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简介生平经历,李公朴的子女后代

来源:消费主张时间:2018-10-09 点击：推荐访问:杜甫的生平经历简介

　　李公朴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他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内战，是民主运动的旗手。他热爱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实朋友。在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与之抗争，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英勇献身。

　　勤奋读书

　　李公朴生于1902年11月26日 (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江苏省常州人，原籍江苏武进湖塘桥。李公朴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其父李学增因家境贫寒，在常州无以为生，由一朋友介绍到镇江沈家公馆做佣人，全家迁至镇江。李公朴三兄李公愚由沈家推荐到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做学徒。公朴10岁入私塾发蒙。13岁弃学到李公愚所在商店当学徒，三年半满师。前二年，每月得“月规钱两角”，后一年半增至1 元。公朴白天到商店干杂活，学生意，晚上回家自学诗书，练习作文、写字，看《水浒》、《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小说，文思进长很快。

　　李公朴17岁学徒师满，正值“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全国的时候。他受到了爱国运动的影响，便和学生、店员联络发起组织爱国团，参加抵制日货活动，并以“长啸”笔名写文章揭露店主勾结官府将日货商标换成国货商标，改头换面，冒充国货销售，因而得罪了合兴盛商店老板，被该店开除。

　　李公朴离开合兴盛商店后，在他三兄的支持下，考进润州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在读到二年级下学期时，因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开除百余人，李公朴也被勒令退学了。

　　李公朴回到家中毫不气馁，继续自学高中课程。不久，考入沪江大学附中高中，兼做图书馆和青年会工作。毕业后，考入沪江大学。在这里，李公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触了各方面先进人物。他思想开朗，上进心强，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都热心参加，成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

　　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大发展，沪江大学校园内也顿时活跃起来。沪江大学校长、老同盟会会员刘湛恩很赏识李公朴，认为这位学生思想灵敏，政治态度明朗，有培养前途，遂介绍李公朴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五卅”运动时，李公朴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科长，奔赴各工厂工会，做工会联络工作。上海“三罢”开始后，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李公朴带领一部分学生，在小西门一带散发传单，突然一群军警包抄过来，幸亏一家小商店的店主把他拉进店房当做店员遮掩了过去。

　　血的嘲笑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讨伐北洋军阀，受到了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的拥护和支持。李公朴也受到了极大鼓舞。他毅然决定放弃大学学习生活，决心做一名新时代的“班超”。他说：班超在国家危难之时，能够投笔从戎，难道我们的认识竟不如他吗! 他告别师友，奔赴广东，报名参加北伐军。招兵处将他分配到东路军前敌总政治部任宣传员。他随东路军进军福建，2月8日进驻杭州。在杭州，他组织总政治部慰劳队，编排文娱节目，上前线慰劳演出。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上海书画家张筱楼的次女、北师大的高材生张曼筠。两人志趣相同，产生了爱情，相约在北伐统一全国后完婚。

　　3月初，李公朴随军离开杭州，经安徽，进逼上海。在行军路上，李公朴积极编写宣传材料，书写标语口号，出席群众大会，宣讲国民革命政治主张，领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3月23日，北伐军进驻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在东南几省“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领袖被杀害。李公朴开始弄不明白，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怎么向革命的民众开刀? 当他亲眼看到他认识的许多共产党员被处死，他的同乡、同学乃至亲密战友被抓被杀之后，特别是政治部一个通讯员暗中告诉他：上司命令通讯员拿一包共产党的宣传品塞进他床底下，准备搜查时诬陷他等之后，他清醒了，他说：我受到了血的嘲笑之后，才知道“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古语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是以北伐开始而以自伐告终，今后必致内战频仍，外患日剧，前途不堪设想①。他觉得他的灵魂受到一次很大的“侮辱”：他与豺狼同室了。他很感激这位通讯员的提醒，当即愤然离开了部队。

　　李公朴离开北伐军后，联络了些知心朋友，设想创办环球通讯社，借以教育人民，揭露新军阀的罪恶，实现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但蒋介石命令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严查各报刊稿件，禁止发表革命文章、消息，还强迫刊登反革命言论，否则就停止邮寄或查封。蒋介石的专制主义比起袁世凯、孙传芳来则有过之无不及。李公朴办报的设想破灭了。

　　赴美留学

　　1927年底，在李公朴走投无路之际，适逢美国阿立康州黎德大学来华招生。这所学校是应中国青年会的请求，为中国青年会培训工作人员的，入学条件是：英语基础好，大学未毕业，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基督教徒。考试合格录取后，享受奖学金。李公朴符合这些条件，他向中国青年会提出申请，经中国青年会推荐并考试合格被录取。

　　1928年初，李公朴同张曼筠结婚。

　　8月25日晨，李公朴乘海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国。在日本逗留数日，李公朴曾游览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城市的名胜古迹。他写道： “彼邦一种升平气象及建设工作之成绩，已令我回想祖国，感触万端。”①

　　9月10日下午3时，船抵美国西雅图城，受到该处青年会干事富勒夫妇的迎接。第二天转赴炮特伦城，入黎德大学。学校校长和教授们对李公朴等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李公朴学的是政治系市政学专业，课程设有法文、美国之政府、社会史、社会学、市政研究等，规定学业两年，然后赴欧洲作实地考察。

　　李公朴在美留学期间，兼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杂志记者，写出了数十篇海外通讯，刊登在《生活》上。他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文笔生动，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1928年底，他在《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一文中，分析了民主、共和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共和党战胜民主党的原因，同时也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他写道：在选举之前，竞选者许下了当选后的种种诺言，“选举期一过，得到政权之一党，仍照己意而行使职权，其对于彼所允许之政策事件，大多数都敷衍过去，人民亦无如之何”①。在《做工的校长和男女师生》一文中写道： “此邦男女做工的精神，实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他介绍了他们学校校长谷爱敏博士，下午下班后回到家中，穿上做工的衣服，劈木头、推草，忙得满头是汗。学校中的一切杂务，多数是学生做的，例如擦地板、筑路、厨房洗菜做饭等。“做工的男女学生，不觉得难为情，还很受人尊重。” “在路上遇到的满脸油亮的、浑身穿着很破的衣服的女子，原来就是早二三小时衣履整齐，坐在小汽车内的女同学。”②在《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的高兴》一文中，记叙了美国人过年的习惯，亦颇有可取之处。他写道： “美国人过新年的热闹，那是不能与中国比的，他们过年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五分钟，说长一点，一夜而已! ”①他说，美国人不十分注重新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重视庆祝耶稣圣诞节，与圣诞节相隔不远的新年，只好点缀一下就完事了②。在通讯中，李公朴还记述了柏敦博士在演讲中反驳了所谓中国人排外举动的错误，美国人对娱乐之浓厚兴趣，美国家庭生活的特点，在美国的中国人之“堂斗”的危害等，对交流中美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29年暑假，李公朴到达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州一家捕鱼公司做工。做工之余，对鱼厂工人做了详细调查，“始知工人中竟是各色人种都有”③。这些人心理状态完全是以各人的种族在世界上所占地位之高下为转移的。李公朴调查后写道：国家地位之高下，国势之强弱，与个人关系，到了这种地方就格外看出他的密切程度。在外的华人以及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民众都有这种感受。“近来国内军阀乱国不成后，多半是出洋考察，我们应希望他们最少要考察明白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内争不息，政治上不上轨道所致”。“倘若他们能有所悔悟，则中国国际地位之增高亦可计日而待矣。”④

　　7月4日是北美合众国独立15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李公朴站在鱼厂北边大石顶上，耳闻厂内美国人庆祝国庆的炮竹声，眼送将要离别此岸而光临亚洲的落日，仰视那面飘扬山顶上的青红白国旗，联想中国的青天白日旗，不觉触景生情，百感交集。他写道：国旗之颜色相同，国际之地位却迥异! 回忆 153年前，此新大陆中无所谓合众国，且大半的地方尚为红人出没、野兽奔驰之区。当时的中国则正当清朝鼎盛之秋，而美国人那时尚在英国政府压迫之下，受重征暴敛之苦。谁能相信 150年后之中国会变成世界最贫弱之国家，几千万灾民坐而待毙，而美国却在这百余年间突飞猛进，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首，其故何在，启人深思①。李公朴忧国忧民之心，如此可见。

　　1930年夏，李公朴毕业于美国黎德大学。7月18日，李公朴离开炮特伦经纽约赴欧洲考察，7月29日抵伦敦。后离开英国赴日内瓦。9月底，由日内瓦绕道比利时，参观在比利时里安济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

　　在万国博览会上，李公朴见到中国展室小而租金高，展品低劣，外人非议者很多，丢了国家的脸，甚是不满。他向展室建议：今后中国若不参加则已，如再拟参加，或政府已允许参加，则今年之经验应给下次负责筹备者以应有的教训，及早做好筹备工作，于出国前先在上海或在南京开全国展览会，然后选最上者送往国外陈列，则成绩较此次进步可预卜也②。

　　归国

　　1930年10月中、下旬，李公朴离开比利时乘日舰白山丸号回国。船行至中国南海时，李公朴写了《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一文。文章回忆他在日内瓦偶遇孙中山在广东做大元帅时的总参谋长蒋作宾，向他介绍了在广州因久攻惠州不下，杨希闵、刘震寰两军阀对孙中山的指示阳奉阴违不肯用命的情形，蒋说： “总理的病以那时期所种的根为最重! ”是号称革命同志给气死的。李公朴很有感慨地说： “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之，”外敌不足畏，内敌最可畏，这是任何团体失败之由来。我们要记住孙先生反复叮咛的“发扬民族的团结精神”，“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以“振兴内政，抵御外侮”，不要“各私其所私，倾轧排挤”，否则“决难脱离衰弱”的命运。否则， “无异于我们自己摧残自己，夫复何言。”①

　　11月3日，李公朴所乘船只抵达上海码头，邹韬奋和张曼筠前往迎接。邹韬奋在《生活》上发表了《记欢迎李公朴君回国》一文，盛称“李公朴为异常爱护《生活》之一人。两年前，他赴美求学，本刊即以驻美特约通讯员相托，承他于百忙中为《生活》执笔，异常勤奋，其通讯之见于本刊者夙为本刊所传诵，不必记者重为介绍。”②

　　李公朴回国后的首要任务是积极筹办出国前所要办的《环球通讯社》，宣传民众，实现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愿。经过几个月努力，多方奔走求援，终于筹备就绪，但国民党政府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终未能出版。李公朴还多次与邹韬奋、戈公振，杜重远、毕云程交谈，协助他们筹办《生活日报》，国民党政府也不批准，最后该报由邹韬奋在香港出版。

　　李公朴回国后的第二个任务是实现中国人团结自救的宏图。他郑重声言：中国若能“整顿政治，努力建设”，发扬民族团结精神，能卧薪尝胆的“共同奋斗”，以中国之宝藏，中国人之智力，中国之广土众民，绝对永无衰弱的道理。若自相残杀，自己先把自己弄得奄奄一息，则他人不必用力来压迫我们，随便一举手、一投足，已足置我们的死命而有余①。当他看到蒋介石集团对内用兵，集结几十万大军发起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围剿”，对外执行不抵抗政策，“九一八” 事变后几个月，日军侵占了全东北，接着日军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爆发了有名的“一·二八”抗战，但又被蒋介石破坏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等事实，激忿地说，这不是自戕嘛! 如此下去，国何以为国，民何以为民?他称赞上海抗战是“中国人民未完成的杰作”，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②。

　　在日军侵占我东北，威胁华北，进逼上海、南京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惶惶，国民政府先有迁都洛阳，复又以西安为陪都之议，国民党要人亦纷纷前往西北，大唱建设陪都、开发大西北之高调。1929年到1930年，西北诸省连续发生大旱灾，赤地数千里，饿死人数达200万，其中以陕、甘两省为尤甚。就陕西而论，灾民即逾200万，饿死者近百万，达全省1/3强，惨酷情形不堪想象。此时，李公朴也决定以新闻记者的身分前往西北，不过，他去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期望能为开发大西北真正做出贡献。

　　1932年4月中旬，李公朴乘火车到潼关，再转坐汽车去西安。途经华阴、临潼，他都下车，参观古迹，访问农民群众。后由西安至兰州，深入西北几省广大乡镇考察，历时一月，写出了有关政权、教育、经济等多方面的报道。在5月15日写的《潼西道上》一文中，对陕西种鸦片提出衷告说： “鸦片在陕西为公卖品，价格低廉，老幼男女，无论贫富，吸者甚众，虽贫如乞丐，亦有吸烟资格。”陕西“执政者历年以来，因陕省人祸天灾之频仍，老百姓中不饿死者亦大半赤贫如洗，故政费之来源，竟藉此毒物为主要之收入。饮鸩止渴，何以异此! ”①李公朴的报道和文章，如实地揭示西北几省的困难和弊端，提出了改进措施，唤起了社会的注意。

　　1932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坚持不抵抗主义，致使热河告急，华北几省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李公朴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十分气愤地说： “蒋介石不配作中山的继承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如何，需要重新探索。”②

　　热心社会教育

　　李公朴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足畏，最可畏的是我们自己的一盘散沙。要使国家兴盛，民族富强，只有广泛地进行社会教育，才能把青年和成年人从愚昧中唤醒过来③。他说：在上海，虽然学校林立，然而因为环境的限制，没有机会求学的成人和青年，为数当亦至巨。他们是迫切地需要着知识的食粮。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使他们能得到买书读书的机会，灌输他们以种种的常识，以增进其生活技能和为社会服务的效率。

　　次之，上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繁华市场，一切不正当的娱乐，一切不正当的消遣，都随时可以拉着一个有用的青年，走向堕落的陷阱。每一个人是需要活动的，没有正当的活动，必干不正当的活动。不正当的娱乐活动，小之浪费时间与精力，大之影响社会国家，而为害群之马。因此，利用这一些失学者的闲暇，予以读书的机会，引导其对读书发生兴趣，以防止其不正当的娱乐，也不能说不是一件极有价值与意义的工作①。

　　从1932年至1934年，李公朴为开办社会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李公朴开展社会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流通图书馆。选购各种民众常识应用的图书，免费供人借阅。这样，直接的可以推进民众教育，间接的也促进民众业余生活之改善，加入者甚多。第二，办业余补习学校。鉴于少数图书馆读者，因基本文化知识之缺乏，致使阅读发生困难，甚有面授之必要。流通图书馆阅览室除上午9时至下午6时开馆外，余均弃置不用，正可以作为补习学校校址。由于校址适中，收费较低，报名参加者踵趾相接。第三，在《本埠增刊》上，新辟《店员通讯》、增刊《业余周刊》，柳湜、艾思奇、夏征农、廖庶谦等都是这些专刊的负责人。专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店员、工友、学徒。第四，1933年6月增设妇女补习学校。李公朴等认为，目前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年长失学妇女，没有适当的学校可进，既不能获得独立谋生的技能，去服务于社会，又不能取得处理家事上的必须知识，去改善组成社会的家庭细胞。这些妇女迫切地要求进业余学校，提高知识、职业能力。

　　李公朴开办社会教育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满足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参加者踊跃、外表上的轰轰烈烈。他密切地注意它的社会效果，不断地采取措施，改善工作方法。流动图书馆开张以后，发现有些读者“对于图书的选择、书籍的读法、以及知识的应用上都缺乏一定的素养，急需一种正确的指导与帮助”，于是，他便决定增设《读书指导》专栏，还规定了指导方针：

　　一，打破图书馆一贯的只消极的供给读者以读物，而不予以指示或帮助的做法，使图书馆与读者取得亲密的联系，即要图书馆成为大众的书斋和精神食粮的仓库，而以《读书指导》为其益友与导师。

　　二，解除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篇中茫无适从的困难，明示读者按着时代的要求去借阅他们需要的书籍，并为之作出各学科的《图书》、《研究方法》、《重要书籍提要》，使读者能有目的、有系统地依照需要而开展自己的读书生活。

　　三，纠正读者离开实际为读书而读书的错误认识，极力使读者认清读书是为了提高认识并解决实际问题，排除因闲暇无聊而读书的消遣态度。

　　四，在《申报》辟《读书问答》一栏，帮助读者解决书中的疑难问题。

　　五，研究学问，尤重朋友间相互讨论与切磋。因此《读书指导》并愿极力帮助读者组织各种科学研究会及读者谈话会等，俾读者获收切磋琢磨之益①。

　　在读书指导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信的作用。他们和读者经常地个别通信，指导读者怎样计划读书，怎样选择图书，怎样阅览，怎样解答字句上、意义上的种种问题。对于读者所提出的共同性的问题，又在《申报》上做公开的解答。这其间虽然遇到了若干的困难，饱尝了许多人事上的麻烦，然而，终究满足了读者的要求，密切了读者与报馆的关系。

　　读书指导部成立一年后，李公朴召开会议，进行了工作总结。他在肯定成绩、检查缺点的基础上，要求读书指导部今后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个别复信工作上来。对读者每一封来信，要尽力做到详细地答复。要继续努力做好名著提要，使一般读者容易将书读懂。要加紧编制研究书目，供读者借书时参考。书报阅览室要出一种壁报，随时把书报上各学科的代表作介绍出来，使读者们容易找到他急需的书籍。他说：这些工作一方面是节省读者的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使读者不在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上兜圈子①。

　　《申报》流通图书馆开设两年来，参加该馆借书的读者已达万人，同读书指导部通信联系的有600余人，邮借读者500 余人，平均每日来馆借书者700余人，来馆阅读者300余人。从馆务发展的速度上看，不仅证明大众增长知识的要求迫切，也可以看出申报图书馆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在补习学校管理上，李公朴根据学员程度分班分组授课。妇女补习学校开始时分国、英、算三科。以后学员增加，学生学习目的各异，又分高、初二级，高级分家事、职业二科，每科复分二班。初级分二班，每班分两组。此外并设置钢琴、图画、汉文打字、英文打字、银行簿记等专修科，使来学者均得就其所愿以学，全无削足就履之苦，因此，学生进步迅速，学生数亦年有增加。计1934年春为127人，暑期补习班为55人，同年秋增至137人。

　　《申报》业余补习学校，1934年2月25日登报招生，3月 15日开始授课时教室两间，学生83人。两个月后，教室增至八间，学生增至400人。后又商借澄衷中学、中山文化教育馆、留云小学等校一部分房间，作一、二、三、四、五、六分校校舍。各校分别于5、6、8、10月开学。六校共计学员1 764 人，成为上海唯一信誉卓著之补习学校。

　　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由于教学成绩卓著，社会影响大，分别于1934年12月13日、1935年4月经上海市教育局准允登记。

　　主编《读书生活》

　　1934年10月10日，《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被国民党政府暗杀。当时，因练习骑马摔伤正住在医院治疗的李公朴，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气愤。他托着骨折的手臂，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的史量才先生追悼会上，作了痛斥国民党特务丑恶行为的演说。鉴于《申报》因史量才遭暗杀而被迫转向，李公朴与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研究，决定将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上的《申报》二字，改为“量才”，以示纪念，并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完全脱离《申报》，以免受《申报》转向的影响。与此同时，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将《读书问答》栏、《店员通讯》、《业余周刊》等专刊内容充实到《读书生活》里，扩大发行量。李公朴从事的社会教育，不但未因史量才遇害而减弱，且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发展了。

　　《读书生活》由李公朴任主编，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任编辑。李公朴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60余篇文章，有指导青年读书、介绍学习方法的，有批评时政的，有纪念爱国节日、悼念革命烈士的，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有鼓吹抗日反对卖国投降的。这样，《读书生活》不仅是读书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它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文化思想生活，成为思想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

　　李公朴针对社会上青年人不了解什么是知识，误把求知识和读书当做一件事时指出：读书是求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在中小学读书是掌握读书工具和读书方法，“实际生活经验”是求知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他提出“读书” 、 “读书工具”、“实际生活经验”三者并重的原则; 要求“活读书” 、“读活书”，接触实际，不拘泥于死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把自己的经验与书本子结合起来，融汇贯通，形成一种新见解①。

　　1934年11月5日，李公朴在尚文路江苏省立实验小学所做的《读书实验》演讲中提出了“做人与读书”、“做事与读书” 、“求进步与读书”三方法。他强调在“做人” 、“做事”、 “求进步”上结合实际，解决客观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读活书，做到学以致用。他反对学习上照抄外国，人云亦云，反对读死书。他说： “我们应当取人的长处，不要学人的短处，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方法，把中国民族的危亡挽救过来。”①这时的李公朴，从他走过的艰苦的教育历程上，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洋八股的立场上了。

　　在《纪念“一·二八”三周年》、《纪念“五卅”》、《纪念“一·二八”四周年》等文章中，李公朴高度赞扬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青年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精神。他称“一·二八”是一幅伟大的中国民族斗争的艺术的杰作，它扫除了中国过去对于自己的虚怯、自卑、庸懦和愚昧，表现了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力量和自信。他要求广大读者去激励民族反抗情绪，自觉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他们践踏我们一寸土地②。他称“五卅运动”是中国劳苦大众从“自在”到“自为”的一个纪念牌，是以中国劳苦大众为主体而联合各社会阶层、资本家、商人、学生而形成的一个光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发展。他提醒全国人民：当前“时代的严重性早已超过 ‘五卅’ 阶段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已遭受破坏，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与日增强，国民经济日濒瓦解，世界大战的危机越来越近” 。如何改变当前的困难?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团结，是力量的集中③。”

　　在《怎样纪念四个伟大的日子——“五一”、“五三”、 “五四”、“五九” ! 》一文中，李公朴认为“五一”、“五四”是有伟大意义的，应该用 “红字” 来标记; “五九” 、 “五三”两个纪念日，我们只能用“黑字”来表示我们的悲哀与愤怒，这是民族耻辱的两个符号。当时社会上召开的纪念会很多，主要是激励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会上发言者情绪激昂，会后又冷了下来。针对这种情况，李公朴说，开雪耻会，不应该尽说激烈话、割手指、跳海，而应是有理论、有计划的造成全国大众一种普遍的意识，那就是坚固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阵线，尤其要首先巩固已有的反日阵线①。

　　193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又派兵大举进攻华北，组织汉奸自治政府。蒋介石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 “塘沽协定”，断送了绥东、察北、冀东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这时的《读书生活》很少有专门讨论读书心得方面的文章，而是配合形势，站在救亡运动的前沿，揭露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的烧杀、抢劫兽行，批驳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呼喊救亡图存。李公朴发表了许多篇思想尖锐，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他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时指出： “日本占据丰台车站，扣车、运兵、建飞机场，陆空示威演习等等不过是整个侵略的一部分”，“敌人的侵略行为并不因了华北就告中止”。我们有了这种认识，“才会不再丢掉华北，苟安于华中、华南的谬想”②。他在《新的进攻的特点》一文中指出：敌人自己动手来干，无论是公开的战争，或以外交手段，“都容易看得明白，这是侵略”。若利用你国内的一个民族，如满洲傀儡国运动，“减退了一点侵略的色彩”，“那就比较复杂，并且侵略的方式也较厉害、阴险、刻毒” 。“所以在敌人方面，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汉奸运动” 。他深刻地分析了汉奸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社会内部一部分与大众利益势不两立的人。华北自治运动这幕丑剧，决不是殷汝耕一个人，也决不会让他连台演下去，还有许多高官、将军、贵人、名流、学者，迟早要登台表演的。因此，李公朴认为“民族斗争与反汉奸运动不可分离”。“肃清汉奸不仅仅是几个已露丑脸的东西，同时要检查许多尚隐藏在 ‘亲善’假面具背后的奸贼”①。

　　冀东防共政府出现以后，李公朴撰文指出：现在“不能只站在远远的地方空喊几声杀殷汝耕这狗贼，发一两个讨伐电报就完了; 不能像胡适博士一样，还想在 ‘战’ 与 ‘降’之间另找什么‘守’ 的第三条道路; 也不能仅仅像北平学生一样抱着读完最后一课大家殉难去”。“目前，需要迅速缔结一个人民阵线”。这个人民战线包括“今日许多见解不同的人，但在不想当亡国奴，不欲中国领土”被敌人占领的目标下，团结起来，“看不到这一力量，不从这里去集中国力，一切空谈救国都是幻想，是敷衍，是欺骗”②。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对华北自治政府的游行示威。接着，全国响应，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李公朴完全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的正义斗争大声疾呼。他在《慰问北平受伤的同学们》一文中说，“接到北平16日电讯后，我们的血也同样的在沸腾” ; “国难第一线上的中国学生的姿态，是光荣的。我们对于北平学生大众 ‘再接再厉’ 的斗争精神，敬致斗争的敬礼” 。他指出： “北平学生提出的主张，也是全国大众的主张，北平学生奋斗的目的，也同时是大众的。”他抨击9 日、16日北平军警“胡乱放枪，喷射水龙头是神经错乱” 、 “一种失态”，“有失国体的一种耻辱”，“表示万分的愤慨”①。

　　一些学生在请愿被阻后痛哭狂骂、垂头丧气。李公朴及时提出告诫。他说，一种运动，最怕的是遇了阻碍后，群众情绪一时由忿怒变为懊恼、颓丧，指导的人不容易驾驭这情绪，使广大的群众力量发生分离、涣散现象。他建议学生领袖，在运动中要注意自己队伍的教育工作，切实指明运动的意义、过程，帮助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个问题，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斗争的曲折性，不单纯凭热情去参加斗争，而要理智的指导②。

　　李公朴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主编《读书生活》的同时，又筹建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 “问答” 、“讲话” 、 “常识”等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的重要读物，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 (后改书名为《大众哲学》) 、柳湜的《街头讲话》、高士其的《科学小品》、夏征农的《文学讲话》、《读书问答》等等。李公朴主张把图书馆办成学校化，把杂志办成讲义化，着眼于工人、职员、小店员、失学失业青年，使他们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学习，怎样团结爱国、制止内战。这时，李公朴已是意志坚强，热血沸腾，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爱国领袖了。

　　爱国有罪

　　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于1935年12 月12日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李公朴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在《宣言》上签了名。12月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35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推定沈钧儒为主席，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统一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已经63岁的沈钧儒和左臂跌伤的李公朴参加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浩浩荡荡从商会出发，经过北河南路、宝山路到大场路，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动参加到队伍中来。这是上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示威游行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开两天，李公朴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救”先后发表了《公开信》、《为绥东事件宣言》、《告同胞书》，表达了“全救”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共赴困难的真诚愿望。“全救”成立后发动抗日人民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了救亡运动。蒋介石集团为了摆脱孤立困境，破坏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推行其对内 “剿共”对外投降的反动政策，竟然要对救国会和它的领导人采取镇压手段。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七人，分别在自己的住所被捕，沈、李、王、沙被送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章、邹、史被送往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高二分院当即开庭，审问沈、李、王、沙。沈、李等当庭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拘捕他们，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公安局非法移提。沈、李、王三人的九位律师，轮流进行辩护，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公安局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担保释放。另外，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亦以同样理由被迫裁定由律师保释。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几人回到家里不久，又于晚10时遭逮捕。李公朴当晚不在家，他是第二天“高二法院”开庭前一刻钟，自投到法院里来的。这一天审讯是公开的，不禁止旁听，但中、西捕探和警察密密包围了法庭，警戒森严。审判长宣布沈、李、王三位居住在越界路区域，“高二法院”没有管辖权，撤销拘票、回复逮捕时原状。按法律回复逮捕时原状，就是恢复自由。但法院与公安局串通，违背法律，由公安局把他们提解走了。与此同时，章乃器、邹韬奋于11月27日晚，也从上海地方法院移提到上海市公安局。

　　12月4日午后，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押上团体客车，从沪锡公路往苏州开去。途中，李公朴轻轻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章乃器低声和着，大家也跟着唱起来。由李公朴指挥，押解人员也一起唱。歌罢，彼此互相鼓掌，热烈的情绪，溶解了 “囚犯”和解差之间的界石。车抵苏州前，李公朴代表沈钧儒等人向押解人员致告别词。他慷慨激昂，当讲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押解人员中有的流了泪，李公朴也忍不住地流下泪来。

　　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经过“侦讯”，沈钧儒、李公朴等被送到吴县横街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押。他们考虑到这个案子不可能短期了结，准备作“长期牺牲”，对监狱的生活和斗争做了细致安排。他们五人中，沈老年高，经验最丰富，又和蔼可亲，被大家推为“家长”。其他五人的分工是：章乃器为会计，王造时为文书，李公朴管事务，邹韬奋管监察，沙千里管卫生。每天7时半起床，运动半小时。运动分跑步、拳术、柔软操、打球、推手等。饭后，他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邹韬奋续写《经历》，王造时翻译拉斯基的《国家论》，沈钧儒练习书法，李公朴每日手不释卷的读书。各人都按计划埋头奋斗。

　　国民党政府坚持爱国有罪的反动政策，在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捕后，1937年1月29日，江苏高等法院又传讯并扣押了顾留馨、任崇高，在南京逮捕了孙晓邨、曹孟君，在镇江逮捕了罗青，在无锡逮捕了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在美国讲学的陶行知也被法院通缉。这样，随着案情的发展，非法逮捕通缉的已不是7人而是14人。

　　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捕羁押八个多月。期间，在经过五次侦讯后，正式开庭审理，第一次开庭是1937年6月11日，第二次是6月25日。当时李公朴还年轻，但颔髯长半尺。他每次答辩，都是从容地捋着美髯，据理力争，非常坚决。如问到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时，他答道：“四个大字，抗日救国。”当提出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容共”的问题时，他回答说： “联合各党各派，是 ‘九一八’ 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检察长大惊小怪，竟扯到容共上去了。各党各派，当然是而且首先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提国民党，只说共产党?如果说这就是容共，中山先生也主张容共，难道中山先生错了吗?”对所谓“共产党主张抗日、建立国防政府，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上也主张抗日，建立抗日政权，这是被共产党利用”的问题，他答说： “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的话，别人就不能说了。共产党说抗日，难道我们就只能说不抗日吗?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只能说不统一吗? (在这个问题上，沈老更直截了当地说：难道共产党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吗?) 我国四万万人都要求抗日，只有汉奸除外。我相信审判长也是要求抗日的，如说这是被共产党利用，那审判长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不管是谁，只要他坚决抗日，我就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他还特别反诘说： “如说救国是 ‘危害民国’ ，难道卖国才是 ‘保卫民国’ 吗?如说呼吁救亡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难道与三民主义相容之主义，是当亡国奴吗?”

　　这些“法官”总想把“救国”说成“有罪”，借以吓人，不料“七君子”及21位名律师(当时全国还有许多名律师都要求为“七君子”作义务辩护人) 毫不让步，使他们无隙可乘。第一次审理还未终结，因审判长拒绝调查证据，致使全体律师一致“罢席”，被告一致拒绝答辩，旋即审理中断。到第二次审理时，法庭上仍紧张万分，无法终结。“七君子”中有的反诘他们的讯问是“牛头不对马嘴” ; 有的直接反驳其“缺乏地理常识”。检察官说他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接着就有人提出： “希望代表的不是中华民国，否则，老百姓太丢脸了。” 检察官气急败坏地说： “这是侮辱检察官，妨碍行使职权，” 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大家说： “这是阻止被告合理申辩，侮辱救国会，”也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弄得他们哑口无言。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于是又以此来嫁祸于 “七君子”，认为他们去年曾给张学良打过快邮代电，这是一种“勾结”的“轨外行为”。沈钧儒反驳说： “如认为这是 ‘勾结’ ，我们也同样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军事将领，那不是也同国民政府 ‘勾结’ 了吗? 既然 ‘勾结’，有 ‘勾结’ 一方，当然还有 ‘被勾结’一方。”沈老郑重提出： “必须传张学良到法庭对证。” 弄得那些“法官”们满头大汗。旁听席上的人，也哄堂大笑，拍手叫好。站立两旁的法警竟也相视而笑。

　　在两次公审之间，即6月23日，杜月笙、钱新之来看守所，拿出两封电报。第一封是6月22日叶楚伧从南京给杜月笙、钱新之的，电报说： “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第 24日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第二封是蒋介石6 月23日从庐山打给叶楚伧的，电文是： “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

　　“七君子”对叶楚伧要写悔过书一事，十分气愤，表示坚决反对。沈钧儒和邹韬奋都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们没有 ‘过’ ，用不着 ‘悔’ 。”李公朴愤然指出： “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地明白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乞求。今以具悔过书作为我们赴庐山的条件，这等于不要我们赴庐山啰! ”为此， “七君子”于6月23日晚，写信给蒋介石，表明了态度。这样，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援救“七君子”，争取抗日救国自由，揭露国民党救国有罪的反动实质，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麟、潘大逵、胡子婴等16人于6月 25日发动救国入狱的签名运动。宋庆龄等16人向报界声明说：“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国罪，如果爱国就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人敢去爱国吗! ” “七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了，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入狱。这就是我们发起这个运动的由来。”7月5日，宋庆龄以愤怒心情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对她收押。同行的还有诸青来、彭文应、胡愈之、胡子婴等十余人。中外报刊都以很大版面报道了宋庆龄等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更不敢对 “七君子” 贸然判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外形势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对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案件难以继续审理。7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江苏高等法院裁定：具保释放。同日下午5时，“七君子”胜利出狱。晚7时，苏州各界知名爱国人士李根源、张一麐等在国货公司屋顶花园设宴招待他们。晚11时半，沈钧儒、李公朴等从苏州回到上海。12时半，胡愈之、钱俊瑞、彭文应、张志让等在邓脱摩饭店设宴为“七君子”洗尘。李公朴发言指出： “被捕时手枪对着我们，我们认为最多不过是个 ‘死’ 。但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会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起来的。我们要以死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抗日胜利。”

　　8月2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设午宴欢迎“七君子”和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随后上海南市区还开了个官民联合大会，欢迎郭沫若和“七君子”。官方代表潘公展装模作样地说： “今天还有人怀疑政府究竟抗战不抗战。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人民还不相信政府，真是亡国之象。今后人民要无条件的相信政府。”轮到李公朴发言了，他说： “刚才主席说人民还不相信政府，今后应该相信政府。不错，不错。可是我看政府也不相信人民，甚至害怕人民。人民不相信政府，倒不一定是亡国之象，政府不相信人民到了害怕人民，确是倒台之象。今后要人民相信政府，首先要政府相信人民，不怕人民，不与人民为敌。”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潘公展致词时的沉闷空气立即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