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聊生”？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欠着银行大笔债务，但政府不会破产，银行也不会破产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他自春节以来，就没有休过周末了。一位科班出身的低级文职公务员，既不亲自参与强制拆迁，又不直接草拟全市发展规划，竟至于加班如此？前些天又听说，目前他还是每周加班，经常睡办公室。

问题是，并不是他一个人能者多劳，他的同事，全城的公职人员，都在这样“默默地奉献”。还说这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孤例，许多地方时不时会刮这样的风暴，尤其是新官到任的“三把火”期间。而公务员的“郁闷”多着呢，“超时劳动”还只是其中一端——这就是传说中的“官不聊生”？

但“官不聊生”的词性很不准。从来，官生依托于民生，民在，官何至于不聊生。只是到了现代，外国才有政府也可能在经济上“破产”一说。但那是在依法管理政府开支的国家。中国目前是不存在这种忧虑的。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欠着银行大笔债务，但政府不会破产，银行也不会破产。事实上，政府是很阔的，而且对公务员庞大的福利和消费实行实时供给。这也难怪中国哪怕招考一位低级公务员，也会令一大群才情满怀的青年趋之若骛。

中国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通通工资微薄，但他们的福利和消费是按公务级别高低构建的。普通公务员的福利居于公务员系统的末端。但这仍然是一种“特供”。前面说的是一位“末端”公务员，但他还在近年，在亿万体制外的青年被高房价压榨得很“不聊生”时，得享“集资建房”。而这是他工作的系统里，全城每一个职工都有份的“最后一次”住房福利，尽管其中绝大部分人早就享受过一次或几次这样的“最后”福利了。

基于以上理由，公务员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存就没必要讨论了。公务员的“郁闷”，在于他们的人文环境。当然，本文只能说到普通公务员，主要是低级公务员的人文环境。

中国公务员是一个以下级服从上级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的正确性，来自于上级的确认。上级创造规则和语言逻辑，下级把它贯彻到工作中。这样的格局对上级有利，对下级却是严峻的。例如，上级甚至可以发明“图书限折令”之类明显反市场，也势必无法办理的政令。这就是上级的“自由意志”。可是，下级公务员却只能在这样的政令构造的公务中，煞有介事地无效劳动，并且阻碍市场进步，以及浪费自己的生命。

当然，上面这只是一个最中性的例子了。更多的时候，上级向下级交割的，是硬邦邦的指令。例如，在某一天之前，把某一片民屋变为平地。这关系重大，上级一定会予以“有力的领导”。上级只需把“变为平地”设置为对下级的“考核目标”。如到期还残存着“钉子户”，意味着目标没完成，下级接受“就地免职”。下级不想被免职，如上所述，做普通公务员也比普通公民强。于是“目标”一定会实现，“手段”可以“自创”。上级要的也只是“目标”，不管你的“手段”。但你必须同时有不让上级见到“越级上访”的不稳定因素的“手段”——“零上访”，也是“目标考核”的项目。

低级公务员既暴露在公众视线以内，也就难免与公众产生对立。致使一部分公众相信，好的公务员总在上级，必须越过重重险阻去“上访”，从而给低级公务员造成被免职的威胁。“零上访”成为比GDP更为艰难的政治目标。这是怎样的困惑呢？一位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写道：“因为公务员队伍的科层管理机制，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式作风，上级对下级仕途的决定权，整个组织缺乏上下沟通，干部有理不得申，有话没处说。农民有怨气常常越级上访，干部有怨气往往投诉无门。”可是，这一段哀怨的倾诉并没有获得网络的同情。

小公务员的悲哀和卑微，曾经是现实主义小说盛行不衰的题材。如果说基层民众是不劳动者不得食，那么，基层公务员则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经济转轨已成趋势的今天，公众的劳动基本上是服从市场，市场虽然不成熟，隔体面劳动还远，但比起服从权力意志成为惟一的选项，仍属相对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基层公众真的比基层公务员幸福。

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民众对基层公务员却并不待见。假设要以劳动的尊严和荣誉感来确认

人生价值，至少存在例如城管队和截访队等部门的基层公务员，跳楼的比例有可能比富士康的职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