七里坪改编时，各地便衣队也奉命集中，其人数竟占了全部红二十八军的三分之一。便衣队不仅是一支不穿军装的革命武装，而且“代表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①。

　　在对敌斗争中，高敬亭还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红二十五军时代，曾一度流行这样两句话： “保长、甲长屁股欠痒 (打) ，联保主任捉了不问 (即杀) ”。这样实行的结果，就使那些本来没什么罪恶，可以为我们办些事的人也不敢靠近我们了。针对这种情况，高敬亭大胆地改变了这一“左”的政策，提出只要他们不继续作恶，就不杀他们。这样一来，一些保、甲长，还有联保主任等就向我们靠拢，主动给我们送信、送情报、筹款等。对地主民团，则坚持反动的就消灭，较好的就争取，只要他们对国民党采取两面应付态度，就不采取打击的办法。这样作，很多民团都被争取过来了。安徽岳西县鹞落坪的党组织对争取地主士绅的工作作得也很好，这些人常向红军供给情报，为红军采购西药、器材等。英山便衣队与一姓汪的联保主任接上头后，来往人员住他那里一年多都没发生问题，还掩护了很多彩号。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不但为红军的一部分供给找到了出路，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

　　高敬亭对部队的要求很严格，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战士吃群众一把花生，会受到高敬亭的严厉批评，更甚者还有被杀头的。红二十八军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群众称红二十八军为“红福”，意思是红军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高敬亭对红军战士，尤其是对伤病员也十分关心。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去看望、慰问伤病员，不允许有任何怠慢伤病员的现象。

　　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在坚持大别山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一时期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还是继续推行了极左的肃反政策。

　　由于红二十八军长期处于山区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又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高敬亭自觉不自觉地滋长了军阀主义、山头主义的倾向。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他独揽党政军领导大权，唯我独尊，很少听取别人意见。除平时零星肃反外，他又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九三六年六月和一九三七年三月搞了三次比较集中的肃反。这三次肃反，使军队和地方的干部、党员骨干先后被杀一百多人。至于被迫“自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而“戴罪立功”的，为数更多。

　　在肃反中，高敬亭混淆了政治问题和思想、工作、生活上的缺点错误的界线，把部队伤亡过多，或对彩号照顾不够，或掉了一个枪栓，或标语写错了一个字，甚至对有的正常的党内开会，都当作“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来处理。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二四六团政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徐成基、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八十二师特务营长林维先、罗陂孝特委书记郑定国、鄂东北道委特务队长周贵金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 其中余雄、张家胜、陈守信、郑定国、周贵金等被诬陷致死。职务仅次于高敬亭而深受红二十八军指战员爱戴的师政委方永乐，是全军公认的优秀年轻指挥员，亦被“肃反” 并被迫写了申明书“自首”。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高敬亭和其他同志撤退而拚死作战，故意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在战场上。徐成基因抗拒高敬亭的肃反，只身逃到英山瓦寺地区，靠单枪匹马另组革命武装，最后因势单力弱，为敌所害。林维先只是因为曾经救过高敬亭的命，才免于一死。高敬亭主持的这几次肃反，造成了鄂豫皖根据地极其痛心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