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是另一种语言

　　官话是另一种语言。在同一个社会，刻意区分的语言文字系统，与同样刻意区分的等级制度，是相互呼应的。古代埃及的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暗含着通解神圣秘仪的祭司阶层对于群氓的统治权力。圣书体是保障神权政治的核心机密，这一机密除了祭司阶层，是不能向底层透露的。而不许透露的最好方式，就是从文字上、也即精神上永远隔绝。神权政治的统治秘密，就在于需要有一种神圣语言来领受神圣旨意。由于“神谕”只能由懂得这种文字的人来领受，因而也就解除了大众质疑神意的能力，也培养了大众瞻仰神意的诚意。古埃及人把圣书体当做他们的神圣文字，而天主教会则把拉丁文当做“来自上帝的语言”。我们考察拉丁语及其相伴随的教父绝对主义政权的演化史，可以清晰看到神权政治的语言需求。拉丁语原本是一种通用语，但随着教皇国(754-1870)对于拉丁语作为神圣文字的倚重，这语言就不能仅仅作为一门通用语流行在尘世。由于它是解释神意的文字工具，那么它沾染市侩风气就是对神意的亵渎。保持威严的方式，在于保持神秘。在拉丁语成为神圣文字的同时，拉丁语向世俗文字方向的转化也必须更为彻底。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他们在民族发明和民族独立前各具雏形的民族语言底子，实际是拉丁语的世俗版本。1080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的“禁译令”，禁止把圣经翻译成地区语言，其后的两次宗教会议，图卢兹(1229)和塔拉戈纳(1234)，都纷纷禁止私人持有圣经译本。这无不表明教皇和教会清楚地明白，独享神权政治的大权和垄断神圣语言的紧密关联。

　　华夏的文言不可简单视为一种书面语，它的诸多方言和白话也不可简单视为一种口语。文言和白话，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庙堂和山林的两套语言系统。文言与经史的关系，恰如圣书体与埃及大秘仪的关系。文言的高贵，就在于它的门槛高，它能把一般人阻挡在庙堂之外。识文断字的重要性并不在文化普及，而在于通过考试。不管是博士考试还是科举考试，都是以文言能力而赢得的天意解释的准许证。进士拥有中央级的天意解释权，举人拥有县级的天意解释权，秀才则在乡里拥有天意解释权。但倘若一个读书人连秀才也考不上，那他的知识渊博就要被戏弄为书呆子或“孔乙己”。这是文言版本或者神圣语言版本的“知识就是权力”，而不是科学版本的“知识就是力量”。

　　现代人经过白话文运动，以为文言就是书面语，其实文言也是庙堂之上的口语;而读书人有时将文言用于市井，则会被人说成是听起来“文绉绉”的。相应的，方言并非口语。例如京白是在白话文运动后的现代标准汉语，粤白是粤语书面文体，苏白是吴语书面文体，等等。官方以京白为基础强行普及通用语，这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普通话并不等于官话。如果说，一个神权政治的大一统帝国必定隐匿着他自己的官话，那么现在它的官话其实就是一种官腔，一种浸透意识形态内容的官场套话。王朔是语言的革新者，他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在白话文使用者那里，依然充斥着文言文式的隐秘官话，他曾经试图充满热情地解构它。网络语言是另一个冲击官话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源泉。然而，对于官话的最根本的冲击，在于方言的觉醒。

　　方言并不对立于通用语。如果说普通话是华夏的通用语，那么英语是全球的通用语，甚至于世界语也可以是通用语，尽管现在世界语只作为一种cult而成为少数人的方言。

　　传媒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古代神权政治的秘传学说似乎失效了。等级权力的秘诀不再是把真理垄断在自己手上，秘而不宣;而是把谎言播撒到统治所及的一切地方，重复千遍。区别在于，过去的统治旨在使民无智，而现代的统治在于使民有知，但只有一种知。这是现代totalitarian统治对于语言的最新运用方式：propaganda。这似乎意味着，将统治的秘密包裹在权力的核心，已经无所谓了。人民并不翘首盼望他的统治者遵神意行事;恰相反，统治者要把人民装扮成神圣者，以奉人民之名的方式行事。然而，将这种把人民乔装打扮为神的统治理解为“人民当家做主”，则错失了其中的神权政治的本质。神龛依旧是那个神龛，祭司依旧是那群祭司，只不过神龛里供奉的神变成了人民，祭司所要领受和解释的意志被称作民意。人民神并非个体的人成为了诸神，它仍然是一切神权政治中的唯一神。现在的情况有所颠倒的是，过去用来诉诸神意的语言，那些神圣的语言，需要向人民普及，变成人民的口头禅;而祭司们则另行发明一套语言，一套简单直接诉诸权力的语言。我们非常清楚，在祭司中，谁的语言最朴素，最不依赖于官话，他就是最有权的那位。

　　在古代的神权政治中，官话等于秘传学说、学究语言，白话等于显白学说、市井俚语，那时的官话有很高门槛，唯恐被细民们学了去，而细民们则最好四分五裂地说话;在现代的神权政治中，官话等于显白宣传、新闻联播，祭司坚持要在人民神中普及官话，他们通过把自己的意志让人民来理解而解释了人民的意志，而祭司阶层如何行使权力则完全是另一种秘传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