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CAT：另一种风险

有这样一家上市公司。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制造商，拥有一个霸气十足的CEO，无数的专利，一大堆像诺基亚、HP、苹果这样的国际级客户。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商业竞争中，它还从未输给过任何对手。

　　不用猜了，它是郭台铭治下的富士康国际，全球合同制造业的No.1。最近，跟富士康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是接连11次的员工自杀事件，这使它变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事实上，从年初到现在，富士康的股价也几乎腰斩了一半。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富士康的商业模式（垂直整合+ODM+精益生产）越成功，它的经济规模势必越大，而它维系这个规模的社会成本也就越高。为了便于管理，接近40万的年轻工人（这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人口）生活在一个仅仅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为了按期交货，半军事化的管理、高强度的工作与流水线三班倒的节奏扼杀了正常生活；为了保护客户利益，又不得不有严苛的质保体系和安防制度。

　　这些富士康赖以成功的要素为什么会变成它今天的命门呢？

　　因为管理的科学化、分工的全球化、技术手段的升级，使现代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更强、更具控制力。

　　为了赢得竞争，强势的企业往往致力于营造一个以我为主的生态环境，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一个文化一律的类宗教组织。毫无疑问，这种 “大企业、小社会”的做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取得商业成功，创造更多的利润），设计者（通常是企业的领导者）们会刻意强化某些方面的社会功能（比如集中居住、思想灌输），又有意弱化某些社会功能（比如工会、社交）。这种自上而下、强调服从、功利性明显的畸形制度，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最终，企业的边界与社会的边界相冲突，但企业又无法承担相应的公共职能。结果就是，商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变成了社会层面的规模不经济，长期被压制忽视的外部成本迟早会找到一个集中爆发的出口。于是，高学历的华为工程师会自杀，富士康的草根打工仔也可能跳楼。

　　再看另一家公司，我们的国酒茅台。

　　前不久我与几位业内颇具声名的私募基金经理交流有关贵州茅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只难得的好股票，百年消费品牌、高端奢侈品定位、供不应求的市场现状、稳健的管理层、合理的市盈率，非常适合价值投资。“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茅台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一位基金经理下结论说。

　　我提醒他，“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极端气候灾变。”

　　事实上，茅台酒之所以能成为国酒。与茅台镇得天独厚的水源、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比如酿制茅台酒的用水主要是赤水河的水，赤水河水质好，用这种入口微甜、无溶解杂质的水经过蒸馏酿出的酒特别甘美。

　　茅台镇位于贵州高原最低点的盆地，一年有大半时间笼罩在闷热、潮湿的雨雾之中。这种特殊气候、水质、土壤条件，对于酒料的发酵、熟化非常有利，同时也部分地对茅台酒中香气成分的微生物产生、精化、增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山、水、植被等自然环境不变，茅台酒的品质就不会变，其不可替代性也不变。但如果环境发生突变呢？

　　别忘了，整个西南地区包括贵州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据报载，由于持续的干旱，整个赤水河的河床裸露大半。享誉世界的“中国酒都” 这块风水宝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据当地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由于缺水严重，茅台镇数百户酿酒的作坊和小型酒厂，几乎有近一半被迫暂停营业。而继续生产经营的，则只能花高价买水酿酒。大旱刚过，最近又是暴雨成灾。

　　在一些独立专家看来，西南大旱不是大气变化的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为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误导或者说错误利用而导致。由于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改变，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今天的茅台镇，根据贵州省组织的专家组考察，认为这座千年酒镇已严重超过合理的环境承载力，而居住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包括茅台集团在内的众多酒厂还有扩产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会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悄悄堆集，然后又在某个时间段里集中急速爆发。这样的事件正是典型的“黑天鹅”。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他们必须意识到，企业的存亡已经不光取决于商业上的输赢，还应当学会创造一个环境友好型商业。这意味着企业可能需要牺牲一点效率、放弃一些利益、控制一下规模，做几件跟当下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对于投资者而言，仅仅会解读财务报表，能够辨识“护城河”，分析商业模式已经不够了，他们还需要全面理解企业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华尔街那些曾经高度看好丰田汽车的基金经理们并没想到，不可一世的日本巨人，会被几个质量投诉的录音所打败。

　　至于我们民众，不应当再迷信大企业。那些企业正被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弗兰肯斯坦”控制。如果企业自身解决不了问题，就需要政府、需要NGO 组织、需要正义之士挺身而出。