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人自由观念和法定节假日
国庆长假，大家都在享受法定节假日，所以，说说这个话题。法定节假日，顾名思义，就是法律规定要放假的日子。从源头上说，这种规定最早的起源应该算《圣经》。《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世界，连着干了六天的活，到了第七天，全部干完了，安息了。所以《圣经》把第七天称为“圣日”。《圣经》说上帝第七天“安息”，其实并没有说老百姓第七天放假，而是说老百姓第七天要用来向上帝祈祷，感激上帝，给上帝以供奉，其实也是干活，只是不能在第七天干那些世俗的活，而要干一些属于“神”的活。
不管怎么说，《圣经》关于第七天的规定，成为法定节假日的最早来源之一。尤其当《圣经-旧约》成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教”的共同来源之后，三种“一神教”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宗教规定等同于世俗法律，“法定节假日”的性质就更加明显。到了后来乃至现代，即使信教的人，星期天是否去教堂已经无所谓，星期天不干活倒是比较实在的事情。
我们知道，“年”是由太阳周期决定的，“月”是由月亮周期决定的，因此，“年月”都有依据，是可以精确计算的。而一周七天这样的周期，除了《圣经》中人造上帝的人造依据之外，七天一个循环周期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没什么现实依据。在我看来，七天一个周期大概与游牧民族有关。《圣经-旧约》诞生于现在的中亚和西亚地区，那个地区沙漠比较多。按照现代科学提供的数据，人在沙漠中没有水的话，最长大约能活七天，但也不绝对。这很可能就是游牧民族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七天一个周期”的来源。中国古代是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地方，古代农业文明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印度、两河流域、埃及等。在这些古代农业文明的诞生地，都没有“七天一个周期”的时间概念。因此。我觉得“七天一周”的时间概念应该与游牧民族与沙漠打交道的经验总结有关。
对于世俗国家来说，法律规定放假，一定是与法律规定必须上班有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上班，也就不会有法律规定必须放假。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靠自己种地谋生，没有法律规定农民必须哪天上班、几点上班，农民是工作还是休息，完全由他自己根据气候、节气、农活多少而决定。因此，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春节这样的节日，也不需要法律规定必须放假。没有法律规定，农民一样享受春节。因为，春节既是一年的开始，又是农活最清闲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时候走门串户，走亲访友，完全是一种长期的习惯习俗，而不用靠法律来规定。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法定节假日？有的。但这个法定节假日主要是针对官员。官员拿了国家的俸禄，要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政府就要规定官员的上下班时间。既然规定了上下班时间，就会同时规定放假休息的时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官员的特权，好像中国古代只有官员才享受法定节假日，而应该反过来认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从来不规定老百姓必须上下班的时间，老百姓在工作时间问题上更加自由，所以老百姓放假休息的问题也不需要政府用法律来规定。比方说，宋朝规定，一个县令或知县，在三年任期内，不得随意离开本县境内，除非法律许可的一些大事，否则，县长只能留在本县境内，目的是及时处理公务。如果官员的法定休息日遇到老百姓告状、打官司，官员也必须受理。这是中国古代官员与百姓对于节假日的不同理解，官员有必须上班工作的规定，才有可以休息的放假规定；政府对于老百姓没有必须上班的规定，也就没有必须放假的规定。因此，在工作与休息问题上更加自由的老百姓，不会嫉妒官员有节假日休息的规定。比方说，宋朝规定官员结婚可以放三天假。但是，老百姓结婚，爱放几天“假”，哪怕不放“假”，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政府不会管他。
进一步说，在中国古代，如果有人愿意在春节期间做点与热闹红火有关的生意，也没有人会阻止他，那是他的自由。不像在欧洲或其他信奉“一神教”的地区，如果某人在星期天工作，就会有人以上帝的名义来谴责他。在这里，我们看出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差异。在古代中国，如果有人在春节之类的节日还要工作，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他。在西方，如果星期天有人工作，那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其他人就会以上帝的名义管他。随着虔诚信徒的减少和宗教势力退居次要地位，这类现象目前在西方也不像以前那么多。西方历史上，曾经因为星期天该不该工作而有广泛争论，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彻底结束。换句话说，直到今天，星期天是否工作，在西方依然会有别人来管你，而不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法定节假日在西方社会成为一个趋势，是在工业化之后。
马克斯-韦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把工作和赚钱视为是给上帝增添荣耀的事业，“天职”一说也与此有关。因此，新教徒中普遍出现了一种人，现在叫做工作狂。工业发展导致很多农民失业，不得不成为工厂的工人；一些新教徒成为资本家，他们把工作狂的要求也强加给普通工人。工人在工厂的工作已经与农业完全不同，脱离了自然规律的约束，工人几乎可以每天24小时围着机器工作，人成为机器的附庸、机器的奴隶，以至于机器引起了人们的仇恨。当“砸碎机器”、“破坏机器”在英国成为一场运动之后，工人是否拥有节假日休息的权利，才成为工业化社会中一个的广泛问题，成为工人的福利和待遇。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法定节假日的“福利”，是工业化社会中的普通人在失去自由之后的补偿措施。如果我们拥有自由，就不需要法定节假日；如果我们失去了自由，才会需要法律规定的自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时代的进步。当近代有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时候，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这个描述实际上也在说古代中国人比较自由，“自由散漫”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只是在工业化社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这种自由不受欢迎而已。
中国现在也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的广泛深入要求社会各个领域都协调一致地运作，于是，标准的上下班时间规定，成为工业化必不可少的要素。像古代农民那样可以自由安排工作和休息的状态，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个典型，几千年来，端午节始终存在。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愿意在这一天给自己放假，搞点划龙舟比赛之类的娱乐活动，完全是老百姓的自由，古代政府完全不会干涉。而现在，工业社会已经侵蚀了这个自由的假日。所以，为了这个节日，中国政府规定，端午节成为了“法定假日”。几千年来，这是头一次。这是失去自由后的重新获得。但是，这种自由曾经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现在，这种自由变成了法律的“恩赐”。工业化在给人们带来很多享受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法定节假日”从一个层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