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 (今属双峰县) 人。原双姓蔡林①，名龢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诞生于上海。蔡家世代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祖父蔡寿菘，早年考过秀才未中，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中任职②，后被遣散回家，仍以经营“永丰辣酱”为业，生活颇为富裕。父亲蔡蓉峰承业后，因不善经营，家业逐渐衰落。一八九○年，他把铺面租给别人，自己带着妻子前往上海，凭借岳家与曾国藩女婿聂缉椝的亲戚关系③， 在聂当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谋得了一个小职位。蔡和森就诞生在这里。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后改名健豪，对蔡和森的一生影响很大。她出身名门，父亲葛葆吾，做过清朝的盐运使、按察使。但葛兰英在不到一周岁时，父亲便亡故了，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她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仰慕女革命家秋瑾之所为①，经常以秋瑾勇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激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她生有三男三女，蔡和森是她的第五个孩子，第六个是蔡畅。
一八九九年，蔡和森四岁时，随母从上海回到了湖南的老家。不久，父亲也离职返乡，全家在永丰定居。因父亲不事生产，家庭又连遭变故②，生活日益窘迫，蔡和森十三岁时，便被送到永丰他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和森从小患有哮喘病，体质很弱。进店以后，堂兄对他并无照顾，照样是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店中的重活都叫他干。“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背不动沉重的铺板，东摇西歪，有时摔倒在地，常常遭到店主的呵斥怒骂。当学徒还要替老板娘干家务事，有时因疲劳过度，略一打盹，便遭鞭打。”③这种苦难的学徒生涯，使蔡和森在内心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埋下了强烈的反抗种子。当三年学徒期满时，他一刻也不愿再呆下去，把铺盖一卷，对店主说了一声：“我再也不上你们这里来了! ”便离开了“蔡广祥”店④。
在学徒期间，蔡和森为了探求真正的生活道路，曾偷着自学，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基础。离开“蔡广祥”店后，他迫切要求上学，认为只有读书才能不受人欺压。可是，家庭经济困难，供不起他的学费。后来得到母亲的支持，把一些家产变卖，才进了永丰国民初等小学读书。这时，蔡和森已经十六岁。有的同学讥笑他为“太学生”。他毫不介意，一笑置之。由于他读书刻苦用功，一个学期后就跳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在高等小学读书时，蔡和森的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他这时就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从不人云亦云;涉猎也比较广泛，经常关心时政。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发表的见解常使同学深为折服。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是对孙中山为救国救民历尽艰险，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认为是自己效法的楷模。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颁布限期剪辫子的通告，他在学校里第一个把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在他的带动下，母亲也毅然剪成了“巴巴头”，妹妹也不再裹脚。他家的这种行动，对于推动当时永丰镇群众冲破封建习惯势力的樊篱，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蔡和森开始懂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为革命追求真理的欲望也随之迫切了。一九一三年初，他在高等小学读过一年书后，就离开家乡，进省城考入了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改名蔡林彬，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他们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历史;同时，深切关注着社会问题，思考着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因此，“早在 ‘五四’ 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①。
一九一五年夏，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专修科文学部，杨昌济和徐特立都被聘去兼课。这时，蔡和森已在一师求学两年。由于他深感一师的课程太杂、太浅，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便于同年秋离开一师，转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与邓中夏同学。
在高等师范里，蔡和森读书用功之勤、精力之专，可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除认真钻研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还经常到图书室博览群书。有时研读入神，心不外驰，竟忘记了上课的时间。他妹妹蔡畅曾回忆说： “我这哥哥非常聪明好学，他可以关在房间里，一点饭也不吃的念一两天的书。”②因为他在校经常“缺课”，年终甄别时，学校要给他以“除名”处分。只是由于杨昌济的据理力争，学校才收回成命。
蔡和森从忧国爱民、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墨翟、屈原的著作研读颇深，并且喜爱谭嗣同的《仁学》，许多精采的段落，能琅琅背诵。他十分赞赏谭嗣同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的精神，拥护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罗网”的主张。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他又成了热心的读者。对每一期都要反复阅读，深入钻研。在《新青年》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影响下，他曾经过多方探求，编出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 ，痛诉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在学校引起过师生的强烈反响。
一九一七年六月，蔡和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这时，他想到“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①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②，便决意去当教员。他曾托同乡同学王光霞邀一乡馆，以培育救国救民的人才。但当时邀馆一般是春季始业，秋月无从着手。想当教员的愿望落空以后，为了继续同在省城求学的毛泽东等探讨人生、救国的道路，他把全家包括蔡母葛健豪及蔡庆熙、蔡咸熙、刘千昂等都搬进省城，先居岳麓山下的饮马堂，不久迁居溁湾镇的刘家台子。
蔡和森一家五人居住在省城，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妹妹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每月的八元收入，大姐蔡庆熙有时也补贴一点。尽管生活艰苦，但并不因此影响蔡和森对知识的追求。他发奋自学，于一九一七年八月，读了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和《资治通鉴》等书，痛感“中国无一部完全之史书”。他在和张昆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 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他认为历史应“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因而准备“先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 ，然后写一部反映“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③。当时，在学界流行着两种读书倾向： 一些倡导新文化的人，往往抛弃旧书不读;而墨守旧文化的人，则又拒看新书。蔡和森却说： “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所应知之事也。”①正是由于蔡和森采用这种批判地继承的读书方法，不断地吸取了新思想，摒弃了旧思想，为他后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基础。
蔡和森在饮马堂和刘家台子时，除刻苦自学外，还积极进行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他曾对张昆弟谈及自己的生活时说： “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 十时早食，早饭后看书约二小时; 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 四时半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时一次。又于雷雨风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意。”并说： “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②张昆弟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还写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毛泽东曾回忆这种生活时说： “这一切都是在 ‘锻炼身体’这个名字下进行的。这件事情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不少的帮助。”③
蔡和森与毛泽东一样，还特别重视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在租居刘家台子期间，他经常同毛泽东、张昆弟等利用假日漫游农村，了解民情。一九一八年春，因张敬汤在一师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生不能上课。趁学校停课的机会，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一道从刘家台子出发，徒步在洞庭湖附近的农村，作了一次为时半月的“游学”，先后到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了解社会风俗，特别是农民的政治、经济状况。解放以后，据肖三说，浏阳陈绍休家门还活着的一颗大树，“就是当年毛泽东、蔡和森游历时栽下的”①。
蔡和森自进省城求学后，结识了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后来，蔡和森的家便成了这班青年聚会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 国家要改造，自己要进步，非集合同志、组织一个团体不可。于是，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②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从一九一七年冬开始酝酿，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蔡和森家居住的刘家台子诞生了。
新民学会成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创造新的环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经常考虑的问题。这一年的六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蔡和森与毛泽东、张昆弟便搬进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自修，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他们走遍了岳麓山下的小镇和村落，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盘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自由天地。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
这时，已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得到消息后，与肖子昇等立即在湖南着手这一工作。六月下旬，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召开会议，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上，蔡和森与肖子昇等积极提议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尽力进行。“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①为了实践学会“向外发展”的方针，蔡和森是最早走出湖南的会员之一。
(一)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 (今属双峰县) 人。原双姓蔡林①，名龢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诞生于上海。蔡家世代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祖父蔡寿菘，早年考过秀才未中，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中任职②，后被遣散回家，仍以经营“永丰辣酱”为业，生活颇为富裕。父亲蔡蓉峰承业后，因不善经营，家业逐渐衰落。一八九○年，他把铺面租给别人，自己带着妻子前往上海，凭借岳家与曾国藩女婿聂缉椝的亲戚关系③， 在聂当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谋得了一个小职位。蔡和森就诞生在这里。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后改名健豪，对蔡和森的一生影响很大。她出身名门，父亲葛葆吾，做过清朝的盐运使、按察使。但葛兰英在不到一周岁时，父亲便亡故了，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她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仰慕女革命家秋瑾之所为①，经常以秋瑾勇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激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她生有三男三女，蔡和森是她的第五个孩子，第六个是蔡畅。
一八九九年，蔡和森四岁时，随母从上海回到了湖南的老家。不久，父亲也离职返乡，全家在永丰定居。因父亲不事生产，家庭又连遭变故②，生活日益窘迫，蔡和森十三岁时，便被送到永丰他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和森从小患有哮喘病，体质很弱。进店以后，堂兄对他并无照顾，照样是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店中的重活都叫他干。“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背不动沉重的铺板，东摇西歪，有时摔倒在地，常常遭到店主的呵斥怒骂。当学徒还要替老板娘干家务事，有时因疲劳过度，略一打盹，便遭鞭打。”③这种苦难的学徒生涯，使蔡和森在内心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埋下了强烈的反抗种子。当三年学徒期满时，他一刻也不愿再呆下去，把铺盖一卷，对店主说了一声：“我再也不上你们这里来了! ”便离开了“蔡广祥”店④。
在学徒期间，蔡和森为了探求真正的生活道路，曾偷着自学，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基础。离开“蔡广祥”店后，他迫切要求上学，认为只有读书才能不受人欺压。可是，家庭经济困难，供不起他的学费。后来得到母亲的支持，把一些家产变卖，才进了永丰国民初等小学读书。这时，蔡和森已经十六岁。有的同学讥笑他为“太学生”。他毫不介意，一笑置之。由于他读书刻苦用功，一个学期后就跳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在高等小学读书时，蔡和森的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他这时就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从不人云亦云;涉猎也比较广泛，经常关心时政。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发表的见解常使同学深为折服。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是对孙中山为救国救民历尽艰险，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认为是自己效法的楷模。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颁布限期剪辫子的通告，他在学校里第一个把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在他的带动下，母亲也毅然剪成了“巴巴头”，妹妹也不再裹脚。他家的这种行动，对于推动当时永丰镇群众冲破封建习惯势力的樊篱，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蔡和森开始懂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为革命追求真理的欲望也随之迫切了。一九一三年初，他在高等小学读过一年书后，就离开家乡，进省城考入了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改名蔡林彬，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他们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历史;同时，深切关注着社会问题，思考着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因此，“早在 ‘五四’ 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①。
一九一五年夏，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专修科文学部，杨昌济和徐特立都被聘去兼课。这时，蔡和森已在一师求学两年。由于他深感一师的课程太杂、太浅，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便于同年秋离开一师，转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与邓中夏同学。
在高等师范里，蔡和森读书用功之勤、精力之专，可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除认真钻研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还经常到图书室博览群书。有时研读入神，心不外驰，竟忘记了上课的时间。他妹妹蔡畅曾回忆说： “我这哥哥非常聪明好学，他可以关在房间里，一点饭也不吃的念一两天的书。”②因为他在校经常“缺课”，年终甄别时，学校要给他以“除名”处分。只是由于杨昌济的据理力争，学校才收回成命。
蔡和森从忧国爱民、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墨翟、屈原的著作研读颇深，并且喜爱谭嗣同的《仁学》，许多精采的段落，能琅琅背诵。他十分赞赏谭嗣同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的精神，拥护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罗网”的主张。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他又成了热心的读者。对每一期都要反复阅读，深入钻研。在《新青年》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影响下，他曾经过多方探求，编出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 ，痛诉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在学校引起过师生的强烈反响。
一九一七年六月，蔡和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这时，他想到“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①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②，便决意去当教员。他曾托同乡同学王光霞邀一乡馆，以培育救国救民的人才。但当时邀馆一般是春季始业，秋月无从着手。想当教员的愿望落空以后，为了继续同在省城求学的毛泽东等探讨人生、救国的道路，他把全家包括蔡母葛健豪及蔡庆熙、蔡咸熙、刘千昂等都搬进省城，先居岳麓山下的饮马堂，不久迁居溁湾镇的刘家台子。
蔡和森一家五人居住在省城，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妹妹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每月的八元收入，大姐蔡庆熙有时也补贴一点。尽管生活艰苦，但并不因此影响蔡和森对知识的追求。他发奋自学，于一九一七年八月，读了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和《资治通鉴》等书，痛感“中国无一部完全之史书”。他在和张昆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 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他认为历史应“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因而准备“先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 ，然后写一部反映“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③。当时，在学界流行着两种读书倾向： 一些倡导新文化的人，往往抛弃旧书不读;而墨守旧文化的人，则又拒看新书。蔡和森却说： “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所应知之事也。”①正是由于蔡和森采用这种批判地继承的读书方法，不断地吸取了新思想，摒弃了旧思想，为他后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基础。
蔡和森在饮马堂和刘家台子时，除刻苦自学外，还积极进行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他曾对张昆弟谈及自己的生活时说： “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 十时早食，早饭后看书约二小时; 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 四时半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时一次。又于雷雨风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意。”并说： “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②张昆弟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还写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毛泽东曾回忆这种生活时说： “这一切都是在 ‘锻炼身体’这个名字下进行的。这件事情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不少的帮助。”③
蔡和森与毛泽东一样，还特别重视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在租居刘家台子期间，他经常同毛泽东、张昆弟等利用假日漫游农村，了解民情。一九一八年春，因张敬汤在一师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生不能上课。趁学校停课的机会，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一道从刘家台子出发，徒步在洞庭湖附近的农村，作了一次为时半月的“游学”，先后到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了解社会风俗，特别是农民的政治、经济状况。解放以后，据肖三说，浏阳陈绍休家门还活着的一颗大树，“就是当年毛泽东、蔡和森游历时栽下的”①。
蔡和森自进省城求学后，结识了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后来，蔡和森的家便成了这班青年聚会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 国家要改造，自己要进步，非集合同志、组织一个团体不可。于是，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②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从一九一七年冬开始酝酿，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蔡和森家居住的刘家台子诞生了。
新民学会成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创造新的环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经常考虑的问题。这一年的六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蔡和森与毛泽东、张昆弟便搬进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自修，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他们走遍了岳麓山下的小镇和村落，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盘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自由天地。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
这时，已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得到消息后，与肖子昇等立即在湖南着手这一工作。六月下旬，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召开会议，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上，蔡和森与肖子昇等积极提议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尽力进行。“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①为了实践学会“向外发展”的方针，蔡和森是最早走出湖南的会员之一。
(二)
蔡和森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从长沙乘轮起程，至汉口搭火车，二十五日晚到达北京②。当轮船驰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时，遇上狂风骤雨，他眺望湖面上汹涌的波涛，联想到久为军阀铁蹄蹂躏的乡国，怀念着立志改革社会的新民学会的同志，心潮澎湃，思绪万端，即兴吟咏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诗：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
□□□□□，□□□□□。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渊。
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①
这首诗，正气磅礴，慷慨激越，充分展现了青年时代的蔡和森的崇高精神境界。
蔡和森初到北京时，寄住在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里。为了在“三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②，经杨昌济的引荐，在七、八两个月里，他先后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主持人蔡元培、李石曾等，向他们陈述了湖南青年加入赴法勤工俭学行列的要求，请求予以安排。蔡元培也将自己“正谋网罗海内人才”的计划告诉了蔡和森，鼓励他多联络青年到北京来，以开创“可大可久之基”③。他还拜访了李大钊，读了李大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接着又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由于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尚处在创始阶段，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赴法旅费每人要几百元; 出国前还必须举办补习班，使学生打好一定的法文基础。这些问题，经过蔡和森积极求助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虽然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名额限定在二十五人之内。为使湖南更多的有志青年留法，蔡和森认为“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①。于是，他将在京联络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学友，要求他们把众多的青年都发动起来，甚至可“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②，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他还迫切要求毛泽东来京主持这一工作。毛泽东接到信后，偕同新民学会会友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人，于八月十五日从长沙启程赴京。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其他会员分别入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的留法预备班(校)补习法文。蔡和森既是布里村预备班的学生，又是该校的负责人。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他与毛泽东付出极大的精力。他俩的这种革命热忱，深为杨昌济所赞赏。一九二○年一月，杨昌济在病逝前夕曾写信给友人章士钊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二子者毛泽东蔡和森也。”③
蔡和森在北京期间，不仅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奔忙不息，还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想和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曾对毛泽东说： “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 (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④。他还说： “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
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①。在这里，蔡和森虽然还不明瞭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学者茅原华三及其倡导的“贤人政治”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把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古代墨翟的功利主义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他毕竟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提出“仿效列宁”的第一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蔡和森在北京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积极组织在京的湖南青年投入这一运动。六月下旬的一天，当他听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将在巴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立即带领湖南青年陈绍休、贺果、唐铎等与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参加示威请愿活动。据唐铎回忆： 那天他们在新华门前的院子里坚持了一天一晚，晚上就露宿在那里②。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蔡和森的爱国热情，促使他加快了留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的步伐。一九一九年六月底，他从北京回到长沙，一面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鼓舞湖南青年的斗志; 一面介绍在京的联络情况，发动湖南青年赴法。为了实现“使女界同时进化”的愿望，他特别注意动员和组织女界青年赴法。他要妹妹蔡畅写信给当时在溆浦任教的周南女校学友向警予，邀她来省城组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接到信后，立即赶到省城蔡家，与蔡畅、陶毅等人发起成立“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在他兄妹的发动下，年过半百的蔡母葛健豪也决心跟儿女们一道去当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学生”。他一家两代人准备赴法的这一行动，对推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湖南先后出国的“人数为各省之冠”①。
蔡和森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等三十多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法国邮船公司 ‘央脱来蓬’ 船，于下午一时在上海杨树浦码头起碇”赴法②。在起程前，华法教育会在法文协会举行欢送会。毛泽东从湖南赶到上海送别，但未待他们起程，又为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去了北京。
经过三十五天的航海旅行，蔡和森等于一九二○年一月三十日抵法国马赛，二月二日到达巴黎，七日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等分别入蒙达尼男、女中学③。在漫长的旅程中，蔡和森与向警予天天一起研究政治和学术问题，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来发展为真挚的爱情。他们在船上还合写了一首诗，题目叫 《向上同盟》 ，表示要在革命的征途中，互相勉励，共同向上。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已经建立，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版的小册子也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蔡和森入蒙达尼男子中学后，起初计划 “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①。后因觉得“校中功课太浅，及求知欲切，决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②。由于他的刻苦用功，三个月后， “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③。半年之内，他就“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④。他还收集马列主义和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册子约百种，准备编译一部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向国内广泛介绍 。
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留法的十三个会友，在蒙达尼男子中学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新民学会方针，与会者均表赞同。在讨论改造方法和道路时，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了革命和改良两种主张：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⑤; 一派以肖子昇为代表，声明“不认俄式 (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⑥。两派在会上展开了一场论战。蔡和森雄辩的发言，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会员的拥护，并使得一部分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会友改变观点，逐步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情说明，蔡和森在留法会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最早，不愧为“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⑦。
蒙达尼会议结束后，蔡和森还帮助“勤工俭学励进会”进行了改组。这个组织是一九二○年二月由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发起成立的。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成员信仰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蔡和森对这个组织十分关切，主动与“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员联系谈话，帮助他们克服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据李维汉回忆说： “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 ‘霸蛮’ 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作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 ‘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①。
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勤工俭学励进会”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约在九十月间，蔡和森帮助“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了三天会。会前，蔡和森把自己“猛看猛译”的《共产党宣言》用纸抄好，一张一张地贴在会议室周围的墙上，供大家阅读。经过蔡和森与他们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社员很快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工学世界社”的宗旨也与“新民学会”的宗旨趋向一致，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领导力量之一。此时，蔡和森与向警予已结婚。向警予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今天晚上九点，新从世界工学社旁听回来”，“和森是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趋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二十世纪的小孩子。”①
在这期间，蔡和森不仅把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引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且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②。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蔡和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建党思想，集中反映在八月十三日和九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十一日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③。他的这三封信，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这是他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他自己所认定的“极端马克思派”的显著标志。他在信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还从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入手，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所谓中国不存在阶级区分，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的谬论，论证了中国爆发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我敢说一句话，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思想家、大学问家都也把持不下地。”他深情地告诉毛泽东： “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个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蔡和森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对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正在酝酿中的建党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 实现社会主义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 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他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阶级专政的谬论，尖锐地指出： “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解放。”因为“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 “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他说：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特尔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的结果”， “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三)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指出： 要发展中国革命，“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及建党的步骤等，都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论述。他认为： 首先，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称这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并且认为只有首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其次，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由三点出发： 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学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第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反对改良主义。他说：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广、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这个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 “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他还明确指出： “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单独自由行动。”
蔡和森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得到了国内毛泽东等人的“深切赞同”。他九月十六日写的信，毛泽东于年底才收到。一九二一年元月十一日，毛泽东回信说：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时，毛泽东还与何叔衡等召集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开“新年大会”，对蔡和森提出的诸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从而直接推动了湖南及全国建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工作。
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不仅是革命真理的刻苦探索者，而且是勇于斗争的无畏战士。一九二一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三次重大的斗争： 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即反对北洋政府拒绝资助勤工俭学生并指使驻法使馆企图把找不到工作、读不上书的学生 “遣送回国”的斗争; 第二次是七八月间的“拒款”斗争，即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借款的斗争;第三次是九月抗议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等拒绝招收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蔡和森都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在第一、二次斗争中，他与 “世界工学社”的成员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商讨，提出了正确的斗争口号和策略，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三次斗争中，蔡和森与赵世炎、陈毅、罗学瓒等一起率领一百二十五名勤工俭学生代表勇敢地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入校队的名义占领一座楼房，准备与校方谈判。不料吴稚晖等和驻法公使陈箓竟串通法国当局，派出警察二百余名，将蔡和森等一百零五人予以拘捕，经过二十多天的囚禁，除赵世炎机智逃出外，其余的均于十月十八日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被强行遣送回国。蔡和森也就被迫结束了将近两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开始投入了在国内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三)
一九二一年底，蔡和森归国后不久，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并被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随后，向警予也归国。他们刚到上海时，住在一个弄堂的楼上，生活艰苦，主要依靠先期到达上海的陈毅等人把争得的安置费分给他们一份度日②。
当时，党中央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在上海开办了“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向警予等任教员。蔡和森也在这所学校兼课。“他的名著《社会进化史》就是在这里讲课开始酝酿成的。”③但是，这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他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在建党初期，党内和社会思想界有一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正如后来蔡和森所指出的： 这些人虽然“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了解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怀疑的”④。他们主张党只专门向学生宣传，反对做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把党建设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蔡和森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理论上给予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斗争在树立党的基础上是有异常重大的意义的”①。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蔡和森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宣传工作，并为此专门撰写了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指出：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都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的目的。为达此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②。
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蔡和森受中央的委派，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后，他一面做团的组织发展工作，陈毅就是这时经他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③; 一面协助编辑了团刊《先驱》第八、九、十期。在他负责编辑的《先驱》第九期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蔡和森在刊载这个重要文件的版面上端冠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自从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就一直进行反抗斗争，但在报刊上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还是第一次。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等十二人。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党的“二大”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蔡和森是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对党的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和森被会议选举为中央委员。从党的“二大”至“六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二大”还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新出一种报纸为中央机关报，并指定蔡和森负责筹备。
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就深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因此他打算将自己“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其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①。他在同毛泽东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还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②。党的“二大”决定由他筹办党的机关报后，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拟办《远东日报》 ，但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和环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只办一种周报，不同意办日报。于是蔡和森再拟定为《向导》周报，得到了党中央的一致通过。
《向导》周报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的。它一问世，正如广大读者所称颂的那样，说它是黑暗中国社会的 “一盏明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寒暑表”，是中华民族的 “福音”，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先锋队”、“救命符”。《向导》从创刊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终刊，蔡和森除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工作外，始终担任主编。由于当时的撰稿人较少，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既是《向导》 的编委，又是主要撰稿人。作为主编的蔡和森写的文章更多。他除用“和森”署名发表了一百三十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字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和所主编的《向导》 ，观点鲜明，文笔流畅，及时分析国内外形势，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向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方面，真正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
蔡和森以 《向导》 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他说：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战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①他指出： “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亡，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①他还藐视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②。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著文诬蔑《向导》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③。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用大量的事实驳斥胡适的谬论，揭露他充当帝国主义辩护士的面目。蔡和森指出，就以华盛顿会议来说，虽然它标榜尊重中国独立主权，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协同宰割中国罢了。中国的军阀、土匪、内战，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无不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蔡和森还发表许多文章，抨击新四国银行团、金佛郎案以及各国借口山东临城劫车案而主张对中国“共管”的主张等等。他在《向导》上辟有“外患日志”专栏，将帝国主义的暴行逐日揭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从而使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两年后蔡和森回忆这一事实时所说： “本报初揭载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理论事实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目为海外奇谈，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④。
打倒封建军阀，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是党的“二大”提出的另一个基本任务。蔡和森利用 《向导》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他主张彻底打倒军阀统治，指出中国的政治问题，断不是创法改制或废督裁兵所能解决，换句话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①，希望封建军阀废督裁兵是根本不可能的。蔡和森还尖锐揭露各地大小军阀，都以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等为幌子，而暗中却实行争权夺利的卑鄙伎俩。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既非势必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所能处置，唯一的出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当时胡适在《努力》周报上 “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蔡和森针锋相对地指出： “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胡适之先生： 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②
在宣传以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蔡和森也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向导》创刊之前，即一九二二年八月党召开的西湖会议，就确定了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方针; 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参加了西湖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开始，他认为因阶级性使然，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主张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不应与资产阶级联合。他赞成与国民党合作，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但不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如果产业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就失掉了基础。经过西湖会议的讨论，蔡和森基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国民革命;并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一道，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首批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①。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右倾观点，他一直是反对的。他在后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 “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②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围绕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形式问题，进一步开展了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蔡和森出席了“三大”，拥护“三大”所有的决议案，并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为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方面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领袖; 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来实现中国统一的观念。蔡和森说： “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③; 至于幻想所谓 “友邦”即一派帝国主义的援助，也无异“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④他还向国民党人指出：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否则其方略与趋势必至大错而特错。“我们诚恳的希望孙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①
一九二四年底，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民党右派仍然极力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蔡和森继续以 《向导》为阵地，与国民党右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发表了许多揭露右派的文章，指出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中派的动摇性，要求共产党人提高革命警惕性。他还提出： “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②
这一时期，蔡和森还在《向导》发表文章，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 “中坚”。他指出： 工农阶级的发动，是“中国革命之新动力”③，要发展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 而广大工农阶级要获得自己的解放，也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 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④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实际状况，明确指出： “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有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的历史使命。”⑤蔡和森还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民帮助革命军打败陈炯明的实际情况，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明确地指出了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①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 “谁要忠于革命，谁便更应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只有这个是一切国民党分子决定其自己对于左派之争，应取如何态度的最好方法： 你们或者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 (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②
当时，蔡和森不仅以极大的革命热忱主编 《向导》 周报，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阐述党的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共北京区委会改组时，蔡和森被选为区委委员。从此，他在主编 《向导》 的同时，还与李大钊创办了北方党的刊物《政治周报》 ，并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在这年四月 《政治周报》 的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其中《何以救济智识阶级》一文，议论极为精辟，是我党早期分析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也是受苦的劳动者，他们中的“最大多数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流离失所的穷困无告的可怜品”，是反帝反封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一九二三年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开办以后，蔡和森在这里兼任社会学系教授，编写了长篇的 《社会进化史》讲义，连续三次出版发行。他还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认真考察，撰写了 《俄国社会革命史》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曾写过多次信给“世界丛书” 主编胡适，推荐这部书的出版①。李大钊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蔡和森君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 ‘世界丛书’ 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但是，这本《俄国社会革命史》却一直被压而未能出版。
随着反帝反封建宣传的日益深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到来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杀害，广大工人奋起反抗。为了把这一斗争引向深入，党中央于五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出： “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五月三十日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 “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他严正地指出： “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五卅”那天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市民，竟有将近十万之众。
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 “现在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五月三十一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并召集了产业工会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市总工会。总工会当即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布六月一日实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引下，六月一日，上海二十万工人为抗议“五卅”惨案，首先举行政治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分析了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 “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 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①
六月四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运动有了公开的总的领导机关。《向导》也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因而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蔡和森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策略主张，生动地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才能。
(四)
“五卅”运动后，一九二五年九月，蔡和森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全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决定对国民党右派日益嚣张的反动行径，在思想上、组织上采取进攻的政策，以及大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会后，蔡和森与陈独秀、张国焘一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讨国共合作关系问题，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给予国民党老右派以沉重打击。
十月，根据党的指示，蔡和森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向警予进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发表了 《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 ，声援省港罢工斗争。蔡和森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会上致贺词，博得了与会成员的热烈鼓掌。
蔡和森在驻共产国际期间，一面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他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字，保留了丰富的珍贵史料。它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和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可以说这是中共党史方面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还指出： 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蔡和森这部著作表明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已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在莫斯科期间，蔡和森还利用一切机会做争取、帮助冯玉祥的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显著成果。自从一九二三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后，即负责做北方军阀政府和冯玉祥的工作。经过苏俄代表和中共北方党的工作，冯玉祥在政治上前进一步。一九二六年三月到九月，冯玉祥曾在莫斯科参观访问，蔡和森和刘伯坚等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冯玉祥在莫斯科“进步甚大，颇可乐观”①，回国时还请求苏联与中共派人与他同行，帮助他改造国民军。对此，蔡和森非常高兴。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写信给北方党的负责人李大钊，提出了继续做好冯玉祥工作的建议。冯玉祥回国后不久，即在绥远五原誓师，投身国民革命;以后进军宁夏、甘肃、陕西，对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曾起过作用。
从一九二七年初开始，国内形势急剧发展。一方面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北伐军胜利前进;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制造分裂，国共两党的联合面临危机。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立即回国工作。四月一日，他途经长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召开万人欢迎大会。蔡和森应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现在革命的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民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二当注重的是革命的社会基础，“惟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重的是同盟军。他针对有些人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谰言，尖锐地指出： “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一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 第四当注重的是革命武装问题，“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面不致动摇”。第五当注重发展经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①。这种重视农民问题的卓越见解，是蔡和森的一贯思想，也是他后来在如何对待武汉国民党“左派”问题上，与陈独秀争论的一个焦点。
蔡和森在长沙稍事停留后，即前往武汉。当时的武汉是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国民政府也设在这里。蔡和森到达武汉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着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鲁易等人，却顽固地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方针，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惜一切代价搞好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五大”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蔡和森和瞿秋白、毛泽东等代表一道，在会议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这次会上，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並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未到职前，由蔡和森代理。
党的“五大”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反革命镇压，而陈独秀仍然顽固坚持错误，继续推行和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的宜昌和湖南的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非正式的传到武汉后，蔡和森与李立三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乱，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军湖北与广东; 同时，广泛发展工农武装，“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①由于陈独秀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蔡和森与李立三的意见只被采纳一半，即决定由叶挺部及中央军校武力迎击夏斗寅; 而迅速发展工农武装的提议被搁置一边，致使两湖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继湖南长沙 “马日事变”后，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冯玉祥在河南进行反动活动，武汉这个革命中心正在被反革命势力四面包围。在这种紧急形势下，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在讨论中，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论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 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然主张反击，但是提不出有效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等问题上，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六月初，当时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武汉国民党反共倾向愈来愈明。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提出要“南伐”广东; 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①。他主张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②。他还具体拟定了解决两湖问题的决议案。在湖南，坚决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许克祥，对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 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 在反许克祥的斗争中，应发展农民军五万以上等等。在湖北，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利用省政府(当时在共产党掌握中)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力打击敌人; 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土地; 迅速发展群众势力，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等。当时恰好共产国际来电，指责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指令迅速反攻，解决许克祥的叛乱，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等。因此，党中央同意蔡和森的“两湖议案”，共产国际代表鲁易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和国际代表之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指导湖南暴动，派遣了一批军事干部赴湘。但是，后来鲁易又借口形势改变，推翻了原来的决议。虽经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召开会议，蔡和森被撤销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因此，他即告假，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处养病。六月二十五日，他在毛泽东住所给中央常委写信，指出：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 ”①他提议： “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②这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但当时中央常委讨论此问题时，竟遭到陈独秀等人的无理拒绝。
他在毛泽东住处，接触了不少从湖南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农民代表，他们要求对反动派的屠杀进行反击。这种要求使蔡和森更加相信自己提出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是正确的。不久，蔡和森由于病情严重，经中央常委决定去住院疗养。在医院里，他不顾自己病情恶化，仍然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和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七月八日，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一文，对国民党右派借口“国家统一”，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舆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 “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 ，“凡是不愿意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人们，他们必定首先反对或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从冯自由、戴季陶以至蒋介石便证明了这个真理。”②他号召一切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宰割蹂躏的人民，誓同“反联合战线”的敌人斗争到底。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了政治局。鲍罗廷提议： 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五人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从此，陈独秀停职，鲁易和鲍罗廷亦相继被召回共产国际。十三日，党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政府的中共党员。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实行宁、汉合流，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这时，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他时刻在关注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当“七·一五”事件发生后，他第二天就从医院出来，一连写了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出了几项建议： (一) 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 (二)在武汉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反抗叙述“分共经过”的国民党宣言; (三) 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 (四) 中央仍应留在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的计议; (五)反对类似上述“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苏联海参崴办党校; (六) 主张在张发奎军队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做反汪派之鼓动①。蔡和森的这些意见，同共产国际来电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新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也不谋而合。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不但拒绝采纳蔡和森的意见，反而攻击他是“天天写信唱高调” 和从事 “左”的宣传。后来，蔡和森在回顾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 “我们从三月廿日事变以致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便是机会主义的错误”①。历史事实表明，蔡和森当时就是坚决反对这一错误的。他在危机和混乱之中，沉着勇敢，一心为党，多方筹划，寻找出路，这既说明他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坚定。
(五)
为了挽救革命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临时常委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蔡和森在这次会议上，和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邓中夏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蔡和森指出： 五次大会以后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是中央不执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的决议; 政治局“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家长制 (领导)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他提出，要执行新的指导方针，“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②。他竭力推荐毛泽东进政治局，因为毛泽东过去一直反对中央错误的农运政策，“完全代表湖南的革命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③他自己则要求不进政治局。
会议选举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彭湃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议人之一，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诚恳地申请到湖南去组织湘赣秋收起义。可是，没有被中央领导批准;而派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去北方局指导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刚结束，蔡和森即离开武汉到达北京; 不久，迁驻天津，与王荷波等一起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随后，又与北方局领导成员分赴天津、山东等地调查，改组了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九月十日，他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告。二十二日，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及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于一九 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在《顺直通讯》第二期上全文发表。一九二九年他驻共产国际时，又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出版的《中国问题》第一期上。这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整顿全国党组织的主张。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七年十月，奉直军阀之间发生了战争，蔡和森为北方局作出暴动计划，决定在直隶省(今河北省) 玉田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并派于方舟为党的特派员，会同解学海、杨春林前往玉田发动农民。可是，由于具体指挥上犯有“攻城主义”的错误，玉田起义连续两次遭到失败，于方舟、杨春林英勇牺牲。为此，北方局不得不停止执行顺直大暴动计划。
这年十一月，蔡和森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当决定撤销北方局时，他向中央汇报了北方局的情况，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 ，总结了北方局三个月的工作。会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暂居天津。一九二八年初，他召集顺直省委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再次改组了顺直省委。这次会议反对了机会主义，反对了家长式统治和命令主义，精神是好的;但对过去的工作予以否定，并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妥当的;同时在反对家长式统治和命令主义时，没有着力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制订纠正的措施，以致使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化。
在这段时间里，蔡和森在彭真的协助下，还多次赴唐山深入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他在唐山举办工人党员短期训练班，着手培训基层支部骨干，目的是“使他们知道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分的日常斗争。”①他还将这一工作经验推广到天津各地，对发展北方党的基层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二月，蔡和森结束北方巡视工作，离津到沪。不久，向警予在武汉被捕。蔡和森得到这一消息后，曾多方营救无效。五月一日，向警予壮烈牺牲。这个事件给蔡和森带来了极大悲痛，也促使他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把革命的重担更好地担当起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蔡和森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时，作了多次重要发言①。他在发言中，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着重批评了党内“左”的盲动主义，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
在讨论形势估计中，蔡和森指出：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说革命形势仍在“一直高涨”，“我觉得不妥”; 并说这种分析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在“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分析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② “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也应该估计到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敌人来消灭自己”③。同时，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发言中“完全否认一切直接革命形势”的看法。他说： “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部分地方而言?”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和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①由此，蔡和森作出结论： “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间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②
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中，蔡和森进而得出结论： 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建立割据局面是可能的。他说： “游击斗争方面，这个问题在策略上的主要问题首先要问，游击斗争是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以事实看，无论哪个地方，农民运动起来，很快的就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现在分几方面来看： (1)游击斗争与过去零碎斗争方式已改变，零碎斗争易被敌人分段击破; (2)游击斗争得到的是什么?从前说大一点游击斗争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这不仅在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红军而已，现在的问题在游击斗争的出路怎样?”“这里讲到分配土地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建立政权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有可能，而且是必须的。”③这样，由于认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实际经验，蔡和森已经极其接近于得出同毛泽东一样的 “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了。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中央全会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时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会后，他与李立三等随即回国，参与领导全党的工作。这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借辛亥革命纪念日制造舆论，歪曲说辛亥革命开始的事业已经完成，中国已经“统一”，现在的任务是搞五权宪法、阶级合作等等。蔡和森立即撰写了 《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①一文，及时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的上述欺骗宣传。同时，他还发表了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显然是这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蔡和森的这个论点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由于受到联共 (布) 党内发动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中共党内遭到了错误的打击。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工作的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对“右倾”。蔡和森维护党的“六大”决议，反对冒险进攻城市的正确主张，被错误地攻击为“右倾”，因而，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历史证明，当时对蔡和森的这种批评和处分是错误的。
蔡和森在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毫不悲观失望，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坚持革命，坚持斗争。这时，他的哮喘病发作，不能不离开中央机关，暂居上海，一面养病，一面继续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一九二八年底，蔡和森的病情严重，被党送至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他到达莫斯科后，仍然不顾重病，坚持为党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一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他在会上先后作过多次发言，详细地分析了陈独秀主义的产生过程及其社会根源，揭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 《论陈独秀主义》 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五期上。这对当时全党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在当时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这篇文章也夸大了路线斗争，认为“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 并不顾当时党内的问题是“左”倾错误的客观现实，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危险”。当然，这些缺点错误在蔡和森的遗文中只占次要地位，他留给党和人民的理论遗产是极其宝贵的。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蔡和森是“坚决拥护正确路线而反对立三路线的”①，因而被共产国际派回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九月二十四日，他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接着，共产国际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专题讨论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与邓中夏等被邀出席了这次讨论会。蔡和森在会上不但满腔热情地批评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而且作了自我批评，因而使李立三感动极深，沉痛地检讨了以前自己“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 的错误①。
一九三一年初，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国开展新的斗争。他刚到上海，又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 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又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 而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着白色恐怖，省委暂时设在香港。蔡和森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三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前，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那里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 “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②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的再婚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
香港这个地方情况本来就很复杂，蔡和森到达香港不久，党内叛徒顾顺章也到了这里。顾顺章因为过去职务的关系，对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是熟识的。但是蔡和森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样离开寓所外出工作。
这年六月十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 会议既然这样重要， “我不去不放心”①。会议从上午开始，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 “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② 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滉等四人。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了营救措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香港英国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在两小时前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了。在广州监狱中，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哭泣。他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于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将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把几颗长铁钉摆在他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威胁、恐吓。蔡和森无私无畏，宁死不屈。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壁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的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
蔡和森牺牲后，党和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着他。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①周恩来也说过： “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②。一九七九年纪念蔡和森诞生八十五周年时，邓小平题词：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陈云题词： “向为革命而牺牲的蔡和森同志致敬。”聂荣臻题词： “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和题词，对蔡和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蔡和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民前进!
注释
①据《湘乡永丰蔡林氏族谱》载: 蔡和森的九世祖姓林,福建省莆田县人,康熙10年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后,迁居永丰,改姓氏为蔡林。
②见 〔美〕 尼姆·韦尔斯: 《续西行漫记》。
③据《葛氏四修族谱》和《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载: 曾国藩之第六女嫁给蔡和森外祖父之四弟为妻,因而与聂缉椝有瓜葛之亲。
①葛健豪与秋瑾的婆家是同乡,见本书《蔡母葛健豪》。
②1904年二姐顺熙夭折, 1907年长兄麐仙病逝。
③④见刘昂: 《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 载《怀念蔡和森同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61页。
①李立三: 《纪念蔡和森同志》 (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 集。
②〔美〕尼姆·韦尔斯: 《续西行漫记》。
①曾涤生,即曾国藩。
②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暲、肖子昇、毛泽东》 (1918年8月 27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③见《张昆弟日记》 (1917年8月23日) ,未刊稿,藏湖南省博物馆。
①②见《张昆弟日记》 (1917年8月23日)。
③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①肖三: 《月夜常思君》,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1号),载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页。
①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1号)。
②见《蔡林彬给毛泽东》 (1918年6月30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载《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版,第108— 109页。
②③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暲、肖子昇、毛泽东》 (1918年8 月27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①②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暲、肖子昇、毛泽东》。
③见章士钊: 《杨怀中别传》 (1936年3月18日),未刊稿,藏杨开智老人家。
④见《蔡林彬给毛泽东》 (1918年7月24日),载《新民学会资料》第56—57页。
①见《蔡林彬给毛泽东》 (1918年7月21日),载《新民学会资料》第58页。
②见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 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00页。
①舒新成: 《近代中国留学史》。
②见1919年12月26日上海《时报》。
③据《蔡君和森寄自法国的家信》,载1920年5月13—16日湖南《大公报》。
①②③《蔡林彬给毛泽东》 (1920年5月28日)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④《蔡林彬给毛泽东》 (1920年8月13日)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⑤⑥《肖旭东给毛泽东》 (1920年8月) ,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⑦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新民学会资料》第478页。
①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①载《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4页。
②埃德加·斯诺著: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3 页。
③见《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2版第22— 36页,第51—56页。
①见《陈公培先生谈话纪录》,未刊稿。
②陈毅:《一九六三年和儿子的谈话》,载1981年2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③徐梅坤: 《与蔡和森同志交往的片断回忆》,载《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①李立三: 《纪念蔡和森同志》 (1935年) 。
②HS(和森):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载《先驱》第7 期。
③陈毅: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的谈话》,载《陈毅早年:回忆与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蔡和森: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②《蔡林彬给毛泽东》(1921年9月16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①《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载《向导》第3期。
①《外方,中流阶级与国民党》,载《向导》第16期。
②《革命中的希腊》,载《向导》第13期。
③《国际的中国》,载《努力》周刊第22期。
④《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载《向导》第107期。
①②《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载《向导》第2期。
①托玛斯·科普: 《陈独秀年表》,载《陈独秀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香港出版(英文版) 。
②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③《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
④《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19期。
①《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
②《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
③④⑤《今年五一之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见《蔡和森文集》 (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385—388页。
①②《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第112期。
①李大钊给胡适的二封信(1923年9月),见上海《书林》1980年第3期; 陈独秀给胡适的六封信 (1923年12月——1924年2 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①以上引文均见李立三: 《纪念蔡和森同志》 (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集。
①蔡和森: 《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1926年9月26日),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①《在湖南省国民党省党部欢迎会上的讲演词》,载1924年4月2 日湖南《大公报》。见《蔡和森文集》 (下卷),第324—326页。
①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①②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①②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②见《向导》第200期。
①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①③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②《在‘八七’ 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①和森: 《致中央的信》 (1928年1月28日),载 《中央通讯》第30期。
①蔡和森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的三次发言,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署名“二十九号”。
②③见《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1928年6月22日) 。
①②见《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1928年6月22日) 。
③《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 (1928年 7月2日)。
①见《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期。
①李立三: 《纪念蔡和森同志》(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期。
①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1930年10月), 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②刘昂: 《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0页。
①②李一纯: 《回忆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 年3月版。
①②见刘昂: 《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 《回忆蔡和森》第 91、92页。
③见《回忆蔡和森》一书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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