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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痛恨腐败

来源:企业资讯 时间:2018-10-31 点击: 推荐访问:老百姓为什么痛恨腐败

  文/王元涛

  什么叫腐败?私营企业主花天酒地,烧钱玩乐,把干女儿和她怀里的爱马仕一起丢上床,你可以说他穷奢极欲,堕落无耻,但这不是腐败。政府官员权力寻租,即把公权力当成囊中商品,为自己换取不正当利益,这才叫腐败。

  第二,腐败既不腐也不败,往往极具攻击性,是公权力或公共服务主动要求在市场上进行的二次定价。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各级公务员,永远认为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其综合素质并不低于其他群体,比如私营企业主,但他们的所得却并不相称,也就是不够多。因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他们就会要求与私营企业主分享财富。这就是权力寻租大面积存在的根本原因。

  简单说,在现有体制下,当官的会认为,自己付出了教育投资,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可是靠工资收入,却难以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他们不甘心。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美国也一样,总统年薪才不过四十万美元。说是高薪养廉,但实际上能高到哪里去,还能高过比尔·盖茨吗?所以,腐败,就成为首选的补偿方式。


  文/王元涛

  什么叫腐败?私营企业主花天酒地,烧钱玩乐,把干女儿和她怀里的爱马仕一起丢上床,你可以说他穷奢极欲,堕落无耻,但这不是腐败。政府官员权力寻租,即把公权力当成囊中商品,为自己换取不正当利益,这才叫腐败。

  第二,腐败既不腐也不败,往往极具攻击性,是公权力或公共服务主动要求在市场上进行的二次定价。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各级公务员,永远认为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其综合素质并不低于其他群体,比如私营企业主,但他们的所得却并不相称,也就是不够多。因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他们就会要求与私营企业主分享财富。这就是权力寻租大面积存在的根本原因。

  简单说,在现有体制下,当官的会认为,自己付出了教育投资,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可是靠工资收入,却难以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他们不甘心。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美国也一样,总统年薪才不过四十万美元。说是高薪养廉,但实际上能高到哪里去,还能高过比尔·盖茨吗?所以,腐败,就成为首选的补偿方式。


  但是,不管你持什么立场,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民主国家就没有腐败了吗?”

  民主国家有腐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最终栽在美元堆里,就足以证明,美式制度杜绝不了腐败。但是,卢武铉能被揪出来,说明了什么?说明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对腐败的监管还是有效的。

  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一些不太成熟的民主国家,腐败问题解决得并不好。比如印度,官员与警察索贿,那几乎是公开的,在贪腐方面有赶超菲律宾之势。而在菲律宾,民意代表、行政官员、检察官与法官沆瀣一气,选举就是买票,上台就是捞钱,监督就是敲诈。作为反腐败的两道重要闸口,司法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能被大面积收买。有零星难以收买的,就用暴力手段清除。对此,老百姓也是干瞪眼没办法的。

  至此,可能有人又要顺竿爬上来,说什么腐败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虚假陈述。例如,按正常程序,申办一家公司,要有一百万的注册资本金,这门槛很高,会难住很多人;审批时间也很长,这当然影响效率。你给相关官员送个礼,好了,资本金有办法变通,审批时间也会大大缩短。看起来,腐败成为润滑剂,似乎真的有利于经济成长。

  但别忘了,所谓的“正常程序”也是你规定的,你完全可以降低资本金的额度,完全可以加快审批速度,像香港,一点点钱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企业注册,这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才是真正的正常程序。有此,腐败有利于提高效率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而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腐败是不是必要的成本。要知道,竞选也是需要国家大笔大笔花钱的,我们把这些钱节省下来,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转移支付给各级官员——这样安慰自己,让自己在这个乱年月里活得心平气和一些,可以吗?

  《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这样说:“来自腐败收益的诱惑,以一种有悖常情的方式,为干部们提供了保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照此而言,今天中国的腐败未必是增长的障碍,它至少部分是增长的副产品。”

  其实这些美国佬说的不对,腐败绝不是什么增长的副产品。增长,或不增长,腐败都在那里,它根本就是我们自古流传至今的地产品。回想一下,漫长的帝国时代,混乱的民国时期,以及萧条的文革前后,腐败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过?

  这样你就知道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热爱腐败的民族啊?不管谁当政,不管是什么制度,终究都逃脱不了腐败。我痛恨腐败,并不是因为腐败违背了我内心的什么神圣原则,而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像你一样腐败。是不是这样的?

  想想吧,在现实生活中,办一件事,哪怕明明可以走正常程序,你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想:找找人?并不是事情有多难,并不是办事机构有多么不负责任,而是“找人”已经内化为我们的心灵需要,是证明自己成功的一种标志。

  先别管腐败是不是制度性的,至少,腐败是全民性的,是社会性的,对不对?人人都是腐败的参与者,人人都渴望用腐败的方式占得先机,比别人更多地捞好处。只不过依权力的大小,在程度上有分别罢了,五十步的,就痛恨一百步的。你未必掌握权力,但你却热衷于依附权力的边缘,分享腐败。反腐败的难度,可能恰恰在这里。

  当腐败惠及的人群达到一定规模时,反而产生了一种稳定作用,你腐败,我也腐败,大家在共同腐败的基础上就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这可能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准确描述。因此,《羊城晚报》有文章这样说: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办事却要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称:“去年,报道了几位被陷入狱的农民。后因报道,他们出狱了,获得了村民的推崇,当选为村支书与村主任等。今年,听到的消息是,也是这几位农民,得势后把村集体经济中价值千万的企业改制给了自已亲戚。这听起来真像历史上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每个人心里都藏有一个贪官,没有好制度指不定一个好人立马变恶吏。”

  我认为,傅记者的观察很有价值,但结论,却有偷懒的嫌疑。思想只到达“真需要一个好制度啊”就结束了,不肯再深入一步。他似乎隐隐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好制度一直在等着我们,而最可恨的,就是当政者,只要他们发发善心,说,好吧,同意建立这种好制度,于是好制度就出现了。是这样的吗?

  那么,这样的好制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美国人拿枪逼我们建立起来的吗?还不是要靠我们包括那几个农民一起建立起来并维护着?那么,靠我们,能建立起来吗?能维护好吗?我们这些内心不净的人,一进入这个制度,就自动变好了,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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