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 法国时，曾用岳平洋、平洋、岳镇东、镇东、震东、Joseph (约瑟夫) ，在苏联时曾用Буренин (布列宁) 等名字。出席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用的名字是王荣。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 乡蔡家堰。他的父亲务农兼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有两哥、 两姊。长兄永桪，号匡时;次兄永锟，号紫光; 先后留日，加入 中国革命同盟会①。
吴玉章六岁读书，十三岁进成都“尊经书院”，后在自 (自流井) 贡 (贡井) 旭川书院读书。二十三岁到威远求学， 并参加了科举考试，落第后又到泸州经纬学堂学习，因不满其 腐败的学政，愤而弃学回家。
吴玉章幼年丧父，少年丧母，靠兄嫂抚养成人。家人对他 要求很严格，希望他长大成才。长兄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于 一九三七年逝世。仲兄于一九一二年“二次革命”②失败后， 愤而自缢身亡。他自己也不甘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在幼小时 就养成了勤劳、奋学的好习惯。
吴玉章幼时读书，喜历史，主要是读《通鉴辑览》、《天 (启) 崇 (祯) 百篇》等书文。当读到南宋衰亡的史实时，联 想到中国当时的危局，忧国伤时。他喜读岳飞的《满江红》、 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明末志士黄淳耀的“见义不为无勇也” 等忠义慷慨之作，对黄文中的： “一则放之须臾，而己与草木 同腐矣; 一则忍之须臾，而己与日月争光矣”等文句特别欣 赏，直到晚年还背诵如流。黄在清兵攻破嘉定时，先叫妻子和 弟弟上吊说： “弟弟，你们先走吧! 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 也从容自缢以殉国。他对黄的这种“已与日月争光矣”的凛然 正气，特别仰慕。明末另一“名士”吴梅村，“草间偷活”， 投降清朝，后又悔恨而死。吴玉章对这种“己与草木同腐矣” 的叛逆嘴脸，特别厌恶。
吴玉章的幼年时代，正是清朝的末期。当时中国外受帝国 主义的侵略，内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真是外患内忧，每况 愈下。他带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进入了社会。
一八九四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①。这 次战争，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招致了失败，清朝政府被迫与 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②。这一空前未有的亡 国条约，震动了全国人民，也使少年时代的吴玉章痛心疾首。 他和他的二哥曾经为祖国的危亡痛哭不止，他决心为祖国寻找 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 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人民开 始逐步觉醒，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步发展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吴玉章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忠 孝节义思想。甲午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随 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原来最尊崇汉学的尊经书院，也开始大讲 “新学”，原来专卖古书的“志古堂”，也大卖新书了。他这 时虽在乡下，但能常常收到他二哥寄来的新书。他从新书报中 读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①的言论后，极为兴奋，特别是 看到光绪皇帝的诏书中“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 寝震惊”等文句，对于外侵内腐的政治局面，极为悲愤。他决 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志士。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上书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要求在中 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不久，光绪皇 帝下诏变法。这时，吴玉章正在旭川书院读书，当变法维新运 动传到乡下时，他欣喜若狂，以为中国可以由此得救了。他联 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处宣传新政。这一行动受到人们的 欢迎，但却遭到守旧分子的非议，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 “时务大家” 。
不久，变法维新运动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吴玉 章领悟到： 要救中国，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 革命道路。
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①。接着，帝国主义 列强组织“八国联军”②侵入北京，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 求和，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③。消息传来，吴玉章和一 切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
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吴玉章对“新学”的兴趣更浓 厚了。他除了继续搜阅新的书报外，开始读《天演论》 等著 作。
这时，吴玉章的二哥已约好几个人要自费到日本留学。吴 玉章听说可以自费留学，兴奋极了，决心一同前往。一九 ○三年春节前后，他们离开故乡，挂帆而东。当船过三峡时， 大家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发诗兴，便以“东游述志” 为 题，赋诗抒怀。吴玉章的一首是：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 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他们到上海，闻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气息; 刚到日本，就 卷入了“拒俄运动”④的斗争。吴玉章参加了拒俄学生会，后 来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准备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 东北领土而效命疆场。这时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他读了极 为感动，又看了《民约论》及欧洲各国革命史等新书刊，决意 放弃康梁的改良主义学说，接受革命反清和天赋人权的民主革 命思想。
到日本后，二哥进了弘文师范，他进了成城学校。
吴玉章在“成城”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斗争，兼任留学生 会馆的联络干事。这时，他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 觉得很新鲜，但由于紧张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没有进行深入的 研究。
一九○四年，他带来的钱已剩不多，常常拖欠学费。为 此，同学们替他申请官费。根据他到日本较早，又是班长，学 习成绩较好，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等条件，为他一个人申请官 费，是能够得到批准的。可是他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 难毋苟免”的教育，坚决地谢绝了。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 生，他提议给他们荣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结果得到了批 准。此后，学校对他很照顾，不但不催交学费，还照常发给零 用钱，而他自己则更加自觉，只要家中钱一寄到，就先去交学 费。就这样时欠时交，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没有中断过学 习。
学校对吴玉章不错，但吴玉章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应有的斗 争。一九○四年元旦，学校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 他带领怒火满腔的同学起来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 若不道歉 和纠正错误，就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他说： “我们对 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他说： “学校 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 不誓死力争的呀! ”在大家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学校当局不得 不赔礼道歉，挂出了中国国旗。
一九○五年，中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孙中山由欧洲重返 日本，于八月间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早就仰慕孙中 山，热烈拥护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革命纲 领，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他参加了在东京富士见楼欢迎 孙中山的大会，也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 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从此， 他就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领导下，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 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同盟会成立后，清朝政府鉴于革命派的中心在日本，便与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相勾结，发布了“取缔清韩①留日学生规 则”。中国留日学生对此极为愤慨，决定全体罢课回国，不在 日本求学受辱。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 展起来。后来，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步，并派人与中国留日学生 总会商洽条件。可是，这时总会负责人都已疏散，只剩少数满 口怨言的办公人员。吴玉章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决定负起收 拾残局的责任。这时他虽在读书，但每星期总要到会馆一两 次，鼓励办公人员坚持到底。他又在十二月三十日晚，与胡瑛 一起，坐火车去找避居乡下的会馆翻译范源濂。经过他们反复 交涉，日本政府终于答应了一些条件，承认留日学生会馆有合 法存在的权利。
这时，中国革命运动继续高涨，但同盟会对各阶层的革命 斗争缺乏有力的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希 图用单纯的军事斗争，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从一九 ○六年以后，同盟会举行了一系列的起义。留在日本的吴玉章 等革命党人，积极派人回国支援起义，并替起义者购买军火。 这些起义，由于带有单纯的军事冒险性质，都失败了。
为了宣传和推动革命，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办一个《四川》 杂志，并推举吴玉章负责主持。这时吴玉章已由“成城”中学 毕业，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为办杂志，他只好告“病”请 假一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为《四川》杂志租了一处房 子，既作出版机关，又作革命据点。经过一番筹备，一九○七 年末，《四川》杂志即以鲜明的革命姿态与读者见面了。这份 杂志的特点是：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清朝统治，主张 革命。因此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销路很广，每 期出版不久就要再版重印。
正当 《四川》杂志顺利创办的时候，同盟会的机关报《民 报》却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济，章太炎等几有断炊之 虞，埋怨孙中山不支持他。其实，孙中山这时也很困难。吴玉 章见此情形，就极力设法弥补。他从四川留日学生中募捐了一 批钱，支持了《民报》，使章太炎十分感激。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 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的同盟会 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 持着革命斗争。
这时，国内形势险恶，会党中的许多革命分子逃到日本。 他大哥也来到东京，与他住在一起，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他 知道会党在下层社会中有很大的革命潜力，就与焦达峰等商 量，联络会党。他大哥在四川哥老会中较有地位，很同意他们 的意见，并说： “你要作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 ‘老幺’ 吧，然后一升 ‘老五’ ，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经 大哥介绍，他加入了“袍哥”会党。他首先与会党中的“大 爷”或较有地位的人联系，商定召开共进会的筹备会。他大哥 以年长被推为临时主席——“坐堂大爷”，他则升为“管事”， 实际上负责筹备工作。一九○七年下半年组成了共进会。它以 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外围组织。
共进会成立后，吴玉章仍集中力量做同盟会和《四川》杂 志的工作。由于《四川》杂志不仅进行革命宣传，还进行革命 组织工作，因此和《民报》一样遭到迫害。清朝政府串通日本 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民报》和《四川》罚款，甚至禁止 发行。日本政府对于《四川》不但罚金多，还判处吴玉章半年 徒刑。本来，自一九○八年暑假后，吴玉章的假期已满，回到 了岗山继续上学，《四川》的编辑兼发行人已由廖希贤继任。 《四川》被指控，按理应由廖出庭受审，但廖却不肯去，把责 任推到他身上。许多人为此不平，坚决不让他去。他想： “见 义不为，无勇也”，毅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检查官提出了 四条“罪状” ： (一) 鼓吹革命; (二) 激扬暗杀; (三)煽动 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 (四)反对天皇。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但法官仍宣判： 根据“罪证”，决定查禁杂志，并科罚金一百 元，处编辑发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说什么姑念该编辑兼发行 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 (缓期) 执行” 。
同盟会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 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机构，吴玉章也参与其事。按 照计划，他留在日本负责筹划和供应武器器材，其他人回国执 行任务。一九○九年，他们派喻云纪等到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 方，因估计错误未成。后汪精卫等谋炸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 李准，又因汪临阵动摇而落空。最后，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去刺 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指定由喻云 纪、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在日本筹备一切。待喻、 黄准备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去了北京，其实他俩并没有做 什么事情，一切行动都是喻、黄进行的。由于事先准备不周， 不仅谋炸未成，且黄复生、汪精卫被敌人捕去。为营救黄、 汪，吴玉章于一九一○年夏潜赴北京，住在姐姐家中。经过一 个月的努力，也未找到有效的营救办法。他的姐夫，素知他参 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迹可疑，惟恐出事，就事先给他买好火 车票，临时骗他上车，把他送到了上海。
吴玉章到上海后，又同熊克武、但懋辛等去香港，参与了 黄兴等筹划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为准备起义，他到日本购运军 火。购运军火，是一件艰难和危险的事，他曾几次险些出事， 都机警地化险为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他随最后一批军火赶 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得返回日本。这时，有人对革命 前途丧失信心，他鼓励这些人说： “只要还留得一个人在，这 个人就是革命的种子，革命形势还要到来，而最后胜利终必是 我们的” 。
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始。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四 川等地保路风潮兴起，他奉命回国参加斗争。路过上海时，宋 教仁给他安上了个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到宜昌后，换 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道轮船。这只十分简陋的船，竟然请了外 国人来管理，使他大为感慨。不但如此，洋船长摆着帝国主义 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第二天早上，他们竟不等夜间 到划子上乘凉的旅客登轮，就鸣笛开船，并砍断系绳，将划子上 的旅客弃之不管。眼看着划子上的旅客高声呼救，吴玉章心中 难忍，便鼓励船上的旅客到饭厅开会，并发表演说。洋船长见 此情形，竟拿出手枪相威胁。于是，群情更加激昂，大骂洋人， 吓得洋船长只得躲起，再也不敢寻衅了。
这时的四川，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已经广泛发动 起来。他们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 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吴玉章回到四川，立即投入和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斗 争”。在夏历的“盂兰会” (七月十五日) 以前，他回到了家 乡。在往荣县城里去的时候，他在南门外遇上了龙鸣剑、王天 杰带着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正要开赴成都作战。他们一见吴 玉章回来，十分高兴地说：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马上要到前 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 ”
荣县的同志军出发后，吴玉章负起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他 在当地绅士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击破了大地主、大当铺老 板郭慎之企图控告龙鸣剑、王天杰为“匪”的阴谋。接着召集 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了同志军的粮饷 问题。然后，他到各地讲演，同时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民 团，扩大队伍，支援前线。
在龙、王部出战失利返回荣县找他想办法时，他想到要出 征就得有根据地，便提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大家表示 赞同。接着，召开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 提议由同盟会员蒲询任县知事。于是，在群众欢呼声中建立了 荣县革命政权。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早两个月。荣县独立比 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
荣县独立后，向外扩展。同志军先克威远，又攻自流井， 但遭到清朝巡防军的顽强抵抗。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时，风闻 清朝政府委派“入川查办”的端方已率湖北新军杀进四川，人 心不免有些浮动。吴玉章知道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便鼓励 同志军坚守待援，他出去想办法。于是，他与吴庶咸一起于十 一月二十一日，连夜轻骑赶往内江。
吴玉章一到内江，就住在烈士喻云纪的家里。这时，恰好 端方队伍经过，他们很快与其中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决定 队伍到资州后杀端方，他们在内江发动起义。果然，十一月二 十五日，端方的队伍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二十六日，资 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内江知县和巡防军闻风而逃，吴玉章等决 定立即起义。他们首先带领群众迫使团练局长谢仲辉交出团练 局，接着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到会者达数千 人，情绪高涨。吴玉章宣布革命宗旨，提议建立革命政权，群 众欢呼声响彻云霄。大会通过成立内江军政府，一致推举吴玉 章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并立即进入县署办公。通 过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吴玉章深深地感到了群众力量的伟 大。
这时，成都方面派人来约吴玉章共同策划起义，重庆方面 也邀他速去“蜀军政府”工作。同时，他知道武昌起义已经成 功，必须与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便把内江工作安顿之 后，赶往重庆。
他一到重庆，遇上蜀军政府正发生一次内讧危机。蜀军政 府的“总司令” 林畏生，本来就横行不法，纵容部下四出扰 民，使重庆人民不安，这时又持枪闯入都督府，说副都督夏之 时故意贬低他，声言要与夏之时拚命。对此毫无办法的都督张 培爵，见吴玉章到来，喜出望外，立即请他想办法。吴玉章提 议立即召开会议，实行军纪。于是，连夜召集军政人员开会， 讨论林畏生的问题。林畏生开始毫不在意，以后又气势汹汹。 吴玉章对此非常气愤，便讲明革命宗旨，提出实行军事裁判。 大家推举他为裁判长。他历数林的罪行“违背了革命宗旨，危 害了人民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 军法处以死刑”。林畏生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收敛起来。 经过反复辩论，吴玉章看到林畏生有悔过表现，就决定从轻处 理，最后经过大会通过，立刻解除林的职务，并派人将其送回 湖北原籍。
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吴玉章决定 去南京。他到南京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内务部次长居正和 秘书长田桐一见他就抱歉地说： “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 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 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便选一个吧! ”吴玉章表示： “我们 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可是，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一张疆理局 (即土地局) 局长的委任状来，他退了回去; 接着，又送来了 一张参事的委任状，他也退回了。后来，他受孙中山的邀请， 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这时，南北和议已成定局，许多人已去 钻营高位，而他却收拾残局，坚守岗位。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开始分化了。在南北和议中，南京临 时政府参议院竟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这使孙中山很生气， 并限期复议改正。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写好后，吴玉 章找总统盖印，总统不在，又急找黄兴，请求缓期，不允，只 好再去找胡汉民。好容易找到胡，拿到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 屉，取出图章盖了印，才把咨文发出去，同时通知所有革命党 人，都按孙中山的意志投票，终于把决议改正过来。可是，袁 世凯在北京发动了兵变，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允许袁在北 京就职。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川籍革命党人召开了 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也参加了，并以总统名义签署 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 中将。追悼会后，秘书处的人，决定不到袁世凯那里作官，计 划出洋留学。经教育部长蔡元培批准，吴玉章也获得了官费留 学的资格。但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他没有立刻动身。
南北和议后，吴玉章到了北京。袁世凯托朱芾煌向他说， 请他作四川宣慰使，去四川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他回答说： “四川是我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 而且 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相约，此后绝不 任什么官职。”袁不得已，就依照他的意思，不加任何官职的 名义，而要他同朱一起回川一行，“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 四川的统一。他同意了。
一九一二年夏，吴玉章与朱芾煌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 双方已经妥协。他借回川之机，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留法俭学 会的名义，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到法国留学。袁世凯见他仍在进 行革命活动，急电他回北京。
吴玉章回北京后，袁世凯正玩弄“国会选举”，而宋教仁 则组成了国民党，热衷于政党政治，也学着袁世凯那样用金钱 收买议员。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的金钱没有袁世凯多，与其 用金钱收买而失败，不如不用一钱以保持正义。如果我们初行 民主制度即用金钱收买议员，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了。”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向国民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决计 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 赣、皖、湘四省都督之际，吴玉章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 世凯违法，以先发制人。孙中山同意，但黄兴反对，未果。六 月，袁下令免去四省都督职务，并派兵南下，国民党人仓促应 战，发动了赣宁之役，吴玉章被派往南京参加起事。他赶到南 京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已溜到上海，于是他又去追程，但已经 晚了，二次革命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仍在上海奔走，想把曾经归向革命后 又叛变的肇和军舰炸掉或者拖过来，以挽救革命。他的这一设 想，虽遭张静江的反对，但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他把一切器材 准备妥当之后，在途经法租界时受阻，计划未能实现。接着， 袁世凯对他下通缉令。他被迫于一九一三年末流亡法国。
吴玉章去法国，坐的是日本轮船，在船上度过了一九一四年 元旦。元旦那天，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仍没有中国国旗。他气 愤极了，就动员船上的中国同胞起来斗争，结果，船长表示歉 意。这次斗争，与一九○四年元旦 “成城” 挂国旗的斗争一 样，除了得到道歉之外，并无其他结果。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吴玉章到法国后，进了巴黎法科大 学，由原来学的工科改为学政治经济学。他一边学习，一边继 续进行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盛传英国将借款给袁世凯。他 为此曾专程去伦敦会晤英国国会社会党议员，请其向英国国会 提出不借款予袁氏，使袁氏借款未成。
他在法国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制度 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极为盛行。他 从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联系到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学说，受到鼓舞。他曾和李 石曾探讨过这些问题。李主张无政府主义，只搞宣传教育，不 搞组织。他认为要革命，就要组织革命团体，同时要有实现理 想的纲领和策略。两人各执一端，辩论没有结果。
吴玉章想，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总要先为社会做些事情。 当时，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订立了华工条约，从中国招募了大 批华工。为了对华工进行教育，他和蔡元培、李石曾与法国议 员穆德和欧乐教授等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并以华法教育会的名 义与法国政府交涉，把原来对中国工人十分不利的华工条约改 订为对中国工人较为有利的华工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工人与法 国工人同工同酬。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垮台。吴玉章于一九一七年初携华工 新约与蔡元培一起回国，希望北京政府批准。他把条约草案送 到北京政府，经过了四个月，也没有消息。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组织护法运动①，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 府，孙任大元帅。吴玉章于一九一八年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 后来，军政府依靠的南方小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 山，孙中山愤而离粤返沪。吴玉章认为孙中山不脱离军政府比 较有利，便专程去上海，劝孙中山到职，以便团结革命力量， 挽救局势。当时孙中山正生病卧床，夫人宋庆龄热情地接待了 他。他在病榻前向孙中山谈了他的想法后，孙为他的到来和建 议，感动得流了眼泪，并答应派代表去。不久，吴玉章也被革 除了职务。他从这件事中又得到一个教训： 不论是北方军阀或 南方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要革命，非建立自己的武装不行。
这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接着，五四运动爆发。吴玉章从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迫切需要学习苏 俄革命的经验和总结自己革命的教训。不久，他读到约翰·里 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后来又读到一些日文记载和报道， 才对苏俄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他的革命活动更趋积极。他 来往于沪粤之间，从事协助《救国报》(为留日学生所办，反对 二十一条条约①之刊物)和《劳动》 (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等刊 物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俄，他资助了几个学生去苏俄学习。一 九二○年，他在北京看到了从苏俄回国的王维舟，比较详细地 了解了苏俄的状况。当时苏俄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非常困难 时期，物资极端缺乏，吴玉章等进行募捐，在北京东安市场召 集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募捐了几万元钱， 买了面粉等日用品寄往莫斯科。
一九二○年，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自 治运动”，而且很快波及到了四川。吴玉章当时认为，“自治” 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可以借此向群众进行宣传教 育，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他于一九二○年年底，与四 川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四川的“自治运动”，并于一九 二一年四月一日，在重庆商会大礼堂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 他为联合会起草了宣言和纲领，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 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以 “不作工、不得食”，反对社会寄生虫;以“民众武装”，反 对军阀武装; 以“合作互助”，改善工农生活。这个纲领，深 得与会代表的拥护。
会后不久，他发现军阀刘湘、杨森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 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而且已有一些人被收买过去。他便 立即召开会议，通过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决议，宣布： 自治 联合会的任务已经完成，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 样，就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结果，使得军阀们人财两空。因 为联合会顺从民意，宣传革命，又拒绝军阀的利诱，四川军阀 对吴玉章恨之入骨，下令通缉他。
吴玉章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自己以往革命实践的教训， 逐步认识到： 过去那种无政府主义不要组织的主张，那种不能 动摇反动统治制度基础的暗杀活动，那种只靠少数知识分子职 业革命家单纯武装起义的办法，那种妥协退让直到让出政权或 依靠小军阀反对大军阀的做法，都是不行的。要革命，必须走 俄国人的道路;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大众; 必须建立 坚强的列宁式的党来领导; 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封建军阀统 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因此，他强烈地 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 法国时，曾用岳平洋、平洋、岳镇东、镇东、震东、Joseph (约瑟夫) ，在苏联时曾用Буренин (布列宁) 等名字。出席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用的名字是王荣。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 乡蔡家堰。他的父亲务农兼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有两哥、 两姊。长兄永桪，号匡时;次兄永锟，号紫光; 先后留日，加入 中国革命同盟会①。
吴玉章六岁读书，十三岁进成都“尊经书院”，后在自 (自流井) 贡 (贡井) 旭川书院读书。二十三岁到威远求学， 并参加了科举考试，落第后又到泸州经纬学堂学习，因不满其 腐败的学政，愤而弃学回家。
吴玉章幼年丧父，少年丧母，靠兄嫂抚养成人。家人对他 要求很严格，希望他长大成才。长兄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于 一九三七年逝世。仲兄于一九一二年“二次革命”②失败后， 愤而自缢身亡。他自己也不甘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在幼小时 就养成了勤劳、奋学的好习惯。
吴玉章幼时读书，喜历史，主要是读《通鉴辑览》、《天 (启) 崇 (祯) 百篇》等书文。当读到南宋衰亡的史实时，联 想到中国当时的危局，忧国伤时。他喜读岳飞的《满江红》、 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明末志士黄淳耀的“见义不为无勇也” 等忠义慷慨之作，对黄文中的： “一则放之须臾，而己与草木 同腐矣; 一则忍之须臾，而己与日月争光矣”等文句特别欣 赏，直到晚年还背诵如流。黄在清兵攻破嘉定时，先叫妻子和 弟弟上吊说： “弟弟，你们先走吧! 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 也从容自缢以殉国。他对黄的这种“已与日月争光矣”的凛然 正气，特别仰慕。明末另一“名士”吴梅村，“草间偷活”， 投降清朝，后又悔恨而死。吴玉章对这种“己与草木同腐矣” 的叛逆嘴脸，特别厌恶。
吴玉章的幼年时代，正是清朝的末期。当时中国外受帝国 主义的侵略，内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真是外患内忧，每况 愈下。他带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进入了社会。
一八九四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①。这 次战争，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招致了失败，清朝政府被迫与 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②。这一空前未有的亡 国条约，震动了全国人民，也使少年时代的吴玉章痛心疾首。 他和他的二哥曾经为祖国的危亡痛哭不止，他决心为祖国寻找 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 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人民开 始逐步觉醒，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步发展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吴玉章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忠 孝节义思想。甲午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随 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原来最尊崇汉学的尊经书院，也开始大讲 “新学”，原来专卖古书的“志古堂”，也大卖新书了。他这 时虽在乡下，但能常常收到他二哥寄来的新书。他从新书报中 读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①的言论后，极为兴奋，特别是 看到光绪皇帝的诏书中“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 寝震惊”等文句，对于外侵内腐的政治局面，极为悲愤。他决 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志士。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上书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要求在中 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不久，光绪皇 帝下诏变法。这时，吴玉章正在旭川书院读书，当变法维新运 动传到乡下时，他欣喜若狂，以为中国可以由此得救了。他联 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处宣传新政。这一行动受到人们的 欢迎，但却遭到守旧分子的非议，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 “时务大家” 。
不久，变法维新运动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吴玉 章领悟到： 要救中国，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 革命道路。
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①。接着，帝国主义 列强组织“八国联军”②侵入北京，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 求和，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③。消息传来，吴玉章和一 切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
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吴玉章对“新学”的兴趣更浓 厚了。他除了继续搜阅新的书报外，开始读《天演论》 等著 作。
这时，吴玉章的二哥已约好几个人要自费到日本留学。吴 玉章听说可以自费留学，兴奋极了，决心一同前往。一九 ○三年春节前后，他们离开故乡，挂帆而东。当船过三峡时， 大家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发诗兴，便以“东游述志” 为 题，赋诗抒怀。吴玉章的一首是：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 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他们到上海，闻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气息; 刚到日本，就 卷入了“拒俄运动”④的斗争。吴玉章参加了拒俄学生会，后 来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准备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 东北领土而效命疆场。这时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他读了极 为感动，又看了《民约论》及欧洲各国革命史等新书刊，决意 放弃康梁的改良主义学说，接受革命反清和天赋人权的民主革 命思想。
到日本后，二哥进了弘文师范，他进了成城学校。
吴玉章在“成城”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斗争，兼任留学生 会馆的联络干事。这时，他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 觉得很新鲜，但由于紧张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没有进行深入的 研究。
一九○四年，他带来的钱已剩不多，常常拖欠学费。为 此，同学们替他申请官费。根据他到日本较早，又是班长，学 习成绩较好，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等条件，为他一个人申请官 费，是能够得到批准的。可是他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 难毋苟免”的教育，坚决地谢绝了。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 生，他提议给他们荣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结果得到了批 准。此后，学校对他很照顾，不但不催交学费，还照常发给零 用钱，而他自己则更加自觉，只要家中钱一寄到，就先去交学 费。就这样时欠时交，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没有中断过学 习。
学校对吴玉章不错，但吴玉章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应有的斗 争。一九○四年元旦，学校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 他带领怒火满腔的同学起来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 若不道歉 和纠正错误，就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他说： “我们对 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他说： “学校 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 不誓死力争的呀! ”在大家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学校当局不得 不赔礼道歉，挂出了中国国旗。
一九○五年，中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孙中山由欧洲重返 日本，于八月间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早就仰慕孙中 山，热烈拥护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革命纲 领，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他参加了在东京富士见楼欢迎 孙中山的大会，也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 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从此， 他就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领导下，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 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同盟会成立后，清朝政府鉴于革命派的中心在日本，便与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相勾结，发布了“取缔清韩①留日学生规 则”。中国留日学生对此极为愤慨，决定全体罢课回国，不在 日本求学受辱。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 展起来。后来，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步，并派人与中国留日学生 总会商洽条件。可是，这时总会负责人都已疏散，只剩少数满 口怨言的办公人员。吴玉章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决定负起收 拾残局的责任。这时他虽在读书，但每星期总要到会馆一两 次，鼓励办公人员坚持到底。他又在十二月三十日晚，与胡瑛 一起，坐火车去找避居乡下的会馆翻译范源濂。经过他们反复 交涉，日本政府终于答应了一些条件，承认留日学生会馆有合 法存在的权利。
这时，中国革命运动继续高涨，但同盟会对各阶层的革命 斗争缺乏有力的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希 图用单纯的军事斗争，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从一九 ○六年以后，同盟会举行了一系列的起义。留在日本的吴玉章 等革命党人，积极派人回国支援起义，并替起义者购买军火。 这些起义，由于带有单纯的军事冒险性质，都失败了。
为了宣传和推动革命，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办一个《四川》 杂志，并推举吴玉章负责主持。这时吴玉章已由“成城”中学 毕业，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为办杂志，他只好告“病”请 假一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为《四川》杂志租了一处房 子，既作出版机关，又作革命据点。经过一番筹备，一九○七 年末，《四川》杂志即以鲜明的革命姿态与读者见面了。这份 杂志的特点是：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清朝统治，主张 革命。因此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销路很广，每 期出版不久就要再版重印。
正当 《四川》杂志顺利创办的时候，同盟会的机关报《民 报》却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济，章太炎等几有断炊之 虞，埋怨孙中山不支持他。其实，孙中山这时也很困难。吴玉 章见此情形，就极力设法弥补。他从四川留日学生中募捐了一 批钱，支持了《民报》，使章太炎十分感激。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 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的同盟会 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 持着革命斗争。
这时，国内形势险恶，会党中的许多革命分子逃到日本。 他大哥也来到东京，与他住在一起，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他 知道会党在下层社会中有很大的革命潜力，就与焦达峰等商 量，联络会党。他大哥在四川哥老会中较有地位，很同意他们 的意见，并说： “你要作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 ‘老幺’ 吧，然后一升 ‘老五’ ，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经 大哥介绍，他加入了“袍哥”会党。他首先与会党中的“大 爷”或较有地位的人联系，商定召开共进会的筹备会。他大哥 以年长被推为临时主席——“坐堂大爷”，他则升为“管事”， 实际上负责筹备工作。一九○七年下半年组成了共进会。它以 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外围组织。
共进会成立后，吴玉章仍集中力量做同盟会和《四川》杂 志的工作。由于《四川》杂志不仅进行革命宣传，还进行革命 组织工作，因此和《民报》一样遭到迫害。清朝政府串通日本 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民报》和《四川》罚款，甚至禁止 发行。日本政府对于《四川》不但罚金多，还判处吴玉章半年 徒刑。本来，自一九○八年暑假后，吴玉章的假期已满，回到 了岗山继续上学，《四川》的编辑兼发行人已由廖希贤继任。 《四川》被指控，按理应由廖出庭受审，但廖却不肯去，把责 任推到他身上。许多人为此不平，坚决不让他去。他想： “见 义不为，无勇也”，毅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检查官提出了 四条“罪状” ： (一) 鼓吹革命; (二) 激扬暗杀; (三)煽动 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 (四)反对天皇。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但法官仍宣判： 根据“罪证”，决定查禁杂志，并科罚金一百 元，处编辑发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说什么姑念该编辑兼发行 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 (缓期) 执行” 。
同盟会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 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机构，吴玉章也参与其事。按 照计划，他留在日本负责筹划和供应武器器材，其他人回国执 行任务。一九○九年，他们派喻云纪等到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 方，因估计错误未成。后汪精卫等谋炸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 李准，又因汪临阵动摇而落空。最后，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去刺 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指定由喻云 纪、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在日本筹备一切。待喻、 黄准备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去了北京，其实他俩并没有做 什么事情，一切行动都是喻、黄进行的。由于事先准备不周， 不仅谋炸未成，且黄复生、汪精卫被敌人捕去。为营救黄、 汪，吴玉章于一九一○年夏潜赴北京，住在姐姐家中。经过一 个月的努力，也未找到有效的营救办法。他的姐夫，素知他参 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迹可疑，惟恐出事，就事先给他买好火 车票，临时骗他上车，把他送到了上海。
吴玉章到上海后，又同熊克武、但懋辛等去香港，参与了 黄兴等筹划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为准备起义，他到日本购运军 火。购运军火，是一件艰难和危险的事，他曾几次险些出事， 都机警地化险为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他随最后一批军火赶 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得返回日本。这时，有人对革命 前途丧失信心，他鼓励这些人说： “只要还留得一个人在，这 个人就是革命的种子，革命形势还要到来，而最后胜利终必是 我们的” 。
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始。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四 川等地保路风潮兴起，他奉命回国参加斗争。路过上海时，宋 教仁给他安上了个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到宜昌后，换 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道轮船。这只十分简陋的船，竟然请了外 国人来管理，使他大为感慨。不但如此，洋船长摆着帝国主义 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第二天早上，他们竟不等夜间 到划子上乘凉的旅客登轮，就鸣笛开船，并砍断系绳，将划子上 的旅客弃之不管。眼看着划子上的旅客高声呼救，吴玉章心中 难忍，便鼓励船上的旅客到饭厅开会，并发表演说。洋船长见 此情形，竟拿出手枪相威胁。于是，群情更加激昂，大骂洋人， 吓得洋船长只得躲起，再也不敢寻衅了。
这时的四川，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已经广泛发动 起来。他们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 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吴玉章回到四川，立即投入和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斗 争”。在夏历的“盂兰会” (七月十五日) 以前，他回到了家 乡。在往荣县城里去的时候，他在南门外遇上了龙鸣剑、王天 杰带着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正要开赴成都作战。他们一见吴 玉章回来，十分高兴地说：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马上要到前 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 ”
荣县的同志军出发后，吴玉章负起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他 在当地绅士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击破了大地主、大当铺老 板郭慎之企图控告龙鸣剑、王天杰为“匪”的阴谋。接着召集 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了同志军的粮饷 问题。然后，他到各地讲演，同时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民 团，扩大队伍，支援前线。
在龙、王部出战失利返回荣县找他想办法时，他想到要出 征就得有根据地，便提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大家表示 赞同。接着，召开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 提议由同盟会员蒲询任县知事。于是，在群众欢呼声中建立了 荣县革命政权。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早两个月。荣县独立比 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
荣县独立后，向外扩展。同志军先克威远，又攻自流井， 但遭到清朝巡防军的顽强抵抗。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时，风闻 清朝政府委派“入川查办”的端方已率湖北新军杀进四川，人 心不免有些浮动。吴玉章知道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便鼓励 同志军坚守待援，他出去想办法。于是，他与吴庶咸一起于十 一月二十一日，连夜轻骑赶往内江。
吴玉章一到内江，就住在烈士喻云纪的家里。这时，恰好 端方队伍经过，他们很快与其中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决定 队伍到资州后杀端方，他们在内江发动起义。果然，十一月二 十五日，端方的队伍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二十六日，资 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内江知县和巡防军闻风而逃，吴玉章等决 定立即起义。他们首先带领群众迫使团练局长谢仲辉交出团练 局，接着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到会者达数千 人，情绪高涨。吴玉章宣布革命宗旨，提议建立革命政权，群 众欢呼声响彻云霄。大会通过成立内江军政府，一致推举吴玉 章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并立即进入县署办公。通 过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吴玉章深深地感到了群众力量的伟 大。
这时，成都方面派人来约吴玉章共同策划起义，重庆方面 也邀他速去“蜀军政府”工作。同时，他知道武昌起义已经成 功，必须与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便把内江工作安顿之 后，赶往重庆。
他一到重庆，遇上蜀军政府正发生一次内讧危机。蜀军政 府的“总司令” 林畏生，本来就横行不法，纵容部下四出扰 民，使重庆人民不安，这时又持枪闯入都督府，说副都督夏之 时故意贬低他，声言要与夏之时拚命。对此毫无办法的都督张 培爵，见吴玉章到来，喜出望外，立即请他想办法。吴玉章提 议立即召开会议，实行军纪。于是，连夜召集军政人员开会， 讨论林畏生的问题。林畏生开始毫不在意，以后又气势汹汹。 吴玉章对此非常气愤，便讲明革命宗旨，提出实行军事裁判。 大家推举他为裁判长。他历数林的罪行“违背了革命宗旨，危 害了人民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 军法处以死刑”。林畏生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收敛起来。 经过反复辩论，吴玉章看到林畏生有悔过表现，就决定从轻处 理，最后经过大会通过，立刻解除林的职务，并派人将其送回 湖北原籍。
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吴玉章决定 去南京。他到南京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内务部次长居正和 秘书长田桐一见他就抱歉地说： “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 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 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便选一个吧! ”吴玉章表示： “我们 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可是，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一张疆理局 (即土地局) 局长的委任状来，他退了回去; 接着，又送来了 一张参事的委任状，他也退回了。后来，他受孙中山的邀请， 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这时，南北和议已成定局，许多人已去 钻营高位，而他却收拾残局，坚守岗位。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开始分化了。在南北和议中，南京临 时政府参议院竟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这使孙中山很生气， 并限期复议改正。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写好后，吴玉 章找总统盖印，总统不在，又急找黄兴，请求缓期，不允，只 好再去找胡汉民。好容易找到胡，拿到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 屉，取出图章盖了印，才把咨文发出去，同时通知所有革命党 人，都按孙中山的意志投票，终于把决议改正过来。可是，袁 世凯在北京发动了兵变，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允许袁在北 京就职。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川籍革命党人召开了 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也参加了，并以总统名义签署 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 中将。追悼会后，秘书处的人，决定不到袁世凯那里作官，计 划出洋留学。经教育部长蔡元培批准，吴玉章也获得了官费留 学的资格。但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他没有立刻动身。
南北和议后，吴玉章到了北京。袁世凯托朱芾煌向他说， 请他作四川宣慰使，去四川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他回答说： “四川是我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 而且 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相约，此后绝不 任什么官职。”袁不得已，就依照他的意思，不加任何官职的 名义，而要他同朱一起回川一行，“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 四川的统一。他同意了。
一九一二年夏，吴玉章与朱芾煌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 双方已经妥协。他借回川之机，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留法俭学 会的名义，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到法国留学。袁世凯见他仍在进 行革命活动，急电他回北京。
吴玉章回北京后，袁世凯正玩弄“国会选举”，而宋教仁 则组成了国民党，热衷于政党政治，也学着袁世凯那样用金钱 收买议员。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的金钱没有袁世凯多，与其 用金钱收买而失败，不如不用一钱以保持正义。如果我们初行 民主制度即用金钱收买议员，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了。”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向国民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决计 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 赣、皖、湘四省都督之际，吴玉章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 世凯违法，以先发制人。孙中山同意，但黄兴反对，未果。六 月，袁下令免去四省都督职务，并派兵南下，国民党人仓促应 战，发动了赣宁之役，吴玉章被派往南京参加起事。他赶到南 京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已溜到上海，于是他又去追程，但已经 晚了，二次革命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仍在上海奔走，想把曾经归向革命后 又叛变的肇和军舰炸掉或者拖过来，以挽救革命。他的这一设 想，虽遭张静江的反对，但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他把一切器材 准备妥当之后，在途经法租界时受阻，计划未能实现。接着， 袁世凯对他下通缉令。他被迫于一九一三年末流亡法国。
吴玉章去法国，坐的是日本轮船，在船上度过了一九一四年 元旦。元旦那天，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仍没有中国国旗。他气 愤极了，就动员船上的中国同胞起来斗争，结果，船长表示歉 意。这次斗争，与一九○四年元旦 “成城” 挂国旗的斗争一 样，除了得到道歉之外，并无其他结果。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吴玉章到法国后，进了巴黎法科大 学，由原来学的工科改为学政治经济学。他一边学习，一边继 续进行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盛传英国将借款给袁世凯。他 为此曾专程去伦敦会晤英国国会社会党议员，请其向英国国会 提出不借款予袁氏，使袁氏借款未成。
他在法国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制度 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极为盛行。他 从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联系到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学说，受到鼓舞。他曾和李 石曾探讨过这些问题。李主张无政府主义，只搞宣传教育，不 搞组织。他认为要革命，就要组织革命团体，同时要有实现理 想的纲领和策略。两人各执一端，辩论没有结果。
吴玉章想，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总要先为社会做些事情。 当时，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订立了华工条约，从中国招募了大 批华工。为了对华工进行教育，他和蔡元培、李石曾与法国议 员穆德和欧乐教授等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并以华法教育会的名 义与法国政府交涉，把原来对中国工人十分不利的华工条约改 订为对中国工人较为有利的华工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工人与法 国工人同工同酬。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垮台。吴玉章于一九一七年初携华工 新约与蔡元培一起回国，希望北京政府批准。他把条约草案送 到北京政府，经过了四个月，也没有消息。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组织护法运动①，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 府，孙任大元帅。吴玉章于一九一八年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 后来，军政府依靠的南方小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 山，孙中山愤而离粤返沪。吴玉章认为孙中山不脱离军政府比 较有利，便专程去上海，劝孙中山到职，以便团结革命力量， 挽救局势。当时孙中山正生病卧床，夫人宋庆龄热情地接待了 他。他在病榻前向孙中山谈了他的想法后，孙为他的到来和建 议，感动得流了眼泪，并答应派代表去。不久，吴玉章也被革 除了职务。他从这件事中又得到一个教训： 不论是北方军阀或 南方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要革命，非建立自己的武装不行。
这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接着，五四运动爆发。吴玉章从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迫切需要学习苏 俄革命的经验和总结自己革命的教训。不久，他读到约翰·里 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后来又读到一些日文记载和报道， 才对苏俄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他的革命活动更趋积极。他 来往于沪粤之间，从事协助《救国报》(为留日学生所办，反对 二十一条条约①之刊物)和《劳动》 (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等刊 物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俄，他资助了几个学生去苏俄学习。一 九二○年，他在北京看到了从苏俄回国的王维舟，比较详细地 了解了苏俄的状况。当时苏俄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非常困难 时期，物资极端缺乏，吴玉章等进行募捐，在北京东安市场召 集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募捐了几万元钱， 买了面粉等日用品寄往莫斯科。
一九二○年，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自 治运动”，而且很快波及到了四川。吴玉章当时认为，“自治” 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可以借此向群众进行宣传教 育，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他于一九二○年年底，与四 川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四川的“自治运动”，并于一九 二一年四月一日，在重庆商会大礼堂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 他为联合会起草了宣言和纲领，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 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以 “不作工、不得食”，反对社会寄生虫;以“民众武装”，反 对军阀武装; 以“合作互助”，改善工农生活。这个纲领，深 得与会代表的拥护。
会后不久，他发现军阀刘湘、杨森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 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而且已有一些人被收买过去。他便 立即召开会议，通过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决议，宣布： 自治 联合会的任务已经完成，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 样，就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结果，使得军阀们人财两空。因 为联合会顺从民意，宣传革命，又拒绝军阀的利诱，四川军阀 对吴玉章恨之入骨，下令通缉他。
吴玉章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自己以往革命实践的教训， 逐步认识到： 过去那种无政府主义不要组织的主张，那种不能 动摇反动统治制度基础的暗杀活动，那种只靠少数知识分子职 业革命家单纯武装起义的办法，那种妥协退让直到让出政权或 依靠小军阀反对大军阀的做法，都是不行的。要革命，必须走 俄国人的道路;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大众; 必须建立 坚强的列宁式的党来领导; 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封建军阀统 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因此，他强烈地 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
一九二二年，吴玉章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 时，鼓吹新文化、新思潮的书报已传入四川，恽代英等也到四 川进行宣传活动，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发 展而逐步深入。他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和个人与四川上层 社会的历史关系，积极推动新思潮，掩护革命同志。当恽代英 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扣押时，他打电报去保释出来，并请恽 代英到高师任教。这时，成都高师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年 已四十四岁，不能参加，又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便与 杨闇公等二十多人，在娘娘庙街他的寓所内，秘密成立了“中 国青年共产党”①(开始简称“C.Y”，后改为“Y.C” 。公开发 表纲领和章程时叫“中国Y.C团”) ，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 机关，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中 国Y.C团”的章程规定，“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在工人 阶级集中的地方建立支部。它不仅在成都建立了组织，还发展 到北京。
一九二四年初，军阀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高师，吴玉 章被迫离校，继续在成都进行革命活动。五一节时，社会主义 青年团与中国青年共产党，决定联合召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 会。在大会筹备工作中，竟有人向军阀散布说： 吴玉章“阴谋 聚众夺取政权”，杨森便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派军队把预定 会址“少城公园”看守起来，并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在这紧张 时刻，成都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学生，照计划开了大会。但考 虑到吴玉章目标太大，为避免遭捕，没有让他参加大会。会议 由杨闇公主持并讲演。
在成都，他认识了正在成都养伤和深入思索革命前途的刘 伯承。两人早就慕名，畅谈极为投契。后来，他又介绍杨闇公 与刘伯承相识。他们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讨论局势，研究问 题，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和战友。在这期间，他曾与刘伯承谈过 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的事，刘伯承鉴于过去的教训，一方面拥护 他们的活动和主张，一方面答复说： “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 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 始能定其方道。”吴、杨对刘的这种审慎态度深表谅解和赞 赏。
“五一”事件后，吴玉章因形势所迫，只得离开成都去犍 为，约同已避居犍为休养的刘伯承一道，绕路贵州、湖南去上 海。一路上，蒸蒸日上的革命形势，使他无比兴奋和鼓舞。到 上海时，孙中山已为召开国民会议去了北京。于是，他和刘伯 承又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离沪北上。
他们到北京后，吴玉章先与北京 “Y.C” 接上头，出版 《新世纪》，宣传革命。后来，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并 巳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 国革命的高涨。他为此极为兴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 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 人赵世炎，原是吴玉章的学生。在师生交谈中，赵世炎对于吴 玉章的观点和意见，十分满意和敬佩，便正式介绍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吴玉章写信给四川，取消了中国青年共 产党。
吴玉章经过漫长的岁月，度过艰难曲折的路程，终于找到 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完成了思想上 的革命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 战士。从此，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新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吴玉章入党后，即与刘伯承一起到上海党中央接受任务。 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奉命留在国民党 内作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便于活动，暂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 份。当时国民党组织涣散，亟需整顿，他提议从基层做起，并 希望先把四川的国民党整顿好。经与王若飞、恽代英、李立三 等研究后，同意他的计划。
吴玉章与刘伯承准备启程去四川的时候，正遇上“五卅” 运动发生。他目睹群众高昂的斗志和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嘴 脸，决定办一个刊物，定名为《反日战线》 ，以加强革命宣传 工作。可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任戴季陶 的反对。戴说什么“这次惨案要英国负责，跟日本没有关系”; “应该联合日本，单独对英。”吴玉章据理驳斥，驳得戴面红 耳赤，哑口无言，但办刊物始终没有获准。六月，他们去广 州，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廖仲恺取得了联系，旋去四川。
八月，他与刘伯承一起到达重庆。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 织正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他找来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 朱之洪商量整顿国民党的计划，提议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机 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活动; 办一个学校，作为培训干部和进 行组织宣传活动的据点。黄、朱听了既无兴趣，也无信心。他 看到国民党人很消沉，便去找与他一起组织过中国青年共产 党的杨闇公、杨伯楷等商量。他们热情很高，立即行动，到 处奔走，积极筹备，很快找到了房子，买到了家具。他把廖仲 恺给他的一千元和他在川江轮船公司的股票当了两千元作经 费，很快办起了中法大学，招收因参加爱国活动闹学潮而被其 他学校开除的学生，很快就聚集了近三百人，并正式开学上 课。同时，他积极整顿国民党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 址。不久，许多县市的党部就建立起来，选出了出席国民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占多数。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作为四川省出席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同行的还有刘伯 承。他们到广州后，方知由于右派的捣乱和破坏，原定十一月 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不得不推迟到次年一月一日。这时，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已很猖獗，正千方百计地夺取领导权。身为 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虽然尚未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但对左 派力量的增长十分恐慌。吴玉章意识到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一次重要会议，便去找汪精卫说明： “如 果大会不按期开，国民党有解体之虞。”汪则无动于衷，唉声 叹气地说他也没有办法。在大家力促下，才召开了国民党中央 会议。会议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二大” 筹备事 宜; 杨闇公、刘伯承等，则在秘书处工作。在毛泽东、周恩 来、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陈延年等共 产党人的努力下，大会筹备工作进展很快，使国民党“二大” 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得以召开。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吴玉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全会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三，左派力 量占优势。形势本来对左派有利，但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 义的影响，在选出的六十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 党员只占十四人。吴玉章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让步，会给 以后革命带来严重的恶果。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吴玉章等又回四川继续整顿国民 党组织，以策应即将开始的北伐。他因沿途宣传“二大”精神 劳累过度，在宜昌晕倒了。到重庆又昏厥了一次，只得住进医 院。这时，四川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也很激烈，西山会议派头 子石青阳在重庆总土地另立省党部，天天到莲花池党部捣乱、 打架，甚至打伤许多同志。吴玉章知道后，异常气愤，立即出 院，投入斗争。他一面积极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反击右派。一 面在中上层和军队中活动，策反旧军队，参加国民革命军。他 先把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部下的两个旅争取过来，参加了后 来刘伯承领导的顺(庆) 泸(州)起义，后又把驻川黔军袁祖 铭的两个师争取过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配合贺 龙的军队消灭了袁祖铭，攻下了宜昌。
这年五月，在刘伯承通过深入观察和亲身革命实践，认定 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以后， 吴玉章、杨闇公即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吴玉章与刘伯承于八月赶到广 州。北伐战争在工农运动支持下，进展迅速。但同时，右派的 活动也愈来愈猖狂，蒋介石独揽大权，飞扬拔扈。为了抵制蒋 介石的反动活动，打击右派的进攻，吴玉章和何香凝等联络组 织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的联席扩大会议，通 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和发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 蒋介石则在南昌建立了右派中心，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筹划 反革命阴谋。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违背国民党中央关于国民政 府迁都武汉的决议，硬要把政府迁往南昌。吴玉章同宋庆龄、 孙科、陈友仁等一起随政府迁往武汉后，蒋介石跑到武汉，仍 坚持把政府迁往南昌，结果遭到群众质问和吴玉章等人的反 对，未能得逞。以后，蒋介石又借故要撤换苏联顾问鲍罗廷。 讨论时，也遭到了吴玉章等大多数人的反对。
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 一起推动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吴玉章等五人组成的行动委 员会，并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以制裁蒋介石。在 召开三中全会时，蒋介石又迟迟不来，借故推迟日期。吴玉章 等则坚持按期召开，蒋介石又碰壁了。全会在左派力量占压倒 优势的情况下，选举吴玉章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并通过 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决议，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集体领导制 度，剥夺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 职权。
蒋介石到处制造混乱。北伐军刚打下宜昌，一些原来的旧 军阀就想吃掉贺龙的军队。武汉当局派吴玉章进行查处。他一 到宜昌，旧军阀和地主大商们就把他包围起来，向他“控告” 贺龙。他当场据理申斥，并机智地提出把贺龙调往武汉，以 “拱卫革命的中心”，还要他们拿出四百万元作为革命政府的 经费，他们只好答应。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当时著名左派将 领贺龙所部革命武装力量也得到保存。
在这期间，吴玉章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在国民党中 央会议上，提议派刘伯承到四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是这样设 想的： 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划部分军阀起义， 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可以会师武 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区以配合北伐。会议同意吴玉章的提 议，决定委任刘伯承为特派员。刘伯承回川后，与已在四川 的杨闇公、朱德组成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军委，决定发动 “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顺泸起义发动后，吴玉章 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按军队序列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 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任刘伯承为军长。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 提议，但谭延闿借故阻挠，说什么要经过时居南昌的蒋介石总 部“划行”。吴玉章想，一则蒋介石不会同意，二则国民政府 会议既已通过，根本不需要经过谁，便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 起义军的番号和刘伯承的委任，只是为了与蒋介石的军队加以 区别，番号改为暂编第十五军。
与此同时，吴玉章发电报给刘伯承，向起义将士表示慰 问，赞扬他们的“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寒心破胆”，“尚望 始终坚持，努力杀贼。”刘伯承回电： “弟等早具决心，始终 不渝”，表示了奋斗的决心。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攻下，虽 经起义将士奋战了四十多天，终因众寡悬殊，战斗失利，刘伯 承等不得不突围出来。顺泸起义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革命势力日益增长，左右派的斗争也 达到高潮，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①。为了打击右派的进 攻，吴玉章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凶手杨引之要去向蒋 介石报功，便派人将杨截获，由武汉革命法庭处以死刑。为了 加强南京方面的革命势力，吴玉章曾提议把号称“铁军”的第 四军调往南京。这一提议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和苏联军事 顾问加伦的赞同，但因右派坚决反对，未果。
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政变，在 南京建立起反革命政权; 汪精卫也在策划反革命政变; 陈独秀 与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麻痹工农运动，粉饰太平， 革命处于危急中。在这紧要关头，吴玉章筹划把共产党员连某 指挥的一个营扩编成一个师，以建立自己的武装，挽救危局。 但也因陈独秀的阻挠和右派的反对，未得实现。
四月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吴玉章 是代表，但因是秘密党员不便参加。可是不久，陈独秀竟在一 篇文章中随意把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了。他为此很生气，立 即跑去质问，陈却说什么“公开了好”。接着，形势更加恶 化，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并公开叛变。第一次大革 命失败了。
七月十四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时，兼有国民党 党籍的共产党员却被排除在外，吴玉章和林伯渠只好在一起等 候消息。直到晚上十二时，才知道会议虽有陈友仁代表宋庆龄 反对“分共”，但时局已无法扭转。当晚，他们分别回到寓 所。吴玉章心中烦燥，就在晒台上乘凉。次日凌晨三时许，忽 有四名武装人员进入他的住所，拆走了电话，并留条警告他离 开。天明后，他接到我党通知，要他到九江。当时他想，他是 经管国民党中央的文书、信件和帐目的，如果不交代就离开， 国民党反动派很可能制造谣言，诬蔑他卷款潜逃，破坏我党的 声誉。于是，他又冒险去国民党党部，向秘书长于普恩办清了 手续，并留信给汪精卫说明离开的理由，然后才离开。
吴玉章到九江后，奉命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共 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他在接应了徐特立、刘伯承、彭泽 民、张曙时等去南昌以后，最后自己也去南昌。
到南昌后，他与贺龙住在一起，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长。接着，随贺龙指挥部南征，转战赣、闽、粤。在溽暑远征中，他 参与了部队指挥，进行后勤组织和群众工作。及至潮、汕失 败，起义领导机关疏散，他便与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分 开，同侄子吴鸣和步行到海边，搭民船去香港。
他到香港后，与我党负责接应工作的贺昌取得了联系，并 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他和刘伯承、吴鸣和等回上海，又一起 去苏联。
他们于十月到达莫斯科。刘伯承、吴鸣和先进莫斯科高级 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吴玉章因病先到克 里木休养，后进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国问题研究院，与林伯渠一起潜心攻读马列主义，同时研究 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问题。当时托洛茨基派和取消主义者陈独 秀有一种谬论，说什么由于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已经没有 封建主义了，从而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了。他俩根据大量材料，写出论文，阐明中国社会虽 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存在封建主义，不 过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从而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 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二八年夏，吴玉章和林伯渠转入中山大学特别班，与 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等一起学习。他和林、何、徐虽然年龄较 长，但还接受由叶剑英任教官的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后回国参加 武装斗争。他们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年，但理解力强，学习都很 努力，马列主义各门课学得很好。吴玉章等还得到学校的优等 评语，成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优等生。他在总结这段学习时说： “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后，如得明镜，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有了 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对革命更有信心了”。
一九三○年十月，吴玉章从特别班毕业了。一些同志回国 参加斗争，他和林伯渠等被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 校工作。在这期间，远东出版社约他编一本中文教科书。他仓 促编成后，托派分子竟向边区党委告发他犯了“机会主义”错 误。他仔细检查，确有错误之处，便诚恳地向党组织写出了检 查报告，并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不仅把别人指出的 错误作了检查，就是别人未指出自己检查出来的错误也进行了 检查，最后请求党组织给予处分。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都认 为他态度诚恳，主张从轻处理，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 给予警告。最后，林伯渠发言，说党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 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改正错误，就不必给处分了，只 需作一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够了。结果会议通过了林伯渠 的提议，并嘉许他是党员的模范。此后，他参加了学校内反对 托派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组织了抗日集会。会 后，吴玉章等组织了许多同志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并派人 参加东北义勇军，募捐慰劳义勇军。上海“一二八”事变后， 学校召开大会，他和多数同志都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抗战。 可是报告人说十九路军是军阀的军队，且有美国的背景。“一 二八”事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能支持。他听后觉 得有违众意，就登台发言说，在中国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管是 什么国际背景或什么军队，只要他抗战，我们就应该欢迎和支 持。他的讲话，博得群众热烈的掌声。
当国内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小册子传到海参崴后，他看 到其中所说： 集体农庄如果出于农民自愿的要求，我们不能去 阻止。他觉得这样说不对，把当时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当时苏联 的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了，就写了一个《论中国土地农民问 题》的小册子，表明中国当时还不能采取苏联的做法。
一九三三年夏，他奉命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部主 任，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一九三五年，他参 加了 “八一宣言”的讨论，并奉命与刚到莫斯科的方振武接 谈，把“八一宣言”给方看。方后来到美国，对我党政策进行 了宣传。八月，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 七次代表大会，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区 的英勇斗争和红军长征的伟绩，作了长篇发言，博得了与会代 表的热烈欢呼。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派他到法国巴黎 扩大发行正在出版的《救国报》 ，以加强宣传中国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
他于十一月到达巴黎。刚开始工作，法国政府出于政治外 交上的原因，忽令《救国报》停刊。他想，如果停刊了，将会 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就急找法共的同志商量，决定利用法国政 府标榜的言论出版自由，把报纸增加一个“时”字，改为《救 国时报》。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在“一二九”那天，继《救国 报》一期未脱地出版了。不久，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成员陈 云，写信请上海商务印书馆代购的汉字铜模，也运到了巴黎， 吴玉章等很快办起了印刷所，满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 量。《救国时报》在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主要是 经济上和发行上的。但他们努力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较好 地完成了任务。
吴玉章在办报的同时，还做了其它一些工作。一九三六年 一月，他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报告，讨论了组织华侨抗日救国会的计划，推动了旅 欧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胡汉民也在法国，吴玉章想利 用他与胡的旧关系，谈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即派儿子震 寰持函前往商谈，但胡竟不敢作出回答。吴玉章看到这个大革 命时代的著名右派仍然顽固不化，就没有再理他。后来，陈铭 枢、胡愈之也到了巴黎，吴玉章与他们畅谈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极为投契，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手续。
三月，世界学生联合会在伦敦召开支援中国学生抗日救国 运动大会。因会期已近，又没有预定秘密通信方法，他便匆忙 以假名“平洋”给中国共产党驻德支部负责人王炳南写信，平 邮寄出。该信是请王与会时要遵照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既要顾 到团结，又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和斗争性，断不可因统一战线 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并要他们去伦敦后与侯雨民商议办法。 不料，该信被国民党驻德公使馆偷去，以“民族先锋社”的名 义影印，在大会上并向国内广为散发，说什么大会是共产党召 集和操纵的，还以“留德中国学生会”的名义致电大会，反对 我党代表参加会议。经过一番交涉，大会予以驳回。但国民党 驻德公使程天放并不死心，又串通德国法西斯组织“冲锋队”， 逮捕了刘光德(即刘咸一)和反帝同盟的许德瑗等。经组织许 多团体向德国政府抗议，结果许等获释，刘光德却被无理驱逐出 境。党考虑到吴玉章的安全，急电他回莫斯科，并派吴克坚接 替他的工作。
吴玉章到莫斯科后，仍回东方大学。不久，“双十二”事 变发生并和平解决，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成功而兴奋， “感到我党中央政策之正确，气度的伟大，使全球震惊，使国 民党顽固分子哭笑不得，使同情我党的人眉飞色舞，全国舆论 与人心莫不为之折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代表 张冲到了莫斯科。党派吴玉章与张协商并经国民党政府同意， 派吴玉章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 工作。
吴玉章于十一月偕同儿子去巴黎，与吴克坚一起工作。这 时，签字于“九国公约”的各国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 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李石曾约他同往。他到比京 后，会见出席会议的中国驻欧使节顾维钧、钱泰、胡世泽等， 力主在会上吁请各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此时，国内战 局南京危急，国民党正在酝酿与日本妥协。他力陈如果言和， 中国将不免于灭亡，要求顾维钧等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反对 妥协。不久，孙科到巴黎，陈公博去意大利后也来到巴黎，他 都分别会见，强调要坚持抗战，决不可中途妥协，孙表示赞 成，陈则态度暖昧。后来，得知蒋介石未敢妥协，他才放心 了。
吴玉章在巴黎期间，除了依靠《救国时报》和某些进步报 纸作为宣传阵地外，还到处讲演。他在国际援助西班牙抗战的 大会上，在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召集的援助中国抗战的大 会上，在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发 表了演说。后来，他的讲演用英、法文印成小册子，名日 《中 国能战胜日本》，在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上散发，并在欧洲发 行。一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忽然有几个国民党特务 提出许多怪问题，说什么上海、南京都巳失守，中国没有海 军，武器不够等等，怎么办?其意思是说中国抗战没有希望。 他当众加以驳斥，指出： 战争主要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人民。 他坚强有力的回答，博得了在场记者的赞同，而那帮国民党特 务则目瞪口呆。
一九三八年二月，他作为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代 表，与陶行知、李石曾、王礼锡等，出席了伦敦世界反侵略大 会，作了 《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的报告。在伦敦，他还与 陶行知、吴震寰一起，专门拜谒了马克思墓，并抄录了碑文， 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表示了悼念之情。
在国际宣传工作中，吴玉章看到国民党驻外使馆的宣传机 构，并不宣传抗战，而不惜用巨款出版印有国内名胜古迹和 “领袖”蒋介石等照片的画册。他为此找顾维钧洽谈，并拟定 了一个计划，要求国民党政府批准，但无结果。他在没有经费 来源的情况下，只好在工人、学生和商人中募捐一些钱，来印 刷宣传品。幸而有《救国时报》作为喉舌，有法共《人道报》 和同情我们的《中国人民之友》报等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国 际宣传工作仍然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他在国际宣传中的讲演， 由中国世界出版社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整理出版，题名 《吴玉 章抗战言论集》 ，并广为发行。
当国际宣传工作告一段落，吴玉章奉命于三月与儿子震寰 一起启程回国。路经新加坡、西贡时，他们都作了逗留，进行 了抗日宣传，他还在西贡华侨召集的会议上发表了讲演。四 月，吴玉章抵达武汉，受到周恩来等的亲切欢迎和接待。
吴玉章奉命留在武汉，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工作。许 多辛亥革命时代共过事而当时又在国民党身居高位的人也都来 看他，张群和 《大公报》 的张季鸾等还约他详谈。他发现这些 人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而对自己的力量没有 信心，便向他们说明，苏联援助没有问题，还要推动英美等国 组成反法西斯阵线，法西斯必败; 中国抗战，外援是重要的， “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只要能坚持团 结，坚持抗战，发扬民主，顾及民生，一德一心，不屈不挠，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还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 三大政策，基本上合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中国 共产党人愿与国民党人共同奋斗。听者虽各有想法，但当时都 表示赞同。
这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则电讯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会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的国民党党籍。周恩来 为此于六月三日晚连夜开会，并与国民党交涉不准报纸登出。 次日晨，又派吴玉章飞赴重庆，嘱： 如果重庆报纸已经登出， 就发表我党拟好的声明。吴到重庆后，报纸已经登出。《新蜀 报》主编周钦岳在欢迎他时一见面就说： 国民党恢复了你们的 党籍，这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前途很好。他说，这需要商 谈，并约各报负责人到青年会开会。他按照我党的声明严正指 出： 国民党的这一决定我们不能接受，因为： 第一，两党关系 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 第二，事前未通知与 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 第三，这次恢复党籍的名单中， 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开除了的人，和我们同等看待，未 免滑稽，更不能忍受。报纸既已公布，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
当晚，我党声明稿即由周怡分送各报馆。当时在重庆的张 继听说此事，急请各报缓登，并于次晨专访吴玉章说，这是他 们的错误，请暂时缓登，另找补救办法，并约他同时发电请 示。吴玉章给周恩来打了电报，张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结果，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间接声明取消此案。
吴玉章在重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 抗战必胜的道理。但国民党特务却经常捣乱。在新街口召开的 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正在讲演，一群特务突然来挑衅，气势汹 汹地问他： 你说抗战是谁领导的?其意在激使他说抗战是“蒋 委员长”领导的。他沉着机智地训斥他们说： 这还用问! 你们 还不知道?简直是无知! 在他的严词训斥和群众轰赶下，那帮 特务灰溜溜地逃跑了。
后来，吴玉章又去成都，除了与旧友徐申甫、毛沛霖、李 伯仲、李培甫、向先乔等相见外，并应学生救国会、妇女慰劳 会等群众团体之邀去讲演，车耀先还安排他在广播电台作了广 播讲话。此后，他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在乡间和县城发表讲 演。这期间，许多老乡请他帮助要回已募去当兵的子弟，他耐 心地动员他们说： “我不但不能为你们要回子弟，我还要劝你 们未去当兵的而有力可出的，多多去当志愿兵。”以后荣县成 为四川省当志愿兵最多的县份之一，与他的宣传不无关系。
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党被迫答应召开国民参政会，吴玉 章奉我党代表团电令，赶回武汉，任国民参政员。他根据党的 指示，与知名人士黄炎培、张澜等接触，酝酿提案。国民党为 了限制我党提出议案，竟规定提案要二十人联署。他们原以为 我党参政员只有七人，不易拿出提案。可是由于我党政策正 确，我们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联署。由于拥 护和同情我党的人占了参政员总数的半数以上，在参政会上， 我党和我党赞成的提案常被通过，这使国民党极其惊讶和狼 狈。
在参政会开会的前几天，傅斯年、梁实秋来找吴玉章，说 孔祥熙昏庸无能，且多劣迹，想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其意在以 汪(精卫) 代孔。经我党研究，认为孔固然不好，汪更坏，且 提出该案对团结抗战不利，决定不予支持。我党的态度，得到 许德珩等的支持，结果打消了此案。
在参政会外交审查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的走狗周览等又 提出“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案，其意在与德意法西斯妥 协。吴玉章表示反对，但会议只作了点修改就通过了。在李慎 吾把此案提到参政会时，极力为德意法西斯辩护，要求加强 对德意的外交。我党代表立即予以驳斥，马成风竟起来以秽言 相辱。我党代表除提出抗议外，要求汪精卫处罚马。由于群情 激愤，汪不得不答应，这就给了汪精卫一个打击。
八月，吴玉章离开武汉去延安，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了国际宣传工作， 并在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参政会斗争的报告。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重庆，即将召开第二次参政会，六中 全会还未结束，他便与秦邦宪、林伯渠等飞赴重庆，继续参加 参政会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讨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来 电：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 汉奸国贼论”。汪精卫反对此案，胡说什么： 孙总理常说和平 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骂总理也是汉奸国贼 了。汪的这通无耻谰言，立即遭到包括吴玉章在内的我党代表 的痛斥，可是梁实秋等几个人却为汪辩护，大闹了一场。在这 次参政会上，汪的妥协投降立场已明显暴露。在讨论邹韬奋 “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时，我党代表积极支持，使 该案顺利通过。
这时，蒋介石亲自出马，约我党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六 人“恳谈”，提出希望他们到国民党里作“强有力的骨干”，“为 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并赤裸裸地说： “不必要共产党啦”， “与共产党不能并存啦”，等等。蒋的谬论立即遭到我党代表 的严正驳斥。蒋又转向吴玉章说：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 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吴当即郑重宣布： 我坚信共产 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 吧!
一九三九年夏，吴玉章因病到北碚疗养，张鼎丞去延安路 过重庆，曾专程去看他。吴对新四军英勇坚持敌后斗争，极为 兴奋。沈钧儒也曾去看他，告诉他陈诚在开会，讨论反共; 还 有人从山东跑来说： 华北无处没有八路军，半个中国已经是八 路军的了，并建议蒋介石严防。
不久，蒋介石公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至此，参政会 也就名存实亡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吴玉章回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 长，积极领导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妥 协逆流，推动陕甘宁边区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十二月，党中 央召开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延安 分会，吴玉章被推举为会长。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为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 绩，为他六十寿辰(吴玉章六十寿辰本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 十日，其时他正在重庆进行斗争)举行盛大庆祝会，中共中央 和许多机关团体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祝词，称赞他“一辈子 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号召大家学习他各方面的长处，“特别 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他在致答词中表示，要“为民 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要“在党的领导下和毛泽东同 志的领导下，本着革命的精神，与老战友手携手的完成工作， 祝贺革命的胜利。”
吴玉章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革中国的汉字，在苏联时曾以很 大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还和瞿秋白等研究并拟订出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陕甘宁 边区成立新文字协会，他被选为会长。他领导这个协会在边区 积极研究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四一年春，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 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吴玉章这时重病初愈，身体很弱，也 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一九四二年七月，朱德约他和 徐老(特立) 、谢老(觉哉) 、续老(范亭)参观南泥湾大生 产，并留他在南泥湾休养。他以亲身感受，写了一首《和朱总 司令游南泥湾》的五言古诗，热情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 歌颂朱德“将军有深谋”，歌颂屯田运动“非徒益军饷，也在 育英才”。他以纪实和叙事的体裁，记述了南泥湾“荒山变桑 田”的陕北好江南的景象，热情颂扬了南泥湾精神。
一九四二年，吴玉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认为毛泽东 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对于我党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运动 中，他认真研读中央规定的文件，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 结了自己的革命实践。他和中央的领导同志一起开会，自我批 评，互相帮助，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辩证法。他认为整 风运动“使马列主义更能切实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中，使理论 与实践联系，使革命——特别是抗日民族战争很快得到胜利。” 他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共产党改 造了我的思想》一文，可以说是他个人整风运动的总结。他感 慨尤深地说，整风运动不仅发扬和巩固了他过去形成的好思 想，“我的错误的不正确的坏思想，也逐渐洗掉了许多”， “真是胜过研读十年马列主义”。
吴玉章在延安期间，还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 主任和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为党教育和培养了 大量干部。
一九四五年四月，吴玉章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反 革命的两手，一方面放出和平烟幕，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吴玉章跟随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在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迁移时，党 决定成立四川省委，并由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吴玉章为 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为了争取中共四川省委的合 法地位，吴玉章各方活动，并利用冯玉祥召开张自忠殉国纪念 会，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幅挽联： “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 慰; 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 ”既表示对抗战将领张自忠的 悼念，又抨击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为此，国民党中央十分恼 火，令重庆行营查复。行营代主任张笃伦跑来找吴玉章，说什 么公开中共四川省委“手续不周到”。吴玉章利用蒋介石在政 协会议开幕时标榜的四项诺言予以驳回，使国民党被迫在事实 上承认了我党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
随着内战的扩大，时局越来越险恶。为了应付更困难的环 境，四川省委疏散了王维舟等一大批同志，同时对美蒋反动派 的各种反人民的罪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京“下关惨 案”发生后，为了支援沪宁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四川省委在重 庆发动了一次极其广泛的反内战签名运动，参加签名的达三千 多人，其中有许多著名人士。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 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四川省委利 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劝张群领衔发起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接着，又召开了陶行知追悼会。蒋介石召开伪国大、成立猪仔 国会时，为了孤立敌人，省委联络民主人士张澜等进行抵制和 斗争。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发生后， 重庆学生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省委顺势组织了一次规模 很大的游行示威，并利用旧历元宵节，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 行的宣传周。国民党出动军警进行镇压，造成严重的血案，引 起学生总罢课，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暴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重 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和市长张笃伦慌了手脚，都来找吴玉章，说 什么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希望帮助制止”，还威 胁说： “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吴玉章严正指出， 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只有惩办凶 手，才能平息学生的愤怒。
在与国民党斗争中，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是宣传组 织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它着重揭露 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抨击其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当重庆“沧白 堂事件”①和“较场口事件”②发生后，它进行了详细报道和 无情抨击。当国民党捣毁了 《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的 《民主报》时，它毫不退缩，坚决抗争，揭露敌人，争取群众， 使敌人的阴谋遭到破产。全面内战爆发后，它着重报道解放区 战场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同时报道解放区的 幸福生活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黑暗现象，鼓舞人民，为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斗争。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把《新华日 报》看作眼中钉，力图拔掉它。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就借 口它登了 《驳蒋介石》一文，说什么“侮辱了元首”，并冒充 一些团体向法院控告，妄图封闭它。后来竟派重兵包围它，甚 至挖工事、设据点、架设起机关枪。此外，还加紧控制稿件， 限制发行，直至没收报纸和殴打、拘禁报童。
为了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反击敌人的迫害和争取群众的支 持，吴玉章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新华日报》成立八周年 时，为报纸题词： “过去八年作团结抗战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巳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今后作民主建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一定也能获得完全的胜利。”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 《新华日 报》九周年时，特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会和宴会，他在致 词中说：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一面旗 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宝贵的队伍，过去一年来，坚持把 这面旗帜插在大后方，其英勇与成绩，并不亚于解放区自卫前 线的战士”，今后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要天天求进步，使 报纸天天有改进。今年更大的斗争要到来，很大的胜利也要到 来。”同时，他还为《新华日报》题词： “千万人民的正义呼 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 变，他亲自讲课，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在他的领导和 教育下，省委和报社的同志们，都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最残酷 的斗争。
果然未出所料，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国民党军 警突然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驻地——曾家岩二十三号和红岩村 《新华日报》馆，拘留了所有人员，对吴玉章则专派军警单独 监视，不准自由行动。在这严重的危难时刻，吴玉章为了维护 党的荣誉和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挺身而出，冲破特务们的阻 拦，与同志们一起战斗。他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坚持 内战的阴谋，痛斥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罪行，同时向同志们表 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 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他大义凛然和坚定沉着的态度， 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甚至负责 带队监视他的一名国民党连长也受到感动，表示同情。
第二天，孙元良来见。他声色俱厉地警告孙： 你们此等行 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要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他同时要求与报社负责人见面，孙被迫答应。他在听取了报社 负责人熊复、于刚的汇报后，对同志们团结一致、英勇斗争十 分满意，鼓励大家继续顽强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在同志们英勇斗争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经我党驻南京代 表团的严重交涉，国民党不敢用武力驱逐，只得答应“护送” 回延安。在董必武来电和安排了飞机后，吴玉章和全体在渝人 员，于三月上旬胜利返回延安。事后他写了 《四川省委被迫自 重庆撤回延安有感》诗一首，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愤慨和凯旋归 来的喜悦。这首诗是：
坚持党命驻渝州，
日报宣传争自由。
剥开画皮人称快，
抗议美兵众同仇。
出动军警真无理，
视同囚犯岂甘休。
多承周董英明教，
全师而退作新谋。
吴玉章返延后，即去晋绥地区参加土地改革。
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 范围内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决定把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 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 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度过了他的 七十寿辰。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为他举行了庆祝大会，范文澜、成 仿吾讲了话，文工团演出了话剧《吴老的故事》，赞颂他的革 命功绩。党中央特地发来贺信，在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功绩后 说： “中国人民都敬爱你……这是你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 的光荣。”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刘伯承、陈毅等，也都 发了贺诗和贺信。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他随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年底， 党中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决定以华北 大学为基础，合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大学，成立中国人 民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后 来，吴玉章又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直到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十二日逝世。
吴玉章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一贯强调教育 要为人民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在办理华北大学时， 明确提出： “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 想——毛泽东思想为教学总方针”; 在办理人民大学时，一再 强调要把这座学校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办成“学 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并指出： “中 国人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并准备培养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吴玉章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苏联 研究文字改革期间，除与其他同志共同研究制订出《中国拉丁 化新文字方案》外，他自己还写了《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 《中国汉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 《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等著作。他在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新文 字协会会长期间，曾领导协会办有《新文字报》，出版了 《新 文字发音方法》、《新文学丛书》等读物，他自己也整理出版了 《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等著作。全 国解放后，他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和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主任期间，曾发表有《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利 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等一系列论文。吴玉章有 关文字改革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已编成 《文字改革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正式 出版。
吴玉章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苏联期间 教授中国历史时，即编有《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 作为教学提纲。在华北大学期间，他又写了一部《中国最近五 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总论和提纲)》 ，进行教学。 全国解放后，他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师生开 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八一起义等各种专题 讲座。建国以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李新、黎澍、胡华、戴逸 等帮助下，陆续写出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辛 亥革命》 、《五四运动前后的回忆》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 忆》、《在苏联的回忆》 (未发表) 、《关于 <救国时报> 的 回忆》、《忆杨闇公同志》等回忆录和论著。他还把过去的关 于中国历史的讲义和纲要等，编辑成 《历史文集》 出版。此 外，吴玉章回忆历史和悼念战友的诗作，还有很多。综观他一 生的言行，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 “吴老的一生， 就是一部非常丰富的革命史。”吴玉章的有关回忆论著，已由 李新编辑成《吴玉章回忆录》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七八 年出版。
由于吴玉章一生忠心耿耿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因此党 和人民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和应有的荣誉。一九五○年八月，他 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主席; 不久，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会长郭沫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 为中央委员;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都当选 为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一九六六年夏，“文化革命”大 动乱发生后，他对乱揪斗干部和各地发生打、砸、抢的事件很 生气。十二月，不幸病故，终年八十七岁。他逝世后，朱德、 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富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 亲临追悼会，表示深切的悼念。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从参加革 命起，“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①; 他在革命 历程中，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 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②，但他英勇不屈，坚定不移。就 是在和平环境中，仍然是奋斗不懈。
吴玉章的一生，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一 生。可是他从不满足。直到八十一岁时，还对他的过去进行了 检查，并写出了 《座右铭》 ： “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 问而学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③之敏捷，有司 马④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巳八一，寡过 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 戒躁，毋怠毋荒。谨铭。”不久，他又写出了《自励诗》： “春 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①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 年好范畴。”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真象春蚕一 样，把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了人民，真正做到了“一 辈子做好事”。他的这种可贵精神和光辉业绩，确实是“留作 青年好范畴”。注释
①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简称“同盟会”, 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
②“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 役”,是孙中山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战争。
①1894(甲午)年的中日战争,史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日本先 侵略朝鲜,继侵略中国,占领大连、旅顺、威海卫等地,北洋舰 队全军覆没,中国失败,清朝政府与日本订立了《马关条约》。
②《马关条约》规定: 朝鲜被占领;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去;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所有通 商口岸开设工厂; 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
①变法维新,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始于1895年,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康有为等上书光绪帝,主张“变法图强”。1898 (戊 戌)年,光绪帝下诏变法,形成变法维新运动。结果遭到以慈禧 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镇压而失败。史称“戊戌变法”。
①义和团运动,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
②“八国联军”,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组成的侵 华联军。
③《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八国联 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条约共十二 款,仅赔款一项,即达银四亿五千万两。
④“拒俄运动”,是清末中国人民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领土的爱 国运动。留日学生组织拒俄学生会,并派代表回国呼吁,要求抗 击帝俄。
①韩,指朝鲜。
①护法运动,又称护法战争。1917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 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而开展的运动。
①二十一条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袁 世凯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协定,内容有:(一)承认日本继承 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二)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限;(三)汉冶平公 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给他国;(五) 中国须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等等。
①“中国青年共产党”,除参看吴玉章自写的《吴玉章回忆录》(中 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和自传等外,另据1982年7月9日 《文摘》爱芸摘自《历史知 识》第3期等作了补充。
①1927年3月31日,中共四川地委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 事件和四川军阀的卖国行径,在重庆打枪坝举行群众集会,四川军 阀刘湘奉蒋介石密令,对集会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①“沧白堂事件”,是1946年1月,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政协代 表报告会时,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造成的事件。
②“较场口事件”,是1946年2月,政协会议闭会后,重庆各界在 较场口开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施暴行,打伤郭沫若、李公朴 等的事件。
①②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辰的祝词,载《新中华报》 1940年1月 24日。
③枚皋,西汉辞赋家,以下笔敏捷而著名。
④司马,即司马相如,西汉大辞赋家,但下笔较迟缓。
①期颐,指一百岁。参考文献
1. 《吴玉章回忆录》 (包括七十年年谱) ,由李新编辑,中国青 年出版社1978年版。
2. 《吴玉章在苏联的回忆》(1961年初稿,1962年定稿),未发表。
3. 《吴玉章自传》 (略),《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 《吴玉章自传》(详),未发表,原件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5. 《吴玉章六十年自述》,未发表,原件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6.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7. 吴玉章在报刊上发表的讲话、文章、有关报道及华北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单位有关讲话记录、文件等。
8. 吴玉章生前所谈及刘伯承、陈毅、王维舟等所谈作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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