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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治家房玄龄简介生平经历,房玄龄怎么死的

来源:面试技巧 时间:2018-10-10 点击: 推荐访问:唐朝颜真卿生平

  唐朝第一名相应首推房玄龄,他在相位22年,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几乎和贞观时期相始终。他足智多谋,果敢善断,为保李世民承继大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时期,辅佐李世民审定法令,裁减冗员,因才授任,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房玄龄也由此为世代称颂。

  房玄龄,字乔,生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齐州临淄 (今属山东)人。他的曾祖父房翼,做过后魏镇远将军、郡守; 祖父房熊,曾任褐州主簿; 父亲房彦谦通涉五经,在隋朝做过泾阳令,司隶刺史,一生为官清廉,常用俸禄接济亲友。房玄龄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经史,广涉群书,书法尤以草、隶书体最为著名,且文章深孚盛名,可谓才华横溢。

  房玄龄少年时一次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那时,隋文帝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内外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呈现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然而,房玄龄却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隋朝内部深层矛盾。他偷偷对父亲说: “隋帝是个无能的人,他混淆嫡庶间的界线,使得同母兄弟间为争夺皇位,互相倾轧,而后妃贵戚们又以奢侈为崇,互相攀比。别看他们当今太平无事,将来朝中一定会互相残杀,亡国之日翘首可待。”

  开皇十六年(596),年仅18岁的房玄龄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与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在此期间,他深得吏部侍郎高孝基的赏识。高孝基曾对他人说: “我观察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房玄龄的,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像高孝基预料的那样,房玄龄任职不久,父亲一病不起,房玄龄便留在父亲身边,尽心尽力侍奉,直至父亲去世。父亲的死,使房玄龄极为悲痛。祸不单行,后来房玄龄又因事受到牵连,被革职徙居上郡,结束了他在隋朝时期短暂的为官生涯。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的儿子杨广杀死其父登基做了皇帝,改年号为大业。杨广即位后,奢侈享乐,大兴土木,挖长堑,筑西苑,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修弛道,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百役俱兴。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全国土地荒芜,饿殍遍野,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形成了动摇隋朝江山的强大力量。

  大业七年(611),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继之,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等先后在河北、山东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之子杨玄感趁机起兵抗隋。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国已出现了近200多支反隋武装,隋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验证着少年房玄龄的预言。而此时的房玄龄安居上郡,眼见中原已乱,虽有忧国忧民之志,无奈他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又不可能使他加入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去,凭着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仍在观望,在等待。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其子李世民、晋阳县令刘文静等帮助下,于晋阳起兵反隋,率军3万,进发关中。同年五月攻下西河城,擒斩西河郡丞高得儒。八月初攻下霍邑,后又突破了代王杨侑设立的防线,打开通往关中的门户,并准备夺取长安。八月中旬李世民受命攻打渭北后,即挥军西进,沿途隋朝守军纷纷归附,到达渭阳时,李世民的队伍发展到9万多人。

  房玄龄看到李渊父子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且礼贤下士,深得民心,有定天下的大志,毅然离开上郡去渭北,谒见李世民。

  李世民当时正广纳豪杰,网罗人才。经温彦博推荐,房玄龄在渭北军中与李世民第一次见面。李世民经过与其长谈,深感房玄龄文韬武略,才华绝人,欣喜不已,感慨说: “有如见到了久别的故人。”两人互谈军事,交换见解,往往一拍即合,相知恨晚。于是,房玄龄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为报答李世民的知遇之恩,房玄龄竭尽全力为李世民策划统一方略,辅佐李世民创建大唐帝国。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指挥李建成、李世民两路大军攻克长安。次年五月,李渊灭隋称帝,年号武德,是为唐高祖,自此,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朝。

  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于武德元年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

  唐朝建立之初,群雄未靖,许多隋将割地称雄,农民起义军也称霸一方,全国还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李渊、李世民不甘心关中一隅之地,进而储粮积粟,屯兵买马,充实军队,广揽人才,开始了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作为秦王府高参的房玄龄,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辅佐年仅22岁的秦王统一中国的重担。

  当时,国内尚有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武装势力,各霸一方,对抗初唐,统一的任务相当艰巨。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东西,出谋划策,不断取得胜利。

  武德元年(618),李世民首先战胜了陇西的薛仁杲,使其俯首投降。继而李世民又打败了割据晋北的刘武周,占领了山西,又挥师东进,进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武德四年,窦建德出兵援助王世充,与李世民会战于氾水,唐军大胜,窦建德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匆忙缴械投降。

  至此,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李世民武德元年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胜利班师回朝,房玄龄一直跟随他于左右,出生入死,运筹帷幄,表现出超群才干。武德五年冬,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设立天策府。李世民当然不以此为满足,他为了网罗人才以成大业,又在秦王府设立文学馆,吸收了房玄龄等18人入馆,让他们轮流在馆内值班以备顾问。这18学士实际上是秦王府的智囊团。天策府和文学馆的设立,标志着李世民政治集团的正式形成。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日益显赫,威望日益增加,权力逐渐地扩大,太子李建成逐渐觉察到李世民有夺取皇位之心,对自己地位构成威胁,从此,俩人开始了争夺皇位的争斗。

  其实,李世民早在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时,就萌生了当天子的念头。这一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着便装去拜访了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这位道士居然一眼认出了他是秦王,并且说他有天子相,将来能做太平天子。李世民一直把这位道士的话记在心里,日夜不忘。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太子李建成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一方面联合弟弟齐王李元吉,频频向李世民发难; 一方面贿赂高祖宠爱的嫔妃,让他们诬陷李世民。当时,唐高祖已露出偏袒李建成的迹象。此时,房玄龄凭着独特的政治嗅觉,觉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便对长孙无忌说: “如今太子与秦王的嫌隙已成,一旦俩人兵刃相见,不仅会两败俱伤,大唐江山也将受到极大威胁,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机,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不如劝秦王早下手为强。”长孙无忌也早有这样的忧虑,不由动容道: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只是不敢讲,现在你的这番话恰恰道出了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此事与李世民不谋而合,他当即传召房玄龄,以问计策。房玄龄对李世民说: “您的功劳可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大业,成败在此一举,绝不能再疑惑不定了!”

  此时的朝中,真可谓剑拔弩张。为了除掉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利用收买、暗杀、下狱、调离的办法来翦除秦王府的勇将和谋士。李建成对李元吉说: “秦府有谋略的人中,最可怕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因此,他们在李渊面前极力中伤房玄龄和杜如晦,致使俩人先后被赶出秦王府。

  李世民看到再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武德九年 (626),李世民决定发动政变。为了筹谋大计,他派人偷偷地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秦王府,进行周密的策划。同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尉迟敬德、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入朝无备之机,将其射杀。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把皇位传给了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史称玄武门之变。同年七月,李世民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实为宰相。

  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在确定勋臣功劳与爵位等级时,把房玄龄等五人列为功居第一,房玄龄进爵邗国公,赐实封食邑 1300户。唐太宗对房玄龄这样高的封赏,引起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极大不满,他很不服气地对太宗说: “我在关西率部首先举义旗反隋,而房玄龄等人只能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实在难以接受。”唐太宗面带笑容地解释道: “叔父您虽然首先响应举兵反隋,但这不过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全部的时候,叔父却丢兵弃甲,望风北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实有建国创业之功,论功行赏,自然在叔父之上,当居第一。汉朝的萧何,虽无战场上的汗马功劳,但能谋划大计,指挥将领,因而功居首位,房玄龄等与他是一样的。”太宗的一席话至情至理,不仅使李神通,连朝中的众位将领也都心悦诚服。

  太宗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被改任尚书左仆射,封魏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加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同年七月因母丧罢去,当年十月起复,仍知门下省事,继续为相。

  唐太宗对房玄龄极是信赖,他曾对房玄龄说: “宰相的职责就是广求贤才,因才授官。”因此,下令把宰相所受理的琐细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以便给宰相创造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大事,挑选人才。作为宰相,房玄龄为报答知遇之恩,竭尽全力,精忠报国。他唯才是举,唯贤是任,贞观时期唐朝所以能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应该说是与房玄龄分不开的。

  早在李世民为秦王时,杜如晦作秦王府兵曹参军,房玄龄已发现此人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当时王府的幕僚大多任命为流外官,房玄龄因此向李世民推荐说: “别人流外不可惜,至于杜如晦,是辅佐帝王之业的人才,大王要想经营四方,非得杜如晦的辅佐不可。”李世民惊叹道: “如果不是您说起,我几乎失去了这位重要的人才。”于是即对杜如晦委以重任。此后,杜如晦辅佐太宗,成为与房玄龄齐名的贤相。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被当时的人们合称为“房谋杜断”。每次,太宗与房玄龄谋划政事,房玄龄都会说: “没有杜如晦是不能断定该怎样做的。”二人相得益彰,同心为国出力。

  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每攻克一城,其他将官就会争相搜取府库里的珠宝财物,而房玄龄则不然,他每到一处,就到处调查征收人才,请至幕府。只要遇到有勇略的将佐,一定会想尽办法与他结交,使他为秦王效力,这些都显示了房玄龄的远见。李世民曾说: “汉朝光武帝得到邓禹后,门人们变得更加亲密了; 现在,我有了玄龄,就像汉光武帝有了邓禹一样。”

  房玄龄出任宰相后,开辟多种途径,广集人才,大胆起用有才能的人,精心挑选,破格任用。

  房玄龄推荐的李大亮文武全才,品德优异,关心百姓疾苦,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每当他宿值时,必定会假寐通宵。房玄龄称他有王陵、周勃的气节,李世民提升他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和工部尚书,一身三职,忠贞不二,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太宗每次巡幸,多让他居守。

  为太宗征伐时起草檄文、捷报的薛收,文才横溢,文章言辞敏速,经房玄龄举荐,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很是满意。后来,薛收英年早逝,太宗为此时常对房玄龄悲叹道: “薛收如果还活着,我要拜他为中书令的重任。”

  房玄龄推荐的张亮,出身贫贱,以从事农业为主,然而房玄龄不计出身,认为此人倜傥有大节,有智谋,推荐给太宗,后被重用,作到了刑部尚书。

  对于唐太宗所选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也绝不会苟合。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决定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恰逢此时有人自京城到太宗处来。太宗于是便问此人: “房玄龄对我的任命有什么意见吗?”此人答道: “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只是说李纬是个美髯公。”太宗立刻明白了房玄龄的言外之意,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唐朝第一名相应首推房玄龄,他在相位22年,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几乎和贞观时期相始终。他足智多谋,果敢善断,为保李世民承继大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时期,辅佐李世民审定法令,裁减冗员,因才授任,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房玄龄也由此为世代称颂。

  房玄龄,字乔,生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齐州临淄 (今属山东)人。他的曾祖父房翼,做过后魏镇远将军、郡守; 祖父房熊,曾任褐州主簿; 父亲房彦谦通涉五经,在隋朝做过泾阳令,司隶刺史,一生为官清廉,常用俸禄接济亲友。房玄龄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经史,广涉群书,书法尤以草、隶书体最为著名,且文章深孚盛名,可谓才华横溢。

  房玄龄少年时一次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那时,隋文帝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内外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呈现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然而,房玄龄却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隋朝内部深层矛盾。他偷偷对父亲说: “隋帝是个无能的人,他混淆嫡庶间的界线,使得同母兄弟间为争夺皇位,互相倾轧,而后妃贵戚们又以奢侈为崇,互相攀比。别看他们当今太平无事,将来朝中一定会互相残杀,亡国之日翘首可待。”

  开皇十六年(596),年仅18岁的房玄龄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与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在此期间,他深得吏部侍郎高孝基的赏识。高孝基曾对他人说: “我观察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房玄龄的,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像高孝基预料的那样,房玄龄任职不久,父亲一病不起,房玄龄便留在父亲身边,尽心尽力侍奉,直至父亲去世。父亲的死,使房玄龄极为悲痛。祸不单行,后来房玄龄又因事受到牵连,被革职徙居上郡,结束了他在隋朝时期短暂的为官生涯。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的儿子杨广杀死其父登基做了皇帝,改年号为大业。杨广即位后,奢侈享乐,大兴土木,挖长堑,筑西苑,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修弛道,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百役俱兴。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全国土地荒芜,饿殍遍野,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形成了动摇隋朝江山的强大力量。

  大业七年(611),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继之,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等先后在河北、山东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之子杨玄感趁机起兵抗隋。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国已出现了近200多支反隋武装,隋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验证着少年房玄龄的预言。而此时的房玄龄安居上郡,眼见中原已乱,虽有忧国忧民之志,无奈他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又不可能使他加入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去,凭着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仍在观望,在等待。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其子李世民、晋阳县令刘文静等帮助下,于晋阳起兵反隋,率军3万,进发关中。同年五月攻下西河城,擒斩西河郡丞高得儒。八月初攻下霍邑,后又突破了代王杨侑设立的防线,打开通往关中的门户,并准备夺取长安。八月中旬李世民受命攻打渭北后,即挥军西进,沿途隋朝守军纷纷归附,到达渭阳时,李世民的队伍发展到9万多人。

  房玄龄看到李渊父子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且礼贤下士,深得民心,有定天下的大志,毅然离开上郡去渭北,谒见李世民。

  李世民当时正广纳豪杰,网罗人才。经温彦博推荐,房玄龄在渭北军中与李世民第一次见面。李世民经过与其长谈,深感房玄龄文韬武略,才华绝人,欣喜不已,感慨说: “有如见到了久别的故人。”两人互谈军事,交换见解,往往一拍即合,相知恨晚。于是,房玄龄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为报答李世民的知遇之恩,房玄龄竭尽全力为李世民策划统一方略,辅佐李世民创建大唐帝国。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指挥李建成、李世民两路大军攻克长安。次年五月,李渊灭隋称帝,年号武德,是为唐高祖,自此,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朝。

  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于武德元年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

  唐朝建立之初,群雄未靖,许多隋将割地称雄,农民起义军也称霸一方,全国还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李渊、李世民不甘心关中一隅之地,进而储粮积粟,屯兵买马,充实军队,广揽人才,开始了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作为秦王府高参的房玄龄,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辅佐年仅22岁的秦王统一中国的重担。

  当时,国内尚有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武装势力,各霸一方,对抗初唐,统一的任务相当艰巨。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东西,出谋划策,不断取得胜利。

  武德元年(618),李世民首先战胜了陇西的薛仁杲,使其俯首投降。继而李世民又打败了割据晋北的刘武周,占领了山西,又挥师东进,进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武德四年,窦建德出兵援助王世充,与李世民会战于氾水,唐军大胜,窦建德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匆忙缴械投降。

  至此,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李世民武德元年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胜利班师回朝,房玄龄一直跟随他于左右,出生入死,运筹帷幄,表现出超群才干。武德五年冬,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设立天策府。李世民当然不以此为满足,他为了网罗人才以成大业,又在秦王府设立文学馆,吸收了房玄龄等18人入馆,让他们轮流在馆内值班以备顾问。这18学士实际上是秦王府的智囊团。天策府和文学馆的设立,标志着李世民政治集团的正式形成。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日益显赫,威望日益增加,权力逐渐地扩大,太子李建成逐渐觉察到李世民有夺取皇位之心,对自己地位构成威胁,从此,俩人开始了争夺皇位的争斗。

  其实,李世民早在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时,就萌生了当天子的念头。这一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着便装去拜访了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这位道士居然一眼认出了他是秦王,并且说他有天子相,将来能做太平天子。李世民一直把这位道士的话记在心里,日夜不忘。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太子李建成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一方面联合弟弟齐王李元吉,频频向李世民发难; 一方面贿赂高祖宠爱的嫔妃,让他们诬陷李世民。当时,唐高祖已露出偏袒李建成的迹象。此时,房玄龄凭着独特的政治嗅觉,觉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便对长孙无忌说: “如今太子与秦王的嫌隙已成,一旦俩人兵刃相见,不仅会两败俱伤,大唐江山也将受到极大威胁,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机,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不如劝秦王早下手为强。”长孙无忌也早有这样的忧虑,不由动容道: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只是不敢讲,现在你的这番话恰恰道出了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此事与李世民不谋而合,他当即传召房玄龄,以问计策。房玄龄对李世民说: “您的功劳可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大业,成败在此一举,绝不能再疑惑不定了!”

  此时的朝中,真可谓剑拔弩张。为了除掉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利用收买、暗杀、下狱、调离的办法来翦除秦王府的勇将和谋士。李建成对李元吉说: “秦府有谋略的人中,最可怕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因此,他们在李渊面前极力中伤房玄龄和杜如晦,致使俩人先后被赶出秦王府。

  李世民看到再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武德九年 (626),李世民决定发动政变。为了筹谋大计,他派人偷偷地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秦王府,进行周密的策划。同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尉迟敬德、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入朝无备之机,将其射杀。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把皇位传给了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史称玄武门之变。同年七月,李世民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实为宰相。

  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在确定勋臣功劳与爵位等级时,把房玄龄等五人列为功居第一,房玄龄进爵邗国公,赐实封食邑 1300户。唐太宗对房玄龄这样高的封赏,引起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极大不满,他很不服气地对太宗说: “我在关西率部首先举义旗反隋,而房玄龄等人只能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实在难以接受。”唐太宗面带笑容地解释道: “叔父您虽然首先响应举兵反隋,但这不过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全部的时候,叔父却丢兵弃甲,望风北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实有建国创业之功,论功行赏,自然在叔父之上,当居第一。汉朝的萧何,虽无战场上的汗马功劳,但能谋划大计,指挥将领,因而功居首位,房玄龄等与他是一样的。”太宗的一席话至情至理,不仅使李神通,连朝中的众位将领也都心悦诚服。

  太宗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被改任尚书左仆射,封魏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加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同年七月因母丧罢去,当年十月起复,仍知门下省事,继续为相。

  唐太宗对房玄龄极是信赖,他曾对房玄龄说: “宰相的职责就是广求贤才,因才授官。”因此,下令把宰相所受理的琐细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以便给宰相创造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大事,挑选人才。作为宰相,房玄龄为报答知遇之恩,竭尽全力,精忠报国。他唯才是举,唯贤是任,贞观时期唐朝所以能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应该说是与房玄龄分不开的。

  早在李世民为秦王时,杜如晦作秦王府兵曹参军,房玄龄已发现此人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当时王府的幕僚大多任命为流外官,房玄龄因此向李世民推荐说: “别人流外不可惜,至于杜如晦,是辅佐帝王之业的人才,大王要想经营四方,非得杜如晦的辅佐不可。”李世民惊叹道: “如果不是您说起,我几乎失去了这位重要的人才。”于是即对杜如晦委以重任。此后,杜如晦辅佐太宗,成为与房玄龄齐名的贤相。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被当时的人们合称为“房谋杜断”。每次,太宗与房玄龄谋划政事,房玄龄都会说: “没有杜如晦是不能断定该怎样做的。”二人相得益彰,同心为国出力。

  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每攻克一城,其他将官就会争相搜取府库里的珠宝财物,而房玄龄则不然,他每到一处,就到处调查征收人才,请至幕府。只要遇到有勇略的将佐,一定会想尽办法与他结交,使他为秦王效力,这些都显示了房玄龄的远见。李世民曾说: “汉朝光武帝得到邓禹后,门人们变得更加亲密了; 现在,我有了玄龄,就像汉光武帝有了邓禹一样。”

  房玄龄出任宰相后,开辟多种途径,广集人才,大胆起用有才能的人,精心挑选,破格任用。

  房玄龄推荐的李大亮文武全才,品德优异,关心百姓疾苦,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每当他宿值时,必定会假寐通宵。房玄龄称他有王陵、周勃的气节,李世民提升他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和工部尚书,一身三职,忠贞不二,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太宗每次巡幸,多让他居守。

  为太宗征伐时起草檄文、捷报的薛收,文才横溢,文章言辞敏速,经房玄龄举荐,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很是满意。后来,薛收英年早逝,太宗为此时常对房玄龄悲叹道: “薛收如果还活着,我要拜他为中书令的重任。”

  房玄龄推荐的张亮,出身贫贱,以从事农业为主,然而房玄龄不计出身,认为此人倜傥有大节,有智谋,推荐给太宗,后被重用,作到了刑部尚书。

  对于唐太宗所选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也绝不会苟合。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决定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恰逢此时有人自京城到太宗处来。太宗于是便问此人: “房玄龄对我的任命有什么意见吗?”此人答道: “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只是说李纬是个美髯公。”太宗立刻明白了房玄龄的言外之意,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房玄龄选官,很注意宁缺勿滥。贞观十三年(639),度支郎中一职出现空缺,房玄龄认为此职关系国家利害,审官求贤,未能访求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便自己兼领此职,也不愿苟且从事。

  房玄龄为相时,协助李世民裁减了大量冗员。贞观元年 (627),唐太宗召来房玄龄,对他说: “官吏在于得其人,而不在于人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 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命令房玄龄并省官员。

  唐朝初年,在经过动乱之后,士大夫们都不愿意做官,因而政府机构中缺职较多。于是尚书省便下文要求各州派人择选,而州府及皇帝特使则大多以未经铨司正式注册的人补官。这样一来,官员数量就急剧膨胀起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房玄龄在接受太宗的命令后,借鉴历代各朝兴衰经验教训,结合全国实际情况,裁减后只留下文武官员643人; 地方行政机构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全国设10道,300余州,冗员大大减少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裁减官员的改革活动,不仅节省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更好地休养生息,使生产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

  武德年间的法律,是继承了隋朝的法律,隋律在定罪量刑方面尽管比前代有所缓和,但仍然很重。特别是隋炀帝统治时期,法纪败坏,做官的不以官人违法为意,而对百姓则施以严刑峻法,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建立后,《武德律》在颁行过程中,不仅有许多承继隋律弊端之处,而且还出现了种种混乱现象。

  贞观二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授权房玄龄修定律令,制定《贞观律》。为此,太宗特意提出了修订的原则: “用法务在宽简。”

  到贞观十一年(637),《贞观律》修定完工,共五百条,十二篇,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总则,规定定罪判刑的基本原则; 一部分是分则,具体规定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和犯罪后处罚的条款。《贞观律》与隋代旧律相比,死罪减少 92条,将流罪改为徒罪的有71条,又因旧律刑重,房玄龄等曾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报以太宗,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便下令房玄龄等再议。有人认为将死刑改为断趾,保全了罪人的性命,断其趾,只为了使见者知惧。房玄龄说: “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因此,建议把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也得到了太宗的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许多重刑也改为轻刑。一时间,全国上上下下一片称道。

  此外,《贞观律》还定令1546条。同时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减为700条,称为格。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这四种法律形式把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从而使《贞观律》与前代法律相比,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更高的周密性。唐以后,五代以及宋、明、清各朝的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可见,《贞观律》的影响是很长远的。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要起草文书以备顾问,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错,贻误国事,但仍免不了有不如帝意的时候。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受命对朝廷内外官吏进行考核。结果,有人上奏太宗说考核有失公平。太宗便命侯君集重加推勘。大臣魏征素以刚正为名,又很了解房玄龄的为人,便劝谏道: “房玄龄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朝廷上下莫不称道,这次所考核的官员过多,其中难免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只要不是存心偏私,陛下应该体谅他们。”太宗听后虽对此事不再过问,但房玄龄处事却更加谨慎。

  后来,房玄龄因太宗小有谴责令回家中。不久,长孙皇后病重,在与太宗诀别时,想到受谴的房玄龄,便叮嘱太宗说: “玄龄侍奉陛下多年,小心翼翼,做事缜密,朝廷机密要闻,不曾有一丝泄露。如果没有大的过错,望陛下千万要重用他。”褚遂良为此也上疏太宗称: “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在诸大臣中以玄龄最为辛苦。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士大夫所共同反对,则不应把他远远抛弃而不用。陛下如果认为他老迈无用,也应当劝告他,让他退休回家,以礼节辞退,怎么能够以其小小的过失,就抛弃他几十年的功绩呢?”听了这番话,太宗不禁深为自己的举动而惭愧,立即召房玄龄回朝,并且亲临其府第,用车马载着房玄龄一同返回宫中。

  贞观时期的唐太宗特别注意虚怀纳谏。房玄龄辅佐太宗,自然多有诤谏。房玄龄诤谏不像魏征刚正直爽,也不像戴胄廷折犯颜,而是寓情于理,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娓娓动人,却使太宗多为采纳。

  贞观年间,唐政府面临复杂的民族关系,在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己见,房玄龄以大局为重,主张在民族政策上以联姻结好为上策。薛延陀部是雄踞漠北的一个实力较强的部落。为了削弱东突厥的势力,以便更好地反击东突厥,贞观二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薛延陀部建立联盟,并册封其酋长夷男为真珠可汗。贞观十六年 (642),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但是,当时唐太宗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于是便与身边大臣商量说: “薛延陀在漠北称雄,如今制御他有两个办法,要么发兵将其消灭,要么与他们通婚以安抚他们,从而达到削弱东突厥的目的,这两个办法,朕不知该执行哪一个。”当时,在场的众臣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房玄龄权衡利弊,果断地建议太宗说: “全国刚刚安定,国家元气尚未恢复,此时出兵征战只怕凶多吉少,想要有利于国于民,臣以为只有和亲可为上策。”听了这番话,太宗当即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并对众臣说道: “房玄龄的话说得很对,朕既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对百姓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真珠可汗听说太宗答应将新兴公主许配于他,兴奋不已,并对他的属下们说: “我本铁勒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自此,薛延陀部顺利归顺唐朝,改善了民族关系,并且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局势。

  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病逝,不久,太宗下诏说: “太上皇的陵墓要依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模建造,务在隆厚之意。” 当时的秘书监虞世南便上疏说: “圣人薄奠他们的亲属,并非是不孝,而是因为知道厚葬会成为亲人的拖累。陛下您的圣德超过了唐尧、虞舜二帝,而厚葬亲人却效法秦汉的帝王,臣认为陛下不应当如此。”谁知上疏奏上后,一直没见太宗回文。眼见建陵的期限越来越紧,虞世南只得再次上疏劝谏。太宗无奈,只好将虞世南的奏疏转给有关大臣,让他们商讨、处理。房玄龄考虑到,虞世南的建议确实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但如这样做,太宗一定不能接受,而若按太宗的计划建陵,又过于劳民伤财。因而,他建议太宗道,汉高祖长陵高达九丈,但汉光武帝的原陵只高六丈,而今天建九丈则太高,三仞又太低,请求依照原陵六丈的规模修建。对于房玄龄这个折中的提议,唐太宗欣然接受了。

  唐初,朝鲜半岛为高丽、百济、新罗所统治,三国均和唐朝有着使节往来。贞观十七年高丽国盖苏文杀死其国王而独掌国政,唐太宗对此不能忍受,就想要用武力进行干预。房玄龄认为不妥,便对太宗说: “过去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请陛下详察。”房玄龄一番话说得太宗东征高丽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加之朝中不少大臣都极力反对用武力东征,因而太宗最后决定终止这次战争。谁知,过了不久,高丽反而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因而请求唐派兵救援。唐太宗于是派员带着皇帝玺书前往高丽,劝说勿攻新罗。谁知高丽对此置之不理,唐太宗因而决定亲征高丽。贞观十九年 (645)初,太宗率师从长安出发。房玄龄对这次东征,虽然难以劝阻,但很不情愿。结果唐军出师不利,遇到高丽顽强抵抗,久攻安市不下,又正值严冬酷寒,粮食供应不上,士兵死伤较多,难于久留,不得已班师回京。

  东征失利,唐太宗很不甘心,还想再次举兵征伐,对此众臣明知不可为,但谁也不敢进谏。这时房玄龄年老体弱,重病缠身,但出于忧国忧民之心还是上书太宗,痛陈休战的道理。他的奏书最后说,希望陛下容许高丽悔过自新,停止召募兵众,自然举国安定,远近归服。我早晚要死去的,倘若承蒙陛下记住将死者的哀鸣,死了也将不朽。太宗见表后,对其女高阳公主说: “玄龄已经病成这个样子,还为国事而担忧!”

  房玄龄是一位博才多艺的宰相,他对历史亦深有研究,是一名著名的史学家。

  唐代君臣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因而君臣经常谈史论政,史书的编撰也受到高度重视。在这项举足轻重的工程中,房玄龄被太宗任命为史书的总监修,这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的第一次。本着以史为鉴,使帝王明善恶、知兴替,避免重蹈前朝衰亡的旧辙的原则,房玄龄把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论治道,劝今人,资政育人,维护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同时开创了官修史书的新篇章。

  在房玄龄的组织下,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太宗非常高兴,特意为他们下了嘉奖令。贞观二十年(646)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编的《晋书》成书。在君臣共同努力下,唐代史书的编修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二十四史”中,贞观年间修撰的就有八种,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可见其成就之可观,贡献之巨大。

  在撰修前代史书的同时,房玄龄还受命于太宗,担任了唐朝国史的监修。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对房玄龄说: “前代史官所记的史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房玄龄回答说: “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 “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反对此事,太宗不予接受,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呈上太宗。太宗见书中记载的玄武门之变,用辞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 “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令马上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经过。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其年代上起创业,下迄贞观十三年。太宗为嘉奖房玄龄的特殊贡献,降玺书褒美,赐帛1500段。

  房玄龄监修国史,多属直书,房玄龄的为人同样正直,治国理政,秉公守正,夙夜尽心。他说: “理国之道,在于公平正直。”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由于他时时坚守这一原则,因而受到了朝廷内外的推崇,和唐太宗也建立起亲密的君臣关系,得到了太宗的充分信任和尊敬。

  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离开京城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再去上奏请示。太宗离开后,有人到房玄龄留守处声称有密报,房玄龄问密报告谁?来人回答道: “告你本人”。房玄龄毫无惧色,立即让驿传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听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密告,非常恼怒,便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召来密告人,问他告谁,来人答是房玄龄,太宗不由一笑,说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当即喝令将告密人腰斩。随后又亲自传玺书给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并说: “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独自处置。”可见这种关系是何等亲密。

  房玄龄有三子: 遗直、遗则、遗爱。他对他们要求十分严格。他担心孩子骄侈傲世,有辱皇上厚爱,便汇集古今家诫,写在屏风上,以此来叮嘱、教育孩子,使他们从中吸取教益。

  贞观十一年,房玄龄被改封为梁国公。十三年,又加封为太子少师。房玄龄认为自己身居尚书仆射的高位已近十五年,儿子房遗爱又娶皇上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女儿为韩王妃,已经十分显贵了,深怕功高震主。因此上表太宗,请求解除所任机要职务。太宗不许,房玄龄便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最后太宗下令不准他再上表,他才就职。太子想向玄龄行弟子礼,设仪卫等候他,玄龄却不敢谒见太子,转身回到家中,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有谦让之风。

  贞观十七年,太宗下令画功臣24人像于凌烟阁,由名画家阎立本画像,太宗亲作赞词。房玄龄为二十四功臣之一,太宗为他所作的赞词是: “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意思是: 有实际才能又兼有文采,思维精深入神,在自己的职任上能发扬名节,能忘我地效忠皇上。

  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太宗北去玉华宫,令房玄龄留守京城。这时他已经70岁了,而且体弱多病。不久,玄龄病情加重,太宗派人将他接到玉华宫,乘坐轿子进入殿内,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轿,与太宗相对流泪,太宗将房玄龄留在宫中,派名医治疗,并供给御膳,又命令侍从每天向他报告病情。

  同年七月,房玄龄便辞去人世。一代名相的逝世,使唐太宗悲痛不已。他下令停朝三日,谥曰文昭,陪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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