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治家褚遂良简介生平经历,褚遂良的故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甲天下的美景，是江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似风华绰约之少女美丽动人。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赋，多少才子佳人为之倾倒。唐初名重两代的名臣，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就出生在这里。

　　褚遂良出身名门。褚氏先祖本在河南阳翟，晋室南迁时徙居江南，其族是南朝侨姓名门，世代都担任南朝清要之职。遂良高祖名湮，梁中书侍郎。曾祖蒙，为太子舍人。祖父玠，陈朝时为御史中丞。父亲褚亮，是位博学能文的名流，陈、隋时曾官至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唐太宗为秦王时，居十八学士之一，是唐初名臣，同欧阳询，虞世南是相知有素的同僚。

　　一

　　褚遂良，字登善，生于隋开皇年间。幼时聪颖过人，天资绝高。受其父亲影响，经常出入于名士官场之中，博涉文史，潜心翰墨，是当时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隋末曾为薛举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隋朝灭亡后，褚遂良归顺唐朝，被授为秦州(今陕西南郑)都督府铠曹参军。他的书法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影响下进步很快。虞世南，唐太宗的好朋友，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的嫡传高足，得王家笔意最多，其书法圆融遒逸，外柔内刚，自成一格，加之性情抗烈，学识渊博，其书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志趣相投，使褚遂良得以亲其师，而信其道，一度醉心于虞世南的门下，笃志不倦，忘乎岁月。相传，褚遂良写字对笔、墨、纸比较讲究，他曾自负地问他的老师虞世南： “我的书法与智永的书法相比如何?”虞世南答道： “我听说智永的字一字能值50000，你怎能与他相比。”又问： “与欧阳询老师相比呢?”虞世南答道： “我听说欧阳询的字不择纸和笔的好坏，但能得心应手，字写得达到完美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褚遂良仍不甘心又问道： “我与老师您相比呢?”虞世南答道： “你写字如果能手和笔配合得很协调，一定会很不错的。”褚遂良听了，心服口服，从中也悟出了一些学书之道。之后，褚遂良还拜曾为唐太宗书法老师的书法名家史陵为师。由于褚遂良聪颖勤勉，加上名师指点，书法技艺不断提高。褚遂良学书不是循规蹈矩，生硬模仿。欧阳询、虞世南当时都年已长他40，已垂名天下，但褚并不为他们所左右，而是博采众长，独成一家。欧阳询给以高度称赞，视其为难得之才。贞观十年(636)，褚遂良从分掌经史子集、分判校写的秘书郎迁任起居郎，为起居注官之一，属门下省，掌记录皇帝的起居行动。皇帝临正殿议事时，他居左侧仰观，退而书之，年终授史馆。

　　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最得意的吟诗论书的好友，一代书法名家虞世南去世，太宗为此深感悲痛，感叹再到何处去寻找像虞世南这样的知己。他曾对魏征说： “虞世南一死，以后还有谁能同我谈论书法呢?”魏征一听便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推荐道： “褚遂良下笔遒劲，深得王羲之的书体，不知陛下是否中意?”太宗听了非常高兴，便马上召令褚遂良为他的侍书。这样书法成了褚遂良的进身之阶，从此，他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

　　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称其为 “尽善尽美”，曾不惜千金购求天下王羲之遗迹。一时间，各地纷纷献上，真真假假，难以分辨，褚遂良对此一一作了详细鉴定，一无舛误，深为太宗和当时文人墨客所钦服，并一直传为书学佳话。

　　褚遂良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上承欧阳询、虞世南，下启颜真卿、柳公权，起到了桥梁作用。主要作品有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后期的《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

　　二

　　褚遂良所处的时代主要是唐太宗时期，他为了唐的统治竭智尽忠，直言不讳。贞观十五年(641)，褚遂良奉诏到泰山行封禅之事，路经洛阳(今属河南)，这时天空中出现了彗星，而且彗星触犯郎位。褚遂良即刻返回京都拜见太宗说： “陛下拨乱反正，功德卓著，将告成于东岳，天下太平。当微臣行至洛阳，即时出现星孛，这种征兆可能预示到泰山封禅或有不允许，不适合的地方。过去，汉武帝择期多年， 才初行礼于泰岱， 依臣下愚见， 愿陛下选择吉期佳日。”对褚遂良的话，太宗深为理解，并下诏停止到泰山封禅之事。当年，褚遂良被迁升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兼任知起居事。

　　知起居事，掌记载皇帝的言行，所记之文即《起居注》，由于经常跟随皇帝身边，皇帝可能会突然提出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来，有的可能是平平常常，要想回答好，便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一次，议论朝政之余，太宗突然问褚遂良： “爱卿可知道《起居注》是记录什么事的吗? 大概人君的言行都要记载着?”太宗的言下之意分明是想看看起居注。褚遂良回答说： “今天的知起居事，即古代的左史、右史，左史记载言，右史记载事。记载人君的言行既记载好的方面，也记载不好的方面，并使后人以此为借鉴，不过没有听说过君主亲自看的。” 太宗有点不高兴，他问起居注主要记录什么，这是比较含蓄委婉之意，实质是想看看，但又难以一语道破。褚遂良虽也听出了皇帝的本意，却直说没有这样的先例，太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仍不甘心，继续问道： “凡是朕做事有不对的地方，卿必须记下来?”褚遂良回答说： “坚守道德原则和做事标准，不像守官一样。臣下出任这个官职就是要挥笔记载国家大事，君主的举动也必然纳入史册。”黄门侍郎刘洎说： “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对国家大事天下也有人记载啊。”对他们的话太宗听后表示赞成，并且说朕一定要借鉴前贤，任用贤能，斥责小人，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而不犯过失，让那些修书撰史的人写不出朕的过失来。事实上，唐太宗不顾一贯传统，一再要求违例亲看起居注和国史，这对史官的秉笔直书非常不利，给褚遂良的工作也带来了一定难度。

　　还有一次，唐太宗突然问起褚遂良： “当年舜造漆器，禹造祭器，长久不停，面对这种情况对舜、禹进谏的有十几人，他们苦苦进谏是为了什么呢?”褚遂良给以层层分析，认为雕琢器具费工费力，用人势必很多，如果长久不停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漆器如果不停止，必然会用金属而为之，金属器如果不停止，必然发展为玉器。奢侈腐化一旦开始，国家就会日趋衰败，危亡的局面就要来临了。直言相劝的人必然要谏言不好的后果，告诫不要使这些东西泛滥，否则，就没有必要再一次次进谏了。褚遂良的分析言短意长，既回答了皇帝提出的问题，又包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褚遂良伴在皇帝身边，总是凭着渊博的知识，机敏的头脑，小心而又巧妙地对皇帝提出的问题给以应对，在不触怒皇帝的情况下，又对皇帝有所劝诫。

　　三

　　贞观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到了中后期，由唐太宗主演的“贞观之治”这出英雄戏剧却带上了几分悲剧色彩。太宗晚年，想到自己打天下夺皇位的一幕幕，加上病态的身体，他不得不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围绕太子的废立，朝廷内展开了斗争。褚遂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之中。

　　太宗一生共有子14人，其中长孙皇后所生有三子，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武德九年(626)十月，承乾被立为太子，当时仅8岁，太子少时，聪明而又机灵，太宗甚是疼爱他，但由于他深居九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时间长了极好声色，漫游无度，政治上不循法度，生活上奢侈腐化，这样就在太宗的面前尖锐地提出承乾是否适于接班的问题。就在承乾失德日见败露的过程中，唐太宗对魏王泰的宠爱与日俱增，他在思考太子废立问题，但一直不露声色，心中犹豫不决。

　　贞观十六年(642)的一天，太宗问侍臣说： “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是最急需的? 各为我言之。”有的说： “养百姓最急。”有的说： “抚四夷急。”有的说： “礼义为急。”太宗对他们的回答都不满意。只有褚遂良进言说： “当今四方敬仰陛下功德，谁敢为非作歹?但依臣下之见，对太子、诸王必须另有规章约法，使他们成大器，陛下应该把万代之法传给子孙，这就是当今最紧要事。”太宗听后大悦，说： “爱卿的这些说法太对了。”褚遂良所说应该万代之法留给子孙，反映他是主张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由太子承乾嗣位，不赞成夺嗣换宗。认为过去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堵塞嫌疑之生，消除祸乱之源，否则就会招致奸佞取巧之人乘机而动，以个人的恩怨侵害公家，产生使国家混乱的恶果。褚遂良、魏征等一些元老宿臣主张维持原状，不必进行废立。太宗只好暂时打消了废立的念头，这样，关于太子的废立之争有所降温。

　　不过，在朝廷内部的斗争仍像捉迷藏一样，谁也不能彻底摸清事态发展的真实趋向，未来对每一方都是未知数。这就决定了双方都要暗中赛跑，以求先发制人，立于不败之地。太子承乾眼看魏王泰恩宠日隆，估计其父有废立念头，遂谋法其父发动玄武门之变之法，加紧策划宫廷政变。结果事未发而暴露，太宗只得废承乾为庶。太子承乾被废，皇子魏王泰到太宗宫内，太宗面许立他为太子。太宗对大臣说： “泰昨日自投我怀中，对朕说： ‘臣今天开始到陛下这里为太子，这即是臣的更生之日。臣唯有一个儿子，等百年之后，为您把我的儿子杀了，皇位传给晋王。’父子之间，当然是有情理天性的，朕见他如此心情，很是怜之。”这件事说明太宗在四子泰和九子晋王治之间举棋不定。褚遂良对此进言到： “陛下所讲没有把握之言，恳愿再三审视考虑，不使出现错误。试想想，哪能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掌政权为天下的君主，而能杀其爱子，传皇位与晋王呢?陛下过去立承乾为太子，而又宠溺魏王，礼数或有过于承乾，良莠嫡庶不分，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这足可以引以为戒。陛下今天既然立魏王，希望别再安置晋王，这样才能安全啊。”遂良这些话说到了魏王与晋王能否两全的问题，有力地揭出了太宗的内心矛盾。太宗听后，流着鼻涕眼泪说： “朕不能这样啊!”可见其内心是多么矛盾痛苦。

　　即日诏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和褚遂良等商议定策。由于最初太宗的态度不够明确，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元老宿臣，过去都主张保留承乾的太子地位，不赞成改立魏王，现在仍旧反对立李泰为嗣，这样就选定了晋王治。定策之后，太宗立即向朝臣表示，我如果立泰，那么承乾、晋王都不可能活下去，晋王立，泰与承乾可安然无恙。这一决定对以后政局的稳定是有好处的，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纷争和混乱。

　　召见之后，太宗例外地走到院内。时值春光明媚，万物复苏，虽不是鸟语花香，姹紫嫣红，可也为高墙大院的宫廷内送来了春的气息。行走间，太宗突然看到一群雉鸟在飞动。雉，形状象鸡，雄的尾巴长，羽毛很美，善走，不能久飞，俗称野鸡。太宗问群臣说： “这是什么吉祥的征兆啊?”这时有的想答答不出，有的怕答不好，扫了皇帝的兴。只有褚遂良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过去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雉鸣于陈仓之地，雄雉鸣于南阳之地。童子说： ‘得雄雉者王，得雌雉者霸。’秦文公便把雉鸡作宝。后汉光武帝刘秀得到雄雉，遂于南阳起兵而夺得天下，拥有四海。陛下以前被封为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因此，这是表彰陛下的圣明大德啊。”太宗听后很高兴，并说： “立身处世之道不能没有学问，褚遂良知识渊博，应当特别重视啊。”有关太子废立之事，褚遂良也是费了一番脑筋，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不久，褚遂良被授太子宾客，为太子属官，掌侍从规谏。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甲天下的美景，是江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似风华绰约之少女美丽动人。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赋，多少才子佳人为之倾倒。唐初名重两代的名臣，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就出生在这里。

　　褚遂良出身名门。褚氏先祖本在河南阳翟，晋室南迁时徙居江南，其族是南朝侨姓名门，世代都担任南朝清要之职。遂良高祖名湮，梁中书侍郎。曾祖蒙，为太子舍人。祖父玠，陈朝时为御史中丞。父亲褚亮，是位博学能文的名流，陈、隋时曾官至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唐太宗为秦王时，居十八学士之一，是唐初名臣，同欧阳询，虞世南是相知有素的同僚。

　　一

　　褚遂良，字登善，生于隋开皇年间。幼时聪颖过人，天资绝高。受其父亲影响，经常出入于名士官场之中，博涉文史，潜心翰墨，是当时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隋末曾为薛举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隋朝灭亡后，褚遂良归顺唐朝，被授为秦州(今陕西南郑)都督府铠曹参军。他的书法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影响下进步很快。虞世南，唐太宗的好朋友，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的嫡传高足，得王家笔意最多，其书法圆融遒逸，外柔内刚，自成一格，加之性情抗烈，学识渊博，其书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志趣相投，使褚遂良得以亲其师，而信其道，一度醉心于虞世南的门下，笃志不倦，忘乎岁月。相传，褚遂良写字对笔、墨、纸比较讲究，他曾自负地问他的老师虞世南： “我的书法与智永的书法相比如何?”虞世南答道： “我听说智永的字一字能值50000，你怎能与他相比。”又问： “与欧阳询老师相比呢?”虞世南答道： “我听说欧阳询的字不择纸和笔的好坏，但能得心应手，字写得达到完美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褚遂良仍不甘心又问道： “我与老师您相比呢?”虞世南答道： “你写字如果能手和笔配合得很协调，一定会很不错的。”褚遂良听了，心服口服，从中也悟出了一些学书之道。之后，褚遂良还拜曾为唐太宗书法老师的书法名家史陵为师。由于褚遂良聪颖勤勉，加上名师指点，书法技艺不断提高。褚遂良学书不是循规蹈矩，生硬模仿。欧阳询、虞世南当时都年已长他40，已垂名天下，但褚并不为他们所左右，而是博采众长，独成一家。欧阳询给以高度称赞，视其为难得之才。贞观十年(636)，褚遂良从分掌经史子集、分判校写的秘书郎迁任起居郎，为起居注官之一，属门下省，掌记录皇帝的起居行动。皇帝临正殿议事时，他居左侧仰观，退而书之，年终授史馆。

　　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最得意的吟诗论书的好友，一代书法名家虞世南去世，太宗为此深感悲痛，感叹再到何处去寻找像虞世南这样的知己。他曾对魏征说： “虞世南一死，以后还有谁能同我谈论书法呢?”魏征一听便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推荐道： “褚遂良下笔遒劲，深得王羲之的书体，不知陛下是否中意?”太宗听了非常高兴，便马上召令褚遂良为他的侍书。这样书法成了褚遂良的进身之阶，从此，他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

　　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称其为 “尽善尽美”，曾不惜千金购求天下王羲之遗迹。一时间，各地纷纷献上，真真假假，难以分辨，褚遂良对此一一作了详细鉴定，一无舛误，深为太宗和当时文人墨客所钦服，并一直传为书学佳话。

　　褚遂良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上承欧阳询、虞世南，下启颜真卿、柳公权，起到了桥梁作用。主要作品有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后期的《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

　　二

　　褚遂良所处的时代主要是唐太宗时期，他为了唐的统治竭智尽忠，直言不讳。贞观十五年(641)，褚遂良奉诏到泰山行封禅之事，路经洛阳(今属河南)，这时天空中出现了彗星，而且彗星触犯郎位。褚遂良即刻返回京都拜见太宗说： “陛下拨乱反正，功德卓著，将告成于东岳，天下太平。当微臣行至洛阳，即时出现星孛，这种征兆可能预示到泰山封禅或有不允许，不适合的地方。过去，汉武帝择期多年， 才初行礼于泰岱， 依臣下愚见， 愿陛下选择吉期佳日。”对褚遂良的话，太宗深为理解，并下诏停止到泰山封禅之事。当年，褚遂良被迁升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兼任知起居事。

　　知起居事，掌记载皇帝的言行，所记之文即《起居注》，由于经常跟随皇帝身边，皇帝可能会突然提出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来，有的可能是平平常常，要想回答好，便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一次，议论朝政之余，太宗突然问褚遂良： “爱卿可知道《起居注》是记录什么事的吗? 大概人君的言行都要记载着?”太宗的言下之意分明是想看看起居注。褚遂良回答说： “今天的知起居事，即古代的左史、右史，左史记载言，右史记载事。记载人君的言行既记载好的方面，也记载不好的方面，并使后人以此为借鉴，不过没有听说过君主亲自看的。” 太宗有点不高兴，他问起居注主要记录什么，这是比较含蓄委婉之意，实质是想看看，但又难以一语道破。褚遂良虽也听出了皇帝的本意，却直说没有这样的先例，太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仍不甘心，继续问道： “凡是朕做事有不对的地方，卿必须记下来?”褚遂良回答说： “坚守道德原则和做事标准，不像守官一样。臣下出任这个官职就是要挥笔记载国家大事，君主的举动也必然纳入史册。”黄门侍郎刘洎说： “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对国家大事天下也有人记载啊。”对他们的话太宗听后表示赞成，并且说朕一定要借鉴前贤，任用贤能，斥责小人，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而不犯过失，让那些修书撰史的人写不出朕的过失来。事实上，唐太宗不顾一贯传统，一再要求违例亲看起居注和国史，这对史官的秉笔直书非常不利，给褚遂良的工作也带来了一定难度。

　　还有一次，唐太宗突然问起褚遂良： “当年舜造漆器，禹造祭器，长久不停，面对这种情况对舜、禹进谏的有十几人，他们苦苦进谏是为了什么呢?”褚遂良给以层层分析，认为雕琢器具费工费力，用人势必很多，如果长久不停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漆器如果不停止，必然会用金属而为之，金属器如果不停止，必然发展为玉器。奢侈腐化一旦开始，国家就会日趋衰败，危亡的局面就要来临了。直言相劝的人必然要谏言不好的后果，告诫不要使这些东西泛滥，否则，就没有必要再一次次进谏了。褚遂良的分析言短意长，既回答了皇帝提出的问题，又包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褚遂良伴在皇帝身边，总是凭着渊博的知识，机敏的头脑，小心而又巧妙地对皇帝提出的问题给以应对，在不触怒皇帝的情况下，又对皇帝有所劝诫。

　　三

　　贞观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到了中后期，由唐太宗主演的“贞观之治”这出英雄戏剧却带上了几分悲剧色彩。太宗晚年，想到自己打天下夺皇位的一幕幕，加上病态的身体，他不得不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围绕太子的废立，朝廷内展开了斗争。褚遂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之中。

　　太宗一生共有子14人，其中长孙皇后所生有三子，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武德九年(626)十月，承乾被立为太子，当时仅8岁，太子少时，聪明而又机灵，太宗甚是疼爱他，但由于他深居九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时间长了极好声色，漫游无度，政治上不循法度，生活上奢侈腐化，这样就在太宗的面前尖锐地提出承乾是否适于接班的问题。就在承乾失德日见败露的过程中，唐太宗对魏王泰的宠爱与日俱增，他在思考太子废立问题，但一直不露声色，心中犹豫不决。

　　贞观十六年(642)的一天，太宗问侍臣说： “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是最急需的? 各为我言之。”有的说： “养百姓最急。”有的说： “抚四夷急。”有的说： “礼义为急。”太宗对他们的回答都不满意。只有褚遂良进言说： “当今四方敬仰陛下功德，谁敢为非作歹?但依臣下之见，对太子、诸王必须另有规章约法，使他们成大器，陛下应该把万代之法传给子孙，这就是当今最紧要事。”太宗听后大悦，说： “爱卿的这些说法太对了。”褚遂良所说应该万代之法留给子孙，反映他是主张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由太子承乾嗣位，不赞成夺嗣换宗。认为过去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堵塞嫌疑之生，消除祸乱之源，否则就会招致奸佞取巧之人乘机而动，以个人的恩怨侵害公家，产生使国家混乱的恶果。褚遂良、魏征等一些元老宿臣主张维持原状，不必进行废立。太宗只好暂时打消了废立的念头，这样，关于太子的废立之争有所降温。

　　不过，在朝廷内部的斗争仍像捉迷藏一样，谁也不能彻底摸清事态发展的真实趋向，未来对每一方都是未知数。这就决定了双方都要暗中赛跑，以求先发制人，立于不败之地。太子承乾眼看魏王泰恩宠日隆，估计其父有废立念头，遂谋法其父发动玄武门之变之法，加紧策划宫廷政变。结果事未发而暴露，太宗只得废承乾为庶。太子承乾被废，皇子魏王泰到太宗宫内，太宗面许立他为太子。太宗对大臣说： “泰昨日自投我怀中，对朕说： ‘臣今天开始到陛下这里为太子，这即是臣的更生之日。臣唯有一个儿子，等百年之后，为您把我的儿子杀了，皇位传给晋王。’父子之间，当然是有情理天性的，朕见他如此心情，很是怜之。”这件事说明太宗在四子泰和九子晋王治之间举棋不定。褚遂良对此进言到： “陛下所讲没有把握之言，恳愿再三审视考虑，不使出现错误。试想想，哪能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掌政权为天下的君主，而能杀其爱子，传皇位与晋王呢?陛下过去立承乾为太子，而又宠溺魏王，礼数或有过于承乾，良莠嫡庶不分，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这足可以引以为戒。陛下今天既然立魏王，希望别再安置晋王，这样才能安全啊。”遂良这些话说到了魏王与晋王能否两全的问题，有力地揭出了太宗的内心矛盾。太宗听后，流着鼻涕眼泪说： “朕不能这样啊!”可见其内心是多么矛盾痛苦。

　　即日诏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和褚遂良等商议定策。由于最初太宗的态度不够明确，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元老宿臣，过去都主张保留承乾的太子地位，不赞成改立魏王，现在仍旧反对立李泰为嗣，这样就选定了晋王治。定策之后，太宗立即向朝臣表示，我如果立泰，那么承乾、晋王都不可能活下去，晋王立，泰与承乾可安然无恙。这一决定对以后政局的稳定是有好处的，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纷争和混乱。

　　召见之后，太宗例外地走到院内。时值春光明媚，万物复苏，虽不是鸟语花香，姹紫嫣红，可也为高墙大院的宫廷内送来了春的气息。行走间，太宗突然看到一群雉鸟在飞动。雉，形状象鸡，雄的尾巴长，羽毛很美，善走，不能久飞，俗称野鸡。太宗问群臣说： “这是什么吉祥的征兆啊?”这时有的想答答不出，有的怕答不好，扫了皇帝的兴。只有褚遂良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过去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雉鸣于陈仓之地，雄雉鸣于南阳之地。童子说： ‘得雄雉者王，得雌雉者霸。’秦文公便把雉鸡作宝。后汉光武帝刘秀得到雄雉，遂于南阳起兵而夺得天下，拥有四海。陛下以前被封为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因此，这是表彰陛下的圣明大德啊。”太宗听后很高兴，并说： “立身处世之道不能没有学问，褚遂良知识渊博，应当特别重视啊。”有关太子废立之事，褚遂良也是费了一番脑筋，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不久，褚遂良被授太子宾客，为太子属官，掌侍从规谏。

　　四

　　隋唐之际，北方强大的民族除突厥外，还有铁勒的一部为薛陀。贞观四年(630)，突厥大败。唐为削弱薛延陀的势力，贞观十二年(638)，遣使册薛延陀首领夷南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其用意在分其势力。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打算利用太宗将欲封禅泰山，唐边境空虚的机会，攻打突厥，结果唐军给薛延陀以沉重打击。次年，夷男派使者来唐谢罪，请婚，并表示愿与突厥和好，太宗应允。后薛延陀因素无府财，羊马多死，不能按时备足聘礼，有人向太宗建议，以此为由绝婚，素以信诚标榜的李世民竟然接受了这种意见，遂使和亲一事成为泡影。褚遂良对此有点看不过去，认为既已许婚于前，怎能一朝有进退之意，而生悔改之心呢?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信，也是百姓归顺的根本。曾有文王许枯骨而不违天命，仲尼宁愿不吃东西而存信义。君子不为物失色，不为人失信。既然有言在先，就不能突然改变，这样所得到的会很少，失去的将会很多。从情理上也讲不通。作为此事应以公主配诺，取信于天下。太宗一时思绪多端，主意不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当时唐的东北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北部是高丽，南偏东为新罗，偏西为百济。贞观十五年(641)，高丽、百济同伐新罗，新罗遣使告急，太宗没有出兵。贞观十七年(643)，新罗遣使唐朝，反映高丽、百济联合起来打算断绝新罗同唐朝进行贸易的通道。太宗派使者相里玄奖劝高丽、百济各宜戢兵，没有奏效。太宗准备以高丽莫离支贼寇弑杀了他们的君王为借口御驾亲征高丽国。褚遂良谏阻说： “陛下用兵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人所共知的。昔日乱世之时，陛下一手操平寇乱。还有北方戎狄侵略边陲，西蕃失礼冒犯，陛下意欲下令出击，群臣纷纷苦心谏言，但陛下果断作出决定进兵讨伐，一举胜诛蛮夷。从全国上下到海外四方，无不畏威慑服，正是因为陛下这一壮举。今天陛下即将兴师辽东，愚臣心中总是有些迷惑，陛下神武多谋，绝不能像前代人君，既出兵辽东，就要按指定日期胜利告捷，万一有所差错，那么就对远方失去了威力，假使再度增发大兵，其安危不可猜测。”太宗发动战争的意图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所以臣下有的已不敢逆鳞苦谏，有的已见风转舵了。遂良也只是在胜败上作文章，动以利害，已不敢议论发动战争本身是否必要了。对褚遂良的话，太宗听后深为信服，并改变了想法。后来兵部尚书李却迎合太宗说： “近来薛延陀侵犯边境，陛下曾想出兵追击，但是陛下听取魏征之言，因此失去良机。假如按照陛下圣策，会使薛延陀无一人逃走，那将会五十年边疆安宁。”李的话打动了太宗，于是准备经过缜密计划，再派渡辽东之师。

　　褚遂良对太宗锐意出兵辽东，又想到以往失策之处，但又不想坐而视之，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因此，第二天又上疏太宗： “臣在陛下身边，敬奉敕令，陛下对臣说明想出师吊伐辽东，微臣数夜思量，这样做不合乎情理。高丽王为陛下一手所立，莫离支贼寇辄杀其主，陛下出师讨伐确实是个好机会。关东信赖陛下的德泽，长久没有征战，命令几个勇猛将军率四五万兵力征讨之，未尝不可。况当今太子新立不久，年纪尚且幼小，他的身边还没有多少卫国重臣。如果陛下一旦弃离防守固国的京师，出征辽东塞外，臣忽有三思，烦悉交集，向谁人诉说。为了社稷的根本，为了江山千古，特求上天慈悲，恭求陛下一垂省察。”褚遂良一方面说明太宗不可劳师远征，这是古之兵事一大忌; 另一方面太子年幼，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皇帝热衷于更上一层楼时，大臣们的苦苦进谏就像耳旁风，无济于事了。所以他的意见没被采纳。贞观十八年，褚遂良被拜为黄门侍郎，为门下省掌官之副，掌管机密文书，备皇帝顾问，与侍中为门下省要员，参综朝政。

　　就在唐磨刀霍霍之时，高丽莫离支派遣使者敬贡白银、黄金。褚遂良对太宗进言说： “莫离支虐弑其主，九夷当所不容，陛下也为此兴师动兵，将要吊伐，为辽东人报主辱之耻。历史上，讨伐弑君的贼寇，不能接受其贿赂。莫离支所进献的贡物，是不能容许接受的。”对遂良的进言，太宗表示赞同，遂拒绝了莫离支使者。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唐大举进攻高丽，结果惨败。褚遂良尽忠直谏之言，不时回绕在太宗的耳边，可已是后悔莫及。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唐太宗，竟以最后一次败仗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

　　唐时西域内有一重要国家高昌，统治者麴氏，受西突厥控制。后高昌西部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贡方物与唐，与高昌发生矛盾。贞观十三年(639)，唐廷征高昌统治者麴文泰入朝，文泰称疾不至，唐以此为借口出兵征讨。十四年(640)八月平定高昌。高昌被平定后，李世民欲以其地置为州县，魏征、褚遂良持反对意见。褚遂良认为，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设立州县是不妥之举，王师初步开发之时，河西供役之年，粮草稀少，十室九空，数郡萧条荒凉，五六年之内不可能恢复。每年派遣一千多人远去屯戍，这些人终年离别亲人，在万里之地思念归乡，所派遣的人中时有逃亡，官司捕捉，徒劳无益，使国家发生没有必要发生的事情。高昌沿途沙碛千里，冬风如冰凛冽，夏风如火似焚，来往行人，只要碰上，大多数都要遇难。应当选择可靠的人即行立之，征给首领，遣送本国故土，负戴洪恩，长久安居乐业。中国不受外来侵扰，不但举国富强而且苏息安宁，传嗣子孙后代，以慰永世安康。唐太宗认为褚遂良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仍未改变初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五

　　褚遂良前后疏奏以数十计，不失为敢于尽忠直谏的名臣。贞观二十年(646)，加封银青光禄大夫，从二品。贞观二十一年(647)，封任本官检校大理卿。不久，褚遂良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解职。贞观二十三年(649)，恢复原职，不久，拜为中书令，是中书省长官，为宰相之一。有一天，大病中的太宗召见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入卧室，对他们说： “爱卿等忠烈，时刻在朕心中。昔日汉武帝情寄霍光，刘备信托诸葛亮，朕之后事，全都委托于爱卿。太子仁慈孝敬，这是爱卿所熟悉的，你们一定要尽诚辅佐，永保江山社稷。”太宗并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健在，国家大事就没有什么忧虑的。”遂命褚遂良书写草诏。不久，文武兼备、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唐太宗与世诀别。

　　太宗驾崩后，高宗即位。高宗赐褚遂良爵位河南县公。永徽元年(650)，进封郡公，同时出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

　　永徽三年(652)，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封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宾客。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依旧任参知政事。

　　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宗驾崩后，褚遂良的命运就开始发生变化， 王皇后、武皇后的废立成为转折点。永徽六年 (655)，高宗要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褚遂良去筹划这件事。将要入宫的时候，褚遂良对长孙无忌说： “圣上意想废掉中宫皇后，必然要议论此事，遂良今想陈述进谏，你们认为如何?”无忌说： “明公必须认真直言， 无忌紧紧跟随着。”到了宫内， 高宗难于启齿说这件事， 再三对无忌说： “朕莫大的罪过，是后嗣无人。皇后没有后代，昭仪有子，今想立为皇后，公卿等认为怎么样?”长孙无忌说： “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褚遂良说： “皇后出自名门大家，为先朝所娶，服侍先帝，妇德没有过失。先帝如果不喜欢，为什么执着陛下的手对臣下说： ‘我的好儿好媳妇，今将交给公卿。’陛下亲自承接德言，当年话语犹在耳边。一直没有听说皇后有什么过失，恐怕不可废弃。臣下今天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陛下再三审思。愚臣如果有违上颜，则罪该万死，愿不违先朝厚德大恩，何须顾及性命。”褚遂良向高宗致上笏简说： “还陛下的这个笏简。”随解衣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令引出。武则天在帘后气得大声嚷道： “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说： “遂良受先朝之命，有罪而不加刑。”第二天，高宗对李说： “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然是受先朝之命的大臣，此事要是不可以，那就停止不做了。”李回答说： “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应该问外人。”高宗帝乃立武昭仪为皇后。永徽六年(655)九月，褚遂良由宰相外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显庆二年(657)，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八月， 又贬到更荒远的爱州(今越南清化)。其间，褚遂良曾上书表白，均被高宗拒之门外。不久，这位直声盖世的顾命大臣于显庆三年(658)忧愤而死，终年63岁。

　　褚遂良去世后两年多，许敬宗、李义府向圣上奏言，长孙无忌结党谋反是褚遂良所扇动，乃追削官爵，子孙流配爱州，他的儿子彦甫、彦冲在流放途中被杀。弘道元年(683)二月，高宗有遗诏放还本郡。神龙元年(705)，武则天恢复了褚遂良爵位。德宗追赠褚遂良为太尉。文宗时期，诏令褚遂良五世孙褚虔为临汝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