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出来的状元·故纸钩沉之九

　　中国的官僚进升体制几经变革，先秦战争频繁，国家实行军功制，升官以斩获敌对国人头为凭据。汉代在结束了早期动乱后，国家进入休养生息的安定时 期，军功制显然已不适合安邦治国对管理人才的实际需求，于是开始实行举荐制，升官之道是头脸人物的推荐。但这种制度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与头脸人物非亲 非故的人才很难脱颖而出，在官场中形成了“门阀”现状，主要官职都被世家大户分割垄断，严重影响了政治上保持活力必须的吐故纳新。于是，科举制在隋代应运 而生，百姓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凭考试成绩决定进身资格，官僚，这项紧俏资源的分配问题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公平政治举措。

　　但一千五 百多年来，中国人能想出来的考试内容，大都围绕着如何写文章而展开。隋朝考何种体裁，我孤陋寡闻没见记载，唐朝的必考科目是诗歌，宋代有了“策论”，也就 是说以议论文为主了。明清两朝在文章的载道派和形式主义间搞了个综合评价，于是兴起了“八股”。但不论体裁如何变法，这种类型的考试，总也免不了一个先天 性缺陷，那就是优劣的评判主观性较强，在细节上缺乏客观性。于是，为解决这类难以评定胜负的情况，便出现了文章以外的许多辅助手段，我们常见的一种有以书 法的优劣决定胜负的，较少见的还有以长相决定胜负的例子。比如，明建文二年，建文帝因王艮长得难看，就把笔试成绩第一的他给撸了，在面试后把状元的名字填 上了笔试第二的胡广。

　　建文帝因祖父朱元璋长得实在难看，这份童年记忆化成了挥之不去的凶险烙印，按心理规律，成了外貌公司老板，自有他的成长规律。但我还曾读到一条史料，历史上还曾发生过以打架胜负评定状元归属的例子，堪称奇葩。

　 　北宋初年，士子中举后进入殿试总决赛，评阅考卷优先的法定辅助手段是速度，也就是说，假如考卷的分数不相上下，则以先交卷者为胜，应该说，这个辅助手段 有一定合理性，至少能反映一个人才思敏捷的程度。但要是两者又同时交卷，该如何区分优胜呢?显然，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超出了总考官皇帝预料的范围。好在中国 的皇帝有一言九鼎的权力，正好在这种场合发挥作用，史载，开宝八年，王嗣宗和陈识同时交卷，难以定夺状元归属，于是，中国科举史诞生了一个另类案例，惹人 发笑，宋太祖赵匡胤竟然要他们“手搏”，以打一架决定胜负，结果王嗣宗得胜，获得状元。陈识在应试中没输在文章，却输在打架，鼻青脸肿后只能把状元拱手相 让。终宋一代的国策都是重文轻武，宋太祖赵匡胤竟然想得起要手无缚鸡之力的宋儒以打架决定状元归属，应该也与他武将出生有关，只是儿戏成分太浓，后世断无 效仿之理。

　　不过，这类因皇帝个人业余爱好而决定状元归属的案例倒是于史不绝。康熙喜好附庸风雅，以多才多艺自诩，在他朝上，曾 有过殿试以绘画优胜定夺状元的案例。清代藏书家陆子章，夫人彭贞隐，叔祖彭羡门，就以文章以外的绘画才能当上了状元。陆子章有如下充满了自负神情的记述： “海盐彭羡门先生，余妻叔祖也，博洽强记，康熙十七年御试博学鸿儒，以璇玑玉衡为题，先生作赋毕，并绘图卷末，遂授第一。”这种以画蛇添足而获得优胜的举 措，堪称科举史上对考官投其所好和应试策略上别出蹊径的优秀范例。只是，在如此出人意料的土壤中开出的奇葩，我们倘若还寄望在其间找出经世济国的优秀公务 员人才，也就只能做很文艺的黄粱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